20年了，当年背好友遗体归乡被对方家人埋怨的农民工，后来怎样了

|议史纪

|议史纪

20年前那个农民工，把死在外地的老乡扛在背上，冒着违法风险往家里送，结果落地变成“好心坏事”“办事不利”，连老朋友家里人都跟他翻了脸。

那场“千里背尸”的新闻，当年火到什么程度，老一点的观众只要一提广州火车站的编织袋，都能想起来，后来这事还被翻拍成了电影，红极一时。

时间一晃，媒体热度退了，当年好心背着好友遗体归乡的农民工，后来如何了？

一个“全国名人”，竟是被埋怨

2005年，李绍已经六十出头，本来在老家靠弟弟接济还能吃饱穿暖。真正把他逼出门的是一句很朴素的话：人老了，不能当彻底的拖累，至少得攒点以后埋骨的钱。

那几年全国各地都是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潮水，他算不上另类，只是年纪大一点。

和他一起上路的，是比他还穷的老发小左家兵：五十多岁，家里两儿子等着盖房结婚，文化程度连账都算不明白，长期被人坑。

两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老式乡村那种“半亲半友”的状态。李绍为读过几天书，认识几个字，脑子转得快一点，这在村子里就已经是“能人”。

每次他出门打工，都习惯把左家兵带上，一起去、一起回，帮他记工钱、跟工头要账、看合同有没有坑。左家兵的老婆本来是真心感谢他，把丈夫和这个家的希望都压他身上，甚至在邻居面前还夸过好几次。

机会出现在2004年年底，一个包工头进村招人，说去福建龙岩做电缆沟工程。条件听着诱人：包吃包住，还管路费，挖一米给三块钱，一天挖个七八米不算难，算下来一天七八十，一个月摸到近三千。

在当时乡下的收入水平下，这可就是天花板了。老两口一合计，抓住这次机会，也许几年内就能把家里的事全解决。

脑子转得快的李绍为在算盘上掂量了一下，很快就拍板把左家兵一起叫上，拉着行李往火车站走。

到了工地，第一印象就凉下来。包工头说的是挖沟，很多人脑海里有阳光、泥土、铁锹，最多腰酸背痛，挣的是辛苦钱。现实给的一组数据完全不对：地面不是松土，是硬邦邦的石层；要干活，得先打孔、放炮，再清残渣。

安全风险更高，体力消耗更大，进度还慢，正常人干一天，能挖出来三米就不错。三米乘以三块钱，撸起袖子干一天，连想象里的一半工资都捞不到。

本来想退出来找别的工做，结果发现根本走不了。包工头一句话卡死路：工程没完，工钱不结，能给一点生活费，但是别提回家路费。

这下两伙人算是真正成了被困在偏僻工地的“半劳役”，手里没钱，回家的火车票只能想想。时间进入2004年年底到2005年元旦前后，工地下工人心态越来越抑郁，里里外外都是郁闷情绪。

元旦前夜，工人们借着节日名头买了点酒，坐在一起喝着发牢骚。左家兵本来心里就苦，想着家里两个还没成家的儿子，看着眼前的工地就知道这次挣钱没戏，一狠心喝多了几杯。

第二天，在工地干活的时候，身体直接撑不住，当场栽倒。

第三天，人本来就有高血压基础，医生的说法是脑出血引起严重脑损伤，已经形成脑疝，再抢救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后面要是硬撑治疗，欠费单上的数字会每天往上蹿。

包工头在医院象征性扔下两千多块钱，当场人就消失，电话打不通，工地那边也没明确说后续责任。

左家兵家里是什么情况，李绍为知道得一清二楚：家里穷，他自己在工地这几个月也没挣出什么积蓄，两边都拿不出钱来填这口大窟窿。

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最终在病历上签字，选择放弃抢救。当晚，这个一直跟着他混饭吃的老伙计走了。

他能做的，是把眼前的事情尽可能处理好。看着躺在那里的遗体，他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带出来的得带回去”。

这种老观念不好听一点叫顽固，好听一点叫负责，落到农民身上，只有四个字：落叶归根。

这时还有一层考虑是，让左家兵的老婆和两个儿子从湖南跑到福建，车票钱就是一笔重负，到了当地吃住还要花，办完后事再把遗体运回去，算下来至少上千。他自己连欠费单都不敢看完全，心里清楚那家人实在扛不住。

于是，一个在旁人看来又冲动又离谱的决定，就这么形成：他要想办法，把遗体扛着，辗转几省，带回那个湖南老家。

千里背尸的全过程

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整条线已经脱离大部分人的经验了。

正常做法是走正规殡葬、运尸流程，联系当地部门和老家村委，按规定一步步走。

对一个文化不高、手里没钱的老农民来说，这套流程听着就头大，加上工地环境封闭、信息闭塞，实操难度实在是高。

元旦晚上，他趁着医院人少，把遗体用厚被子裹好。除了他之外，还有三位同乡参与，一起干这件事，说怕是真怕，毕竟这是在处理死人，可回去的车票问题、应对工友和家属的压力，又逼着他们一起跟着走。

几个人悄悄从医院溜出去，先面临的就是怎么上车。

从福建回湖南，中间要经过广州中转，长途火车查票、查行李都很严。要直接抬着一个人形东西上车，很难没人问。

这时候那瓶高度白酒派上了用场。他们把酒往遗体身上淋，配合已经裹上的被子，让外人看起来更接近一个喝断片的醉汉。

现实是冷酷的，他们的算盘并不高明，但在拥挤人流里，很多人宁愿多看一眼，少管一事。

过程的关键结果是，他们确实成功上车了，并且一路到了广州，在那儿下车准备换乘。

这一段，外界后来看到的，是那张在广州火车站拍到的照片：编织袋里一个人形隆起，被绳子勒得紧紧的，旁边站着一个年纪偏大的男人，背微微弓着，脸色疲惫。

李绍为和同乡们走到广州时，钱已经掏得差不多了，继续买票还有差额。

没钱的现实，让他们想出了下一个办法：找来一个大号编织袋，把遗体重新塞进去，绑得严严实实，看上去像一件特别沉的超大行李。

对他们来说，只要再撑过一次检票，再熬几个小时，就真的可以把人送到老家地界，后面事情至少好办一半。

这条线越往下走，风险越大，运气也开始见底。

广州火车站人多眼杂，巡逻的警察看到这种形状奇怪、绑扎奇特的大包裹，很自然就会多看几眼。他们的反应也算常规：上前盘问，要求打开查看。

编织袋一旦剪开，白布、遗体、酒味，全都毫无遮掩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在派出所里，李绍为讲了整件事的前因后果。从被骗到工地，到收入缩水，到想走被卡，再到好友猝死、放弃治疗、包工头丢钱跑路，再然后是背遗体出医院、上车、带往家乡。

民警听完对他的行为给出的是严厉批评，但没有扩大处理，也没有简单往“恶意行为”上靠。

按规定，遗体跨地转运需要按程序来，背着尸体坐绿皮车，既不合规，也存在卫生和安全隐患。派出所的处理方式，显然是综合了动机和条件限制后，选了相对宽缓的一条。

对他来说，反而是另一轮心理折腾：本来自认是在替兄弟尽义务，结果第一次正式被告知，这套做法从头到尾都不对。

警方联系了左家兵的家人，让他们来广州处理后事。照很多人的直觉，这时候场面应该是抱头痛哭、对着李绍为连声道谢。

左家兵的妻子和儿子赶到后第一时间讲的不是感谢，而是质问。他们情绪激动，追问为什么没坚持在当地继续治疗，责怪他凭什么做主把人从医院拉出来，认为正是这一步，断了他们后续找工地老板追责、索赔的最直接证据。

可对李绍为来说，这几句话的杀伤力极大。

他几个月里既出力又搭心，到最后连兄弟的工资都一分没动，1400块零5毛握在手里不舍得花，精打细算只靠自己挨饿挤出车费，换来的不是一句安慰，而是当面怀疑。他原本想做到的“完美善后”，在那一刻彻底碎掉。

后面事情很快扩散回村里。传言从“他好心背尸回乡”慢慢变成“他是不是拿了包工头的好处”，有人说他跟工头私下谈了条件，有人觉得否则没理由放弃在医院抢救，全村的舆论风向短时间内变味。

一段几十年的发小情谊，就这样被生生扯断。

从此以后，两家再无来往，逢年过节也不会打招呼。李绍为心里清楚，解释没有意义，在很多人眼里，他已经从“出事时领头的那个人”变成“背锅的那个人”。

媒体闻讯赶到之后，故事被迅速放大。可在这些高光时刻背后，他本人从来没有真正感觉到“享受荣誉”。面对一波接一波的采访，他既不知道能得到什么，也不清楚自己会被怎样写，心理上只剩下两个字：疲惫。

热度散尽后的20年

那部以他故事改编的电影《落叶归根》，后来不少人看过，票房也不算差。

影片里，主角被包装成那种大写的“善良”，一路送遗体回乡，途中不断遇到各种人情冷暖和社会细节。按商业片的常规结尾，眼泪有了，感动有了，人物形象立住了。

真正看完整的李绍为，出来只摇了摇头。原因很简单，他说电影只拍到表面，没拍到根底。

二十年过去，农民工环境相较当年有了很大改观，从工伤保险到工资保护系统，制度上不断补课。这一点需要肯定，也离不开无数类似个案长期积累出来的压力。

媒体爱讲“好人好报”，现实中他并没有因为当年的举动突然被抬到很高的生活水平。没有固定养老金、没有稳定经济来源，唯一能依靠的还是弟弟。

外界的掌声来得快，也散得快，互联网更新太快，新话题一波接一波。

这位当年登上各大版面的农民工，现在的日常很简单：住在当地一家敬老院，有一张床，一个柜子，几件换洗衣服。

吃饭跟着院里作息走，零花钱不多，主要还是靠弟弟挤一点出来接济。他这一辈子没结婚，没有儿女，身边也没留下什么热心照顾的“老伙计”。

外界对他后来的生活曾经有过一轮神化。有人说他因为事件受到大笔捐助，拿到十几万，甚至有说话口气很笃定的，直接给出数字当成事实。

真情况反而很凉：捐过一点，数量不大，很快花在吃穿用度，剩下还是清清爽爽一个普通老人，大病也要算计钱，小病扛一扛。

这种落差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很多人愿意在情绪上高喊“世上还是好人多”，真正落到具体人身上的长期关心，很快就没影了。

在记者再去采访的时候，他对于二十年前那件事，只剩下几句淡淡的复盘。问到后不后悔，他没有立刻回答，“沉默了很久”这个细节，说明这二十年他不是没想过。

最后给出的答案非常克制：再有一次选择机会，还是会把好友背回家，只是会提前通知家属。

参考资料：

由于平台规则，只有当您跟我有更多互动的时候，才会被认定为铁粉。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可以点个“关注”，成为铁粉后能第一时间收到文章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