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加拿大农业部长亲自担保贷款助华购粮

1961年4月，加拿大渥太华的内阁会议室里，空气突然凝固了，安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所有的眼睛都死死盯着农业部长汉弥尔顿。

这个平时看着挺乐呵的部长，这会儿脸黑得像锅底。

他突然“噌”地一下站起来，当着满头白发的总理迪芬贝克的面，直接掀了桌子：“这协议要是不通过，老子现在就辞职！

要是以后中国人赖账，你们尽管撤我的职，把这丑事儿贴满大街小巷！”

这一嗓子，简直就像在保守的内阁里扔了个手雷。

据说当时有个叼着烟斗的部长，吓得下巴都快掉了，嘴里的木烟斗“啪嗒”一声砸在地板上，脆响。

让一个西方大国的部长不惜赌上乌纱帽也要干成的，是一笔在当时看来简直是“通敌”的买卖——给正在挨饿的新中国卖粮食。

谁也没想到，正是这场差点让部长丢饭碗的豪赌，不仅救了急，更为后来震惊世界的“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埋下了伏笔。

历史的转折点，往往不是在签字仪式上，而是在那些不要命的赌局里。

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

把时间拨回到60年代初，那时候的国际局势，说白了就是美国带着一帮小弟把中国围得铁桶一般。

在西方的宣传大喇叭里，新中国就是洪水猛兽，别说建交了，连做生意都是犯天条。

可是呢，加拿大的日子也过得苦哈哈的。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那一阵子老天爷似乎在开玩笑，麦子大丰收，仓库里的谷物堆得都要发霉了，就是卖不出去。

农民看着烂在仓里的粮食，心疼得直掉眼泪，怨气冲天。

而大洋彼岸的中国，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

旱灾、洪涝加上政策调整，老百姓那是真没饭吃，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一边是饿得眼冒金星，一边是粮食多得没处扔，这按理说是一拍即合的生意。

但在冷战那个死硬的铁幕下，吃饭问题也成了政治雷区。

美国人瞪着眼盯着，加拿大的反对党等着抓把柄，甚至内阁里的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也吓得腿软：万一中国人买粮是搞战备咋办？

万一惹毛了美国咋办？

最要命的是，当时的中国穷得叮当响，外汇储备少得可怜。

这就涉及到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万一发了货，中国人赖账不给钱咋办？

汉弥尔顿不管这些。

这哥们儿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也是个不要命的“赌徒”。

他看准的是加拿大的国家利益，还有中国那个大得吓人的市场潜力。

早在1960年秋天，他就偷偷摸摸派人去北京探路了。

中国这边的反应，那叫一个有骨气又有智慧。

虽然缺钱，但腰杆子挺得直。

在谈判桌上，中方代表扔出了一个让加拿大人既心动又心惊的方案：我们可以一口气买你们500万吨小麦和大麦，帮你们清空那些积压如山的库存，但是——没现钱，我们要分期付款。

这就相当于说：借你们的钱，买你们的粮，这不就是现在的“花呗”模式吗？

这个方案一传回加拿大内阁，立马炸了锅。

反对派嚷嚷着说，政府给这种贷款做担保，这不就等于变相承认北京政府了吗？

这在政治上是自杀啊！

汉弥尔顿被逼到了墙角，眼看这笔救命的生意要黄，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以乌纱帽做担保”的绝地反击。

最后，还是姜老的辣。

律师出身、深知西部农场主有多苦的总理迪芬贝克打破了沉默。

他看着那个吓掉烟斗的同僚，淡淡地说了一句：“看，人家是动真格的了。

如果不赞成，你们谁准备像他一样辞职？”

这就叫一剑封喉。

没人敢接这个茬。

总理点了点头：“行了，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了。”

就这样，一笔价值3.62亿美元的惊天交易居然成了。

这不仅仅是救命粮，更是在铁幕上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

事实证明，汉弥尔顿这一把赌赢了，而且是大赚特赚。

中国不仅没有赖账，而且即便后来度过了困难时期，依然逐年增加从加拿大的进口。

这笔生意，让加拿大赚得盆满钵满，也让加拿大老百姓对那个神秘的东方大国有了全新的认识——中国人，讲究，守信用。

其实很多时候，生意做通了，政治的坚冰也就融化了一半。

“小麦外交”的成功，实际上让加拿大在外交承认之前，就已经在经济上承认了中国。

这为后来特鲁多总理那看似“大胆”的建交举动，铺平了最结实的路基。

时间一晃到了1969年，那个著名的特鲁多总理上台了。

这位极具个性的总理，年轻时候就骑着摩托车环游世界，新中国成立前就来过中国，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情结。

他心里明镜似的，承认中国那是大势所趋，早晚的事儿。

但谈判依然难得像啃硬骨头。

为了保密，地点选在了瑞典斯德哥尔摩，一个安静得不容易泄密的地方。

这次的主角换成了中方大使王栋和加方代表玛格尔。

虽然有了小麦贸易的情分，但在原则问题上，中国那是寸步不让。

王栋大使眼睛毒得很，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小九九，直接指出：你们嘴上说承认一个中国，行动上却不肯对台湾地位表态，这路走不通。

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甚至中断了好几个月，大家都挺emo的。

这期间，特鲁多心情烦闷时就去滑冰。

有意思的是，他在冰场上居然碰到了已经卸任的汉弥尔顿。

那位当年的“小麦部长”即使成了在野党议员，依然朝总理竖起大拇指，鼓励他把北京的事搞定。

这种跨越党派的默契，其实源于一种更深层的国家共识：中国是朋友，不是敌人，跟钱没仇，跟未来也没仇。

为了缓和谈判那种紧绷的气氛，特鲁多还给前线的大使支了一招——带加方代表去逛逛斯德哥尔摩的“中国宫”。

那是两百多年前瑞典国王送给王后的生日礼物，里面甚至有一个仿北京天坛的回音壁。

这招还真灵。

玛格尔被深深打动了，当场就表态：“建交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访问北京。”

经过长达20个月的拉锯战，1970年10月，中加终于建交。

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对台湾问题表示“注意到”中方立场。

这一模式后来被许多西方国家抄作业，被称为“加拿大模式”。

故事的尾声，有一个特别温暖的注脚。

1964年，也就是卸任后的汉弥尔顿访华时，周恩来总理亲自设宴款待。

周总理动情地对他说，当我们最困难、没有朋友的时候，是你们卖给我们小麦，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患难之交的。

1980年，汉弥尔顿再次访华。

那时候他已经是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了。

在人民大会堂，他看到中国已经走出了困境，正在改革开放的路上狂奔，这位老人的眼里泛起了泪光。

2004年，汉弥尔顿去世，享年92岁。

他的葬礼很简单，但来自大洋彼岸的悼念，分量却很重。

参考资料：

帕特里克·诺兰，《当熊猫遇见北极熊：中加关系史》，麦吉尔-皇后大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