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若江 | 黄卬《锡金识小录》中《乾隆南巡秘记》为何被删？

作者 庄若江

清代无锡，因为米市、布码头的带动，工商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但人文方面却常被认为乏善可陈。但事实并非如此，薛福成的《治平六策》《海防密议十条》《筹洋刍议》，宛山顾氏的“舆地之学”，诗词方面的“梁溪词派”“阳羡词派”以及杨潮观的《吟风阁杂剧》和音乐书画方面的成就，皆可圈可点。还有一种价值长期被忽略的成就，那就是清代民间文人的杂史笔记。前段时间，因为《江苏地方文化史·无锡卷》和《无锡运河史》的撰述需要，在寻找这一时期的文献史料时，发现一些民间文人的私人笔记实为可贵，一是可以弥补史料的匮乏；二是随时随记基本真实可信，完全可以作为正史、文献的对照与互补，比如黄卬的《锡金识小录》。

黄卬，字尧咨，号回谷，生卒不详，诸生（秀才）出身，终生未仕，以教书、抄书、访书为业。学界根据其著述记事和顾奎光的序文推算，其生卒年应为1712-1772年。黄卬累年笔记所见所闻，至乾隆22年（1757）停笔。黄氏乃书香之家，明代曾受杖刑的太仆寺正卿黄正色（斗南公）是其十四世先祖，嘉靖八年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卿，其为官清正，清贫自守，无锡惠山祠堂群中就有黄斗南祠。

黄卬幼时家贫，居“老屋三楹”。但家风崇文，其自幼聪慧好学，尤喜欢研读《易经》。乾隆六年（1741），黄卬乡试不第，遂放弃科举，设坛教书为生。久困场屋的黄卬，课徒之余，潜心研学，耗时16年，完成了《易象质疑》八卷。乾隆十五年（1750），无锡县衙委托本邑文人浦起龙、华希闵、顾栋高、顾奎光等篆修《无锡县志》。黄卬以为多有疏漏，遂博搜旧籍，访谈见闻，兼采众说，并利用篆修县志未录用的素材，以补志订讹为旨，撰成一书，辑为《酌泉录》。初稿成于乾隆十七年（1752），后补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因记有官绅劣迹，生前未能刊印。黄卬病逝后，他的表弟顾奎光对《酌泉录》进行了重新编排，并做了删节，改名《锡金识小录》印行于世。目前的传世版本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王念祖据华湛恩藏抄本木活字本和民国十九年（1930）侯学愈环溪草堂铅印本。

《锡金识小录》共十二卷（含例言二十四条），该书分为备参、旧迹、司牧、综考、补传、稽逸、科名、高年、存疑、前鉴、纪异、语隽、杂言等，记录内容涉及社会各个领域，是无锡地方史志的重要文献。无锡古时为县治，文献史料极其匮乏，《锡金识小录》虽然属于随笔杂记一类，却成为后世研究清代社会的重要参鉴资料，可与官方史志文献两相印证、互为补充。与官方记录的鲜明取舍不同，民间文人向有“秉笔直书”的立场，黄卬就主张“善恶并书”，这种纯属个人自发的社会实录，因其不受官方主导、控制，无需粉饰太平，反而更为真实，具有更高价值，是“正史”的重要补缺。

不过，顾奎光是有所顾忌的，他在对《酌泉录》重新进行编排时，不仅将《酌泉录》改名《锡金识小录》，还对原书内容做了删节。如第十二卷中记载乾隆首次南巡临幸无锡的《乾隆南巡秘记》，就被顾氏删掉了。当然，作这样删节可以理解，因为乾隆时代的“文字狱”人尽皆知。

《乾隆南巡秘记》作为民间“秘记”，与粉饰太平的官修《南巡盛典》等书截然不同，黄卬自言“记南巡事，据事直书，不稍避忌”，“亦以见当时四境骚然，百姓怨嗟之真相”，因此所记更真实可信。根据《乾隆南巡秘记》所记，自乾隆十四年（1749）秋，两江总督黄廷桂奏请南巡，得谕旨反馈之日始，至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回銮而止。在这18个月中，无锡全境倾力筹备皇差，无论官民士庶，旦夕奔走彷徨，四境骚然，并及邻近各地。对这些情况，书中均作了记载，首尾完具，详细无遗。

黄卬笔下的“乾隆六下江南”，一次比一次奢华，也一次比一次更扰民：“圣祖六幸江浙，俱尝驻跸惠山，闻初南巡时，汤文正公斌爲巡抚，务俭约，无纷华。御舟已入邑境，县令犹坐堂皇决事也。后渐加增饰，至乙酉丁亥，号称极盛。”其实，乾隆在结束首次南巡后的次年，便有伪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密禀一纸”在民间流传。指斥乾隆失德、耗费国力，称其有“五不解”“十大过”“词殊不经”，引发圣怒，导致“文字狱”重兴。黄卬虽然秉笔直书，毫无隐讳，但顾氏却唯恐触动“时忌”而引来杀身之祸，所以在重新编辑时对此卷进行了删节。

历史上，康乾二帝的多次南巡，在正史中一概被誉为江南幸事，二帝沿途赏美景，品美食，题额赋诗，体察民情，被正史记录下来都是美好记忆，即便是野史小说也多为皇帝微服私访、除暴安良、平冤决狱，或与民女的一番风花雪月传奇。在《无锡金匮县志》中，可以看到的只有铺路、架桥、筑堤，建御道、码头等正面记录。然而，黄卬的《乾隆南巡秘记》，却揭露了当年皇帝南巡对地方上造成的巨大侵扰。比如，“街道”一条记录，御驾入城所经之地，原俱为小黄石铺地，但为了皇辇能够平坦行驶，地方官员督令将黄石全部挖掉，换铺新砖。沿途居民的店肆、门垣，也要求一律粉刷涂饰，“俱黑油涂泽如新”，“其有破碎及沿河无屋处，令筑墙掩之，施黝垩焉。盖惟恐敝坏之象，偶经睿览，知民间贫窭也。”这种粉饰太平的装点门面在黄卬看来很是不齿。

对当时官家欺压百姓的恶劣行为，黄卬在“捉船”中揭露道：“自十五年之春，已有捉船之令。乡舟入城，县役即拘住索贿，乃得脱。每向导官将至，则民船戒不敢往来。”民国初年秦毓鎏为其写的《跋》谓：“亦以见当时四境骚然，百姓怨嗟之真相。”此书因秉笔直书，所以一直未有正式刊本，仅以抄本流传于世。（见《江苏地方文献志》）

《乾隆南巡秘记》的内容，显然绝非耳闻或杜撰，而是当时最真实的社会记录，有助于后世研究者了解清代帝王的南巡制度、规程以及当地接待、民众心理等情况，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史学家冯尔康，在《黄卬和他的 <锡金识小录> 》中，对黄卬的记录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以“乾隆下江南”的历史事件为例，诸多文献史料记载的都是运河上龙舟接踵鳞次的船队，皇帝下江南的壮观气派，万众欢呼的热闹场景，展示的是明君治理下的太平盛世。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黄卬的《乾隆南巡秘记》，让我们看到了另一幅画卷：骄奢淫逸，扰民害民，深受无锡当地百姓的憎恶。

《乾隆南巡秘记》不分卷，由吴观蠡校订。虽未公开刊刻，但以抄本广为流传。目前所见的抄本有两种，一是华翰仙本，仅为节抄；另一版本是罨画楼安慕林本。胶山安氏系锡邑望族，家富藏书，且勤于抄录、刊刻、印行。安本是目前所见的最全之版本。民国时期，许伯翔（许凤藻，字伯翔，北伐军少将，历史学家许倬云的父亲）在上海偶然购得此抄本，当即委托锡邑报人吴观蠡进行刊印，并由徐育柳、金秋进行绘图。1939年，锡报社印成铅印本，由南京图书馆藏。2019年作为江苏文脉整理工程的历史文献，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黄卬作为体制外的文人，除了记录史实、针砭时弊，抨击官家扰民、弄虚作假等，同时对知识分子本身也有自己的看法。在《锡金识小录》第四卷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诗文社会，可以见前辈流风余韵，而邑中人文之盛亦因是可以考见。然必其人及著作果有可传，斯足志焉。若近日士子，时文之会累累不绝，然人无可称，文亦不足道，虽多登甲科膺膴仕，亦奚足齿及乎！”

黄卬《锡金识小录》和《乾隆南巡秘记》，体制短小，文笔凝练，取材开阔而丰富，信笔写来，自由不拘，个性鲜明，且无八股气。在内容题材上，其有意补充方志之缺，如人物传记上，方志多以“科名”为重，且徒记仕履，删减史传文中要节；黄卬则以人品、成就取人，如明清之际的布衣学者陆楣，才高文工，然僻居乡间，罕有人知，黄卬敬其才高，怜其身卑，字里行间多有理解、同情之语。无论《锡金识小录》，还是《乾隆南巡秘记》，均以野史补无锡、金匮两县方志之缺，订方志之讹，对赋税，基层治理、社会救助等记载详实，为无锡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与实证材料。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也都需要黄卬这样的记录者，留下真实记忆，以助后人更全面地了解社会，解读历史。

作者简介

庄若江，江南大学教授，著名文化学者，作家、纪录片策划和撰稿人，江南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江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大型人文纪录片《说吴》《惠山祠堂群》《诗画江南》撰稿，著有《江南诗性文化的多元解读》《工商脉动与城市文化——以无锡为例》《江苏地方文化史·无锡卷》等23部著作和《坐看云起》《中华酒歌》《风雨锡商》等文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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