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明清学霸丨都匀进士第一人陈尚象

撰文：厐思纯

明万历五年（1577）秋，时在刑部观政的新科进士邹元标（字南皋）因上疏指责首辅张居正恋权恋位，不肯丁忧，被明神宗以“触犯首辅”“藐视皇帝”的罪名谪成都匀卫。

邹元标初到都匀之时，身居陋室，常秉烛夜读。一天深夜，一位少年登门拜访。邹元标惊诧之余，见来者眉目清秀，气宇轩昂，不禁暗暗称奇。少年自称陈尚象，字心易，号见羲，年十五，其先系安徽凤阳定远籍，高祖陈庆曾任都匀卫指挥使。随后说明来意：闻知都匀来了一位贬谪的官员，是一位才高学博的智者，由于求知心切，便冒昧登门求教，恳请收为门人。

少年说后呈上自己的习作。邹元标见其谈吐不俗，文章亦佳，爱才惜才之心顿起。邹元标认为陈尚象潜质不错，若刻苦攻读和学习有方，将来必成大器，于是欣然答应。自此，陈尚象追随在邹元标左右，悉心受其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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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故。邹元标得以平反，重返政治舞台。次年，十七岁的陈尚象乡试中举。万历十二年（1584），陈尚象上京会考又报捷音，成为“联捷进士”，自此进入官场。

万历十四年（1586），陈尚象任武闱阅卷官。在此期间，他秉公无私，唯才是举，为国家选拔了一批人才。两年后河南饥荒，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他以户科给事中奉命前去该省调查灾情，面对灾民的种种惨象，感到锥心的痛。如何才能救民于水火？怎样才能使之衣食无忧？“恤民保民”的良知使陈尚象不再沉默下去，他上奏朝廷，为民请命，恳请破例减免皇粮七十三万斤，以此纾解民难。

朝廷允准他的请求后，陈尚象又请命赴江浙考察民情。在江浙期间，他访贫问苦，体察入微，百姓对此十分感动。通过深入的调查，陈尚象向朝廷呈诉浙江省大运河船工的情况。在其奏疏中，以事实为依据，诉说船工税捐繁重，生活困苦，难以维持生计。并希望朝廷想民之想，忧民之忧，酌情减免其税捐。当权者见陈尚象情词恳切，事例典型，加上怕船工闹事，于是将船工的税捐减去一半。

万历十八年（1590），陈尚象奉旨巡视光禄及军营，时司礼监张鲸在东厂兼管内府供用的库印。张鲸是宫内职位最高、权位最大的太监，又管理锦衣卫，平时深得皇帝欢心。他与鸿胪寺序班刑尚智、锦衣卫都督刘守有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胡作非为，恃权受贿。张鲸的丑恶行径令人发指，可就没人敢惹这位宦逆。

自古以来“忠奸不两立”，陈尚象可不认这个“邪”，决心扳倒这个祸国殃民的大老虎。待将张鲸等人的罪证收集后，他立即上疏朝廷，指斥张鲸等人的不法行径。

在陈尚象精神的鼓舞下，御史何出光、崔景荣等人相继向朝廷揭发张鲸、刑尚智、刘守有的罪行。明神宗迫于无奈，只好将三人及同党或处死，或削职，以此平息民愤。

万历二十年（1592），陈尚象转任刑科给事中，卷入皇太子册立的政治斗的漩涡中，从而早早地结束了自己的政治前程。这件册立之事还得从五年前谈起：

万历十五年（1587），明神宗正式登极。在此之前，他册封爱妃郑氏为皇贵妃，并预先公布礼仪，以便各有关衙门做好必要的准备。消息传出后，一位给事中立即上疏提出异议，指出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太子朱常洛的母亲恭妃王氏，而德妃郑氏系皇三子朱常洵的母亲。德妃后来居上，完全不符合伦理习惯，实在是本末倒置。这一奏折无疑给神宗的兴头泼了一盆冷水，惹得他心中大为不快。然而他一意孤行，仍按原计划进行册封典礼。

就在此时，陈尚象和礼科给事中李献可及六科诸臣联名上疏，请求神宗册立太子。这样一来，就将矛盾升级到白热化。奏疏这么写道：“元子年已十一矣，预教当及首春举行，请敕元子出外朝，亲师保。”意即太子已经十一岁了，然而教育册封之事至今未定，希望皇上立即处理好皇储之大事。神宗这时候什么话都听不进，对此置若罔闻，因为其心中早有了废长立幼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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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朝廷内外人心惶惶的景况，陈尚象愤然说道：“是余毕命报主之时！”于是他独自上疏，以此抗争。一位朋友知其必惹大祸，便劝陈尚象为自己的白发老母着想一下。而陈尚象却告诉朋友，老母已由弟弟尚晋供养。作为臣子，只能先尽忠后尽孝了。

当神宗阅完陈尚象的奏疏时，怒火中烧，愤愤不已，于是以疏册中误写的弘治年号为借口，斥责陈尚象违旨侮君，下诏处罚上疏的诸臣。

陈尚象到此仍不干休，还想和皇帝论个是非曲直。他再次上疏直速，曰：“预教定储，系国本安危。”语言深切直率，更令神宗愤怒。神宗恼怒之余，立即下旨将陈尚象廷杖八十，罢为庶民。

万历二十二年（1594），贵州提学副使徐秉正为纪念邹元标在都匀讲学之功绩，邀约邹门弟子陈尚象、余显凤、吴金铤等人，集资修建“南皋书院”。贵州巡抚江东之特为此作《南皋书院记》。

江东之系东林党人，对邹元标极为敬佩，亦钦佩陈尚象的人格学识，对其“以兴学术为乐事”的高风亮节肃然起敬。当他突然接到陈尚象的书信时，心中十分欣喜。陈在信中谈到自己对地方历史文献匮乏而又被忽视的忧虑，谈到长此以往子孙后代势必无所借鉴的担心。江东之亦有同感，于是延见陈尚象与前云南副使许一德，与他俩商议修纂《贵州通志》之事宜，最后商定由许一德和陈尚象担任主纂。时许一德年事已高，修志的重担便落在陈尚象肩上。

在修志的过程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日深夜，贵州宣慰使水西土司安国亨持千金造访，希望陈尚象在志书中为其美言，歌功颂德。陈尚象不为所动，神色凛然，挥手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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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年的潜心编修，这部志书终于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成稿刊印。之后的不少学者认为：这部万历本的《贵州通志》，较之弘治本的《贵州图经新志》及嘉靖本的《贵州通志》，不仅史料翔实、内容精审，而且叙事严谨、条理分明，标志着贵州方志在修纂上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从这部志书亦可发现，从观念上，作者一扫自东汉班固以来的“西南外夷，别种殊域”之“内夏外夷”的偏见；而认为“黔于古非异域”、早在先秦已为华夏版图的一部分的正确认识。

另外，这部志书着重于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及建置沿革的纂述；在文字上也有一些创新，如万历本的《贵州通志·艺文》中著录了一篇《夷字演》，它以彝文与汉文对照排比，是一篇珍贵罕见的民族文字资料。

万历二十七年（1599），播州宣慰使杨应龙起兵反明，贵州大地烽烟四起，战祸殃及都匀。这年都匀又遇饥荒，粮价飞涨，民不聊生。陈尚象亲眼目睹民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惨场面，于是带头捐款捐物救济灾民。在他的带动下，缙绅士人纷纷响应，从而使灾民渡过了难关。

陈尚象一生扶危济困，具有侠义精神。尽管家境困窘，他仍然不忘接济比自己困难的乡邻及师友；即令陌生人有求于他，他也毫不迟疑地尽力相助。这种助人为乐的品德，被时人广为称颂。

六年后，邹元标和一些朝臣联名上疏，恳请朝廷重新起用陈尚象。明神宗这时已经淡忘了当年太子册封之事，于是下旨让陈尚象官复原职。然而陈尚象早已对官场的生活厌倦，更不愿意违背自己的个性和人格去效忠朝廷。为了不让别人说他“违抗圣旨”，他便以侍奉老母为由，婉言谢绝出仕。

万历四十一年（1613），陈尚象与友人赋诗谈笑时突发急病，不久辞世，时年五十一。令人叹息的是，陈尚象家无余财，竟连购买一具棺木的钱都没有，可见其家贫困到了什么地步！

凶耗传到北京，邹元标悲痛万分。在陈尚象弟弟尚晋、学博的请求下，邹元标满怀深情写下了《刑科右给事中见羲陈君墓志铭》的悼文。其中有两句是对陈尚象人格操守最中肯、最贴切的评价，那就是：“孤不损志，贫不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