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汉岭下的土路潮气重,人群退开,36岁的瞿秋白盘腿坐定,抬眼看天,轻轻一句“此地甚好”,枪声贴着山风穿过去,人停在那一刻,名字却没有停过,建国后传来另一句,“以后要少纪念他”,字面像一盆冷水,落在懂历史的人心里,味道不一样,思路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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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入党,理论厚,写作快,行动不怯,位置往前走,1927年风浪最大的时候,他坐在会桌前主持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落成,话掷出来,“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方向立在纸上,临时政治局主席的担子也就扛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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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到了,1935年6月18日,路过狱门,走向山脚,他把自己译过的《国际歌》唱起来,步子稳,脸上带着光,直到枪火落下,姿态没有塌,毛主席题词多年后给到这段生命,写他在困难年月里的立场,写他“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评价摆在书页上,分量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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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贴着他本人,名望看得淡,写字做事更看重实用,他讲过“我只是想为人民做些实事”,与其把铺天盖地的纪念放在面上,不如把书交给年轻人,思想在书页里走路,慢一点,稳一点,题词里也写了,遗集出版会“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这种纪念更长。
内部场合里,毛主席并没有把他放低,提到他“肯用脑子想问题,是有思想的”,肯定摆得明白,少纪念更像限定公开的大场面,位置和历史评价不在其中起伏,这条分界线画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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