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马寅初没提出人口论，没有计划生育，我国如今会变成什么样子

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了：全国有6.02亿人。

比起1949年刚建国时的5.42亿，四年间多了6000万。

这个数字现在看不算扎眼，但当时却让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坐不住了。

凭着多年研究经济学的敏感度，他一眼就看出：人口这么快增长，早晚会拖垮国家发展。

谁也没料到，这个学术层面的担忧，后来竟实实在在改变了中国几十年的走向。

如今，老龄化越来越明显，“二孩”“三孩”政策也陆续放开，关于人口的讨论又热了起来。

不少人开始回头看，对当年的计划生育有了疑问，甚至把现在的人口难题怪到过去的选择上。

可很少有人真的想过，要是当年马寅初没站出来，计划生育压根没实施，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

人口失控

人口自然增长本来就有股“惯性”，再加上当时“多子多福”的老观念深入人心，这股劲头只会更足。

建国初期，大家都觉得孩子多了家里劳动力就足，种地、干活都有帮手，日子才能过好。

那时候国家刚从战争里走出来，百废待兴，也鼓励多生孩子，生得多的女性还能评上“光荣妈妈”，这就让人口增长更快了。

有人算过，要是没计划生育管着，按当时22‰的增长率算，五十年后，也就是2007年我国人口可能会冲到16亿。

若是增殖率进一步攀升到30‰，人口甚至可能冲到26亿，当然，这两种都是理论推演，目的是警示风险，并非必然结果。

但结合权威机构后来的研究，要是真没计划生育兜底，随着社会发展生育率会自然下降，即便如此，现在我国人口也可能达到17-19亿，比实际的14亿多出3-5亿。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要装下额外的3-5亿人，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人均资源变少。

咱们国家资源总量看着多，但分到每个人头上，本来就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人口再增加一些，这个差距只会更大。

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就是粮食，建国初期，全国粮食总产量才2263.6亿斤，后来袁隆平团队研发出高产水稻，粮食产量累计增产1亿吨以上，才算解决了增产的难题。

可要是面对17-19亿人的吃饭需求，再高的产量恐怕也得绷紧神经，粮食不够吃会变成常态，不少人或许要为吃饱饭发愁。

更糟的是，人口激增还会让住房和土地陷入恶性循环，第七次人口普查早就说明，我国人口一直往沿江沿海和大城市挤。

要是人口不管着，这种扎堆的情况会更严重，城市要装下更多人，只能一个劲扩张。

可城市扩张总得有代价吧？最直接的就是占耕地，耕地少了，粮食就更不够了，这就形成了越缺地越缺粮、越缺粮越占地的死循环。

到那时候，普通人想买房会难上加难，城市里可能出现大量拥挤的聚居区，很多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基本生活保障都成问题。

发展动能阻滞

但人口太多不只是挤地方，还会从根上拖慢国家发展，让经济陷在低效里出不来。

计划生育实施后，家里就一个孩子，父母的精力和钱都能集中花在这一个孩子身上，再加上国家普及义务教育，从80年代开始，我国年轻人的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

这种人口素质的提升，后来成了经济腾飞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支撑。

可要是没计划生育，一家好几个孩子会是常态，普通家庭根本没那么多精力和钱，把每个孩子都培养好。

大多数孩子可能只念完小学就辍学干活，整个社会的人口素质会长期停在低位，这就会让劳动力市场出现一个尴尬的情况，人很多，但能干高端活的人很少。

大量没什么文化的劳动力，只能挤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里，干最基础的体力活，形成廉价劳动力的恶性竞争。

咱们国家早期制造业确实靠廉价劳动力赚过“人口红利”，但这种红利有个致命问题，只能让外国资本赚钱，咱们自己只能分点小钱。

更关键的是，要是劳动力成本一直这么低，咱们国家就没动力往科技研发和服务业转型。

没有高素质人才储备，也没足够资金投入研发，可能会一直停留在“为他人做嫁衣”的加工环节，永远建不起自己的核心技术体系，国家竞争力根本提不上来。

就业市场也会彻底乱套，现在河北、河南、山东这些人口大省，高考和找工作的竞争已经够激烈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场景每年都在上演。

要是人口再增加3-5亿，就业岗位的缺口会大到难以想象，大量年轻人会找不到工作。

没工作就没收入，连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这种“又穷又闲”的状态，很容易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影响稳定。

反观那些发达国家，就业压力小，核心就是人口规模适中，有些岗位甚至还缺人，这和人口过剩带来的就业困境，形成了鲜明对比。

民生保障扛不住

人口多少和公共服务能不能跟上，其实是直接挂钩的。

国家卫健委的研究早就证实了这一点，在现有资源条件下，人口每多一点，教育、医疗这些公共服务的保障难度就会成倍增加。

这些年咱们国家一直在加大公共服务投入，但还是得跟着人口结构变化调整，可见人口增长给公共服务带来的压力有多大。

要是没计划生育，17-19亿人的需求会直接压垮现有的公共服务体系。

教育方面，义务教育的学位会严重不够，很多孩子没法按时上学；就算能上学，一个班可能要挤上百个学生，老师也顾不过来。

现在有些人口多的城市已经出现“入学难”，要是人口再增加，这种情况会蔓延到全国，孩子们的教育权都没法保障，社会未来的发展也就没了支撑。

医疗领域的情况会更糟，现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挂号难、看病难”已经让不少人头疼，要是人口增加，这种难题会变成全国通病。

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本来就不够，到时候可能要排队好几天才能看上病，遇到大病、重病，能不能及时救治都成问题，大家的健康根本没法保障。

社会资源分配也会变得不公平，甚至固化，人口多、资源少的时候，有些有影响力的家族，很可能会靠着人多的优势，把某个行业的资源和机会都垄断了。

普通人想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会难如登天，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会彻底停下来，整个社会会变得僵化。

养老和社保体系也会扛不住，现在咱们已经面临老龄化的挑战，养老服务不够的问题越来越明显。

要是没计划生育，新增的老年人会多到惊人，社保基金可能会出现支付危机，养老院和养老设施也会严重短缺，很多老人没法安享晚年，大家的生活幸福感会大幅下降。

回望

回头看历史，咱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否定当年计划生育的必要性。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得贴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计划生育之所以出台，就是因为当年人口增长太快，和国民经济发展跟不上了。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当时引发了很多争议，甚至有人批判他，但他说的“人口增长太快会拖垮发展”，其实是符合当时国情的。

那时候的中国，刚从战争创伤里恢复，经济基础薄弱，资源也有限，要是任由人口随便增长，不仅经济恢复不了，国家还可能陷入贫困和动荡。

计划生育实施后，我国少生了4亿多人，缓解了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教育、医疗、住房这些资源的分配也更合理了，为后来的经济腾飞铺了路。

从历史角度看，这个政策在当时是必须的，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从计划生育到“二孩”“三孩”的调整，也说明人口政策得跟着时代变。

相关部门多次解释过，人口政策要贴合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当年的计划生育和现在的鼓励生育，都是根据国情做出的科学选择。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只是提出了控制人口的想法，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人口发展要和经济匹配”的思路，给后来的人口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现在咱们面临的老龄化、出生率下降等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是某一个政策造成的。

应对这些新问题，需要新的政策和思路，而不是否定过去的选择，人口问题本来就复杂，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

不管是过去控制生育，还是现在鼓励生育，本质上都是为了让人口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冬日生活打卡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