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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那一片芦苇荡
每天早晨推开那扇玻璃门,就像掀开幕布,走进一场永不排练的即兴剧。前台的水培绿萝又黄了几片叶子,上次会议留下的白板字迹还歪斜地挂着——“创新”“突破”“马上落实”,像几个无家可归的标语。空气里飘着隔夜咖啡和某种未竟之事的味道。
我记得第一次认真准备的方案,像一封精心写就的信,却在传阅中变得皱巴巴。李经理草草翻过,说“先放放”;王总扫了两眼,说“方向不对”;最后不知在谁桌上,它和外卖菜单叠在一起,边缘沾了块油渍。那时我才开始明白,这里不需要精密的钟表,只需要能报时的鸡——无论用什么方式,叫了就行。
于是我也学会了不修钟表,学做一只按时打鸣的鸡。
办公桌的抽屉里,常年收着两副面孔。一副戴上时,会点头说“好的”,会在毫无意义的会议上认真记录,会在凌晨三点回复“收到,马上修改”。它懂得在领导发火时低头,在同事推诿时微笑,在流程乱成一团时,说“让我试试”。这副面孔有适当的温度,适当的谦卑,像一件熨帖的工装,每天穿上,下班脱下。
脱下后露出的那张脸,才是自己的。它会在图书馆闭馆音乐中舒展,会在健身房镜子里淌汗,会在笔记本上涂抹一些与KPI无关的诗行。这两张脸之间,我筑了道墙——不让外面的风吹进来,也不让里面的光漏出去。他们说这是麻木,我却觉得这是慈悲,是对自己那点真心最后的守卫。
可人终究不是容器,能永远严丝合缝地分隔。有些时刻,边界还是会模糊。
有个加班的雨夜,办公室只剩我和小陈。她突然说:“我觉得自己在腐烂。”显示器的蓝光映着她年轻的脸,才毕业一年。“每天做的事,明知道是错的,还得做。说的话,自己都不信,还得说。”
窗外的雨敲打着玻璃。我想起白天那个被毙掉的设计,其实是个好创意,只是不符合“领导审美”。我说服她的那些话——“别太认真”“都是工作”——此刻卡在喉咙里。最后我只是递了张纸巾,说:“那就做点别的。下班后的时间,是自己的。”
这话是说给她,也是说给两年前那个站在复印机前,把一页纸反复印了十遍的自己。那时的我,连机器都在嘲笑。
混乱有时是种掩护。当所有人都在抱怨系统又崩了,我默默看完了错误日志。当各部门在邮件里互相推诿,我整理了三个临时解决方案。不是在扮演英雄,只是突然厌倦了看戏——既然总要坐在这里,不如做些能写进简历的事。那些悄悄积累的案例,那些深夜学会的技能,像暗处生长的根须。没人注意时,它们已经扎得很深。
最讽刺的是,在秩序井然的地方,你可能只是颗螺丝;在草台班子里,你却可能被迫学会开整台机器。虽然这机器老是卡壳,虽然零件老是装错,但你的手摸过了每一个齿轮。后来去面试,对方问:“这个问题你怎么看?”我说出的方案,有一半是从那些修补漏洞的经历里长出来的。
窗外的梧桐绿了又黄。
办公室的戏还在演,台词却渐渐听不真了。那些曾让我夜不能寐的“大事”——谁的功劳被抢了,谁的座位靠窗了,谁的报销单被卡了——忽然都褪了色。像隔着一层毛玻璃观看,连声音都蒙着水汽。
我开始看得见更多东西。看见小陈午休时总在学外语,看见老赵的抽屉里放着注册会计师教材,看见实习生偷偷画的插画贴在隔板内侧。原来每个人心里,都藏着另一片海。我们在这片浑浊的水塘里扑腾,不过是为了攒够力气,游向自己的海域。
最后一天,我收拾东西。
抽屉里的两副面孔,如今可以合二为一了。那些加班攒的调休条,没用了。那本记满会议记录的本子,不带了。只带走一盆小小的多肉——它在我桌上活了两年,从三片叶子长成满满一盆,靠的是窗边那点漏进来的光。
经过前台时,新来的女孩对我笑笑。她桌上的绿萝,又换了一盆新的,绿得发亮。生命在这里衰败,也在这里更新,总是如此。
推开门,走进真实的阳光里。风把什么东西吹散了——也许是八百个日子里,那些不得不扮演的角色,不得不咽下的话语,不得不假装的认真。它们很轻,轻得像从未存在过。
背包里,那些深夜学来的知识,那些失败磨出的厚茧,那些在混沌中学会的清醒,沉沉地贴着脊背。它们是我从芦苇荡里带走的全部,也是我走向下一程的干粮。
回头望,那栋楼立在午后的光里,玻璃幕墙反射着天空。不久后,会有新的年轻人推开那扇门,走进那场没有剧本的戏。他们会经历我所经历的,也会在某一天,带着自己的收获离开。
而我的戏,终于可以按自己的台词,重新开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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