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铁蹄下的幽灵，被遗忘的“杀穷鬼”与“杀富户”！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劲旅攻占辽东重镇辽阳和沈阳，正式将后金的统治中心迁至辽阳。明兵一败涂地，战线直接撤回了辽河以西，辽河以东的广大地域姓了“爱新觉罗氏”。

辽东地区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他们对努尔哈赤这个建州女真统治者充满敌意。而努尔哈赤也对这些辽东汉民充满猜疑。自明天启初年起，东亚大陆普遍气候变冷，东北亚粮食减产严重，粮食短缺加剧。辽东没粮吃，女真贵族抢了大量金银财宝，却发现市场上货物紧俏难买，严重通货膨胀。在这种背景下，努尔哈赤认为杀光穷汉人，就能解决人地矛盾和粮食消耗问题，同时消除占领区潜在的反抗力量。这种相互不信任的氛围，加上自然灾害频发、经济资源紧张，最终导致了一系列极端政策的出台。其中最为残酷的便是针对汉人的“杀无谷人”。

“杀无谷人”政策改变了辽东地区的人口结构，基本杀光当地的汉人族裔，大部分东北地区成为无人区。努尔哈赤占领的辽沈地区在明代原是人口稠密、农业发达的地区。据葛剑雄先生编撰的人口史估计，万历二十八年明代辽东都司人口多达250万以上，人口巅峰时可能达到300万。直到200年后，满清政府放开柳条边，大量河北山东人民下关东，才发现，那里剩下的人口不足明末时的1%！

后金政权作为一个渔猎民族政权，其人口基数远不足以同化或有效统治数量如此庞大的汉人。这种人口比例上的悬殊使得努尔哈赤始终怀有很深的不安全感，担心汉人的反抗可能颠覆他的汗位。

努尔哈赤刚征服辽东时，曾宣称要“恩养尼堪”（后金对汉人的蔑称），试图争取汉人的归顺，但后金固有的部落制、奴隶制残余，加上对汉人普遍的不信任感，努尔哈赤很快认为“住在原地的汉人不可靠”，从天命六年开始，一再下令强迫汉人迁移。这种强制迁移政策激起了汉人的强烈反抗。

努尔哈赤认为辽东汉人如果反抗，不接受他的统治，就应该去死。根据《满文老档》的记载，努尔哈赤曾列举一系列汉人反抗事件：“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人而叛。马前寨之人，杀我使者而叛。镇江之人，执我委任之佟游击送明而叛。长山岛之人，执我所遣之人送广宁...”。努尔哈赤确信汉人“不思我养育之恩，仍向明朝”。

努尔哈赤对辽东无谷人的屠杀政策并非一蹴而就，从歧视、“杀穷鬼”和“杀富户”，最终演变为全面性的民族屠杀。天命六年（1621年）十一月，努尔哈赤推行“合居、同食、同住、同耕”政策，要求女真人和汉人“合居同食”。允许女真人强居汉人之屋、强食汉人之粮、强耕汉人之田，强迫汉人接纳女真为一家之主，使汉人沦为供养女真的奴隶。更有甚者，努尔哈赤还规定双方均不得“浪费或买卖粮食，若发现其有买卖者，则必治罪”，不得单开粮窖，必须女真、汉人“合开”。

但把汉人都变为奴隶也没让辽东的粮食增产多少，天命九年（1624年）正月初五，努尔哈赤连发九道谕令，在占领区划分“有谷”或“无谷之人”。规定每人有粮食六至七金斗（一金斗为一斗八升）的，为“有谷之人”；不到六至七金斗但有牲畜，“足以维生者”，也可列入“有谷之人”；若没有以上食畜且不足维生者，则列入“无谷之人”。

努尔哈赤最初下令将“无谷之人连户押来，令为阿哈（即奴隶）”，后来直接命令将押来的“无谷之人”尽数屠杀。这一政策针对的是社会中最贫困的群体，努尔哈赤认为这些“无粮闻游之乞丐、光棍”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一经发觉，“即行捕送”，杀掉。这就是典型的马尔萨斯主义了。

正月二十七日，努尔哈赤又觉得力度不够，继续在八旗内令旗主们“选派人员前往各处，杀无粮之汉人”。这场屠杀的主要目标是那些因自然灾害、战乱或剥削而陷入贫困的汉人农民。根据《明季北略》的记载：“初，清之破辽东也，恐民贫思乱，先拘贫民杀尽，号曰'杀穷鬼'”。屠杀的规模相当大，造成大量无辜平民死亡，足有100万之多。

穷人杀完，就要劫杀富人了，努尔哈赤在天命十年十月初四又发布上谕称：“我等常豢养汉人，而汉人却置办棍棒不止”。他命令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员，“各往其屯”，对汉人详加“甄别”。甄别标准十分宽泛且模糊：“凡以彼方所遣奸细之言，煽惑本地乡民者，皆属非我保举之官，或原为明官、今已革职之书生，大臣等人。此等之人皆另行甄别正法”。特别是“独身者”和所有明朝读书人，“尽行处死”。此次屠杀，“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这就是“杀富户”。

杀了这么多人，努尔哈赤在命令中诡辩：“我取辽东之後，未杀尔等，亦未动房舍耕地，未侵家室什物，皆豢养之。如此恩养，竟成不是”。自己喊冤，如此养你们，倒成我不是了？倒打一耙！

在进行“杀富户”的同时，他还在同年十月推行“甄别编庄”政策，将大屠杀后的幸存者称为“当养者”，编庄以养之。规定“一庄编设男丁十三人，牛七头。庄头兄弟计入十三男丁之数内。将庄头带来沈阳，陪住於牛录额真之家，二庄头之家住於一处”。这些庄田成为汗、贝勒与八旗官员之私产，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皆有赏获。

通过这种方式，把杀剩下的所有汉人都编入庄内，隶属于八旗，变成农奴。

为了肉体消灭得更彻底。根据《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曾派遣大臣赴英额、赫彻穆、穆奇、玛尔墩、扎库穆抚顺、铁岭诸路，命令“五牛录额真不得与五牛录之人分离，共同查核五牛录之汉人”。以牛录为单位进行的全面筛查，确保了屠杀行动能够覆盖所有汉人聚居区。真正做到绝户。

在甄别“有谷之人”与“无谷之人”的过程中，后金官员会详细登记汉人的粮食储备和财产情况。那些被判定为“无谷之人”的汉人，其财产会被没收，成为八旗的战利品。努尔哈赤还允许执行屠杀任务的官员从中牟利，规定捕送“无谷之人”者，“若有妻孥，则将妻孥赏於捕送之人；若无妻孥则捉一人赏银三两”。跟美洲印第安人赏头皮一样，令人不寒而栗。

在大连地区，“大贝勒（代善）率兵二万前往，甄别复州之民，大行杀戮”。攻占辽阳后，“复杀辽人状貌可疑者，一头目坐于西门，点而杀之”、“争入门者人马自相蹂踐，积尸不可胜计”。在沈阳，“绕城掩杀，覆尸累积”、“杀人百余回……遂将所获八千人畜论功赏赐军士”。

面对这种极端压迫，辽东汉人奋起反抗。根据《明熹宗实录》的记载：“河东之人引领以望，以日为岁，吾使人所至，望屋而室，贼至则匿之，夫则导之，及河则泣送之。豪杰聚众，俟吾兵至，则共执伪将以降，虽多有事漏被杀，不悔也”。

复州地区的反抗尤为激烈，由后金汉官刘兴祚（刘爱塔）和李延庚（李永芳长子）等人组织。刘兴祚本是开原人，因才干出众受努尔哈赤赏识，官至副将，管辖金州、复州、海州、盖州等辽南四卫之地。李延庚是后金接纳的明朝降将李永芳之长子，任游击职务，协助刘兴祚治理辽南。他们目睹汉人在后金残酷统治下的悲惨遭遇，决定弃金归明。天命八年（1623年）初，他们积极组织复州民众逃亡。努尔哈赤得密报后，极为震惊，派兵镇压，“数万复州平民死在血泊中”。

汉人还采取其他反抗方式，如投毒、袭击落单的后金士兵等。史料记载，后金国中“八旗将士及其家属不断遭到袭击，所居之地，不断有人投毒，并殃及战马与禽畜”。更有汉人“私藏兵器，违令不缴，为起义作准备；有的藐视汗谕，收留'逃人'；清点人丁时又隐瞒不报；有的打死为非作歹的八旗官将；有的还张贴书文，斥责努尔哈赤是'说尧舜之话，而心是桀纣之心'”。

面对残暴的屠杀，辽沈地区的广大汉人“不安所居，纷纷逃离故土，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逃向明朝、朝鲜，或出家为僧为道，或自残以躲避后金分摊的劳役”。辽东十三山地区的汉民表现尤为壮烈，“他们不归顺、不剃发，与后金军进行激烈的对抗，后来33人趁夜深人静时偷偷溜下山，登上觉华岛。为防止孩子啼哭而使整个行动失败，他们流着泪将孩子全部杀死”。

明朝间谍也在后金控制区活跃，《满文老档》记载“因辽东地方汉人屡叛，彼方之人相谋之书不断而来”。努尔哈赤不得不常令清查收捕，但效果有限。

努尔哈赤的屠杀政策直接后果是辽东人口的锐减和社会经济的崩溃。根据《明季北略》的记载：“今南方蛮子俱说辽人做官，不知辽人昔已杀尽，十无一二”。史料进一步指出：“初，清之破辽东也，恐民贫思乱，先拘贫民杀尽，号曰‘杀穷鬼’。又二年，恐民富聚众致乱，复尽杀之，号曰‘杀富户’。既屠二次，辽人遂空”。连续不断的屠杀使得辽东地区人口急剧减少，原本人口稠密的地区变得人烟稀少。

后金统治区内出现了严重的物资短缺和物价飞涨。据记载，后金占领区的米价飙升，“每金斗粮值银一两”。一金斗约为3.6斗，一石米接近2.7两，已经是明朝米价的三倍左右。粮食短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努尔哈赤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带兵攻打宁远（今辽宁兴城），遭遇大败而归。这是努尔哈赤军事生涯中的一次重大挫折，八个月后他便去世了。

努尔哈赤原本希望通过消灭部分汉人来控制辽东地区，结果却导致该地区经济崩溃，反而减少了后金的财政收入和兵源。皇太极继位后，不得不改变策略，在几次入关劫掠中捕捉汉民百万上下，补充辽地人口，以强化后金集团整体国力。

明朝大学士孙承宗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1622年）八月自请赴辽东督师，四年间带领袁崇焕等人修整战备，加强防御，构筑宁锦防线，有效地遏制了后金的兵锋。

如果不是努尔哈赤有个好儿子皇太极，天纵英才，极大缓和了满汉之间的敌对情绪，就依照他的性子胡来，其实后金政权也就是个东北区域政权，坚持不了多久就会自己内爆掉。可惜，出了个皇太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