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服刑三十余年的廖复初出狱后致信王震副主席

1991年的北京，一封挂号信摆在了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的案头。

寄信人是马希良。

对于王震来说，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那是他当年在三五九旅的老部下，那个曾在延安大生产的田野上写出《突击在田野》、被战士们称为“军中秀才”的小马兴。

这封信不厚，也没有太多寒暄。

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马希良在信中没有使用激烈的煽情词藻，而是以一种极其严肃、甚至带有自我检讨色彩的口吻，向老首长反映了一个沉重的问题。

他在信中写道：

信中提到的廖复初，对于此时的王震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模糊的旧日影像；但在随县的档案里，这个名字却已经被压在“反革命”的五行山下整整四十年了。

就在这封信寄出之前，廖复初刚刚结束了漫长的刑期。

但他走出监狱大门时，面对的并不是自由的阳光，而是无处容身的绝境。

因为坐牢时间太久，他的户口早已被注销，家产被没收，成了一个在武汉街头流浪的“黑户”。

一个蹲了四十年大牢的“地主分子”，按理说是那个时代的边缘人。

但马希良在信中却把他的命运提到了“三五九旅与群众关系”的高度。

因为这个廖复初，正是当年湖北随县环潭镇首富，廖友湘家族的后人。

1945年冬天，那时的三五九旅，刚刚结束了在鄂北的几场恶战，正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

大雪封山，后勤断绝，数千官兵面临着冻饿而死的绝境。

而那个后来被判无期徒刑、家破人亡的廖家，在那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曾是这支英雄部队唯一的“救命稻草”。

“这是我们党的信誉问题。”

老将军的目光穿透了岁月，重新投向了那个风雪弥漫的随县荒原。

1945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也格外凶险。

此时，正值抗日战争刚刚胜利，而全面内战的阴云已笼罩中原。

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在攻克枣阳、双沟等地后，为了保存战斗力，决定回师随县的洛阳店、环潭一带进行短期休整 。

部队刚到环潭，一场罕见的鹅毛大雪铺天盖地而来。

大雪封山，道路断绝。

对于这支长途征战的部队来说，最致命的打击随之降临，后勤补给线断了。

根据当时的历史记录，三五九旅面临的处境是四个字：“万分危急”，几千人的部队，断炊了 。

在这个大雪封门的荒野中，到哪里去筹集几千人的口粮？

旅长郭鹏和政委王恩茂心急如焚。

他们找到了当时鄂北行署专员李实。

面对部队首长的求援，李实没有推脱，尽管他手里也没粮。

但他熟悉当地情况，脑海里迅速锁定了唯一可能解决这个危机的目标：环潭镇的廖家寨。

提到廖家，在随县乃至应城一带，那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

当家人廖友湘、廖复初父子，不仅家大业大，拥有良田千顷，更在应城经营着规模庞大的膏盐矿。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廖家为了自保，修筑了坚固的城堡，廖家寨，并把手下的佃户和矿工武装了起来。

这可不是一支普通的看家护院队伍。

廖家当时武装的佃户多达5000人。

这是一支足以左右局部战局的地方武装力量。

早在红军时期，红军名将段德昌曾攻打过廖家寨，廖家凭借坚固的工事严守中立，红军也未能攻下 。

向这样一个拥兵自重、成分复杂的“土皇帝”借粮，风险可想而知。

稍有不慎，别说借粮，弄不好会引发武装冲突，给困境中的三五九旅雪上加霜。

但李实心里有底。

他分析认为，经过八年抗战，廖家对共产党的态度是“若即若离”。

“大军受困，地方有责。”李实掐灭了烟头，对郭鹏和王恩茂立下了军令状：“请候一两天，定报好音。”

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承诺，李实只带了少数随行人员，冒着漫天风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着那座壁垒森严的廖家寨走去。

但他没有料到，当他敲开廖家大门时，廖家的主心骨廖友湘、廖复初父子竟然都不在家，去了应城矿上 。

此时主持廖家寨大局的，是一位年已九旬的小脚老太太，廖复初的祖母。

当地人敬畏地称她为“土地婆” 。

跟一个九十岁的旧式老太太谈政治、谈借粮，能行得通吗？李实的心悬了起来。

“土地婆” 这个外号可不是随便叫的，她掌管着廖家万千佃户，收租发佃，说一不二，威严极重。

李实的心里不禁打起了鼓：跟这么一位大把年纪、身处深宅大院的老太太，讲抗日、讲革命、讲借粮，她能听得懂吗？

她能认清形势吗？甚至，她有权支配这么庞大的家产吗？万一她推脱说当家人不在做不了主，这几千官兵的命可就悬了 。

接下来的对话，让这位身经百战的专员彻底被震住了。

李实开门见山，说明了部队的困境和借粮的请求。

老太太坐在太师椅上，浑浊的眼睛里透着一股精明。

她并没有像一般地主婆那样哭穷或送客，而是问了一句：你们这队伍是干什么的？

李实回答是打鬼子、救中国的。

老太太把手里的拐杖往地上一顿，说出了一番深明大义的话：“打日本鬼子，我廖家毫不含糊，给新四军捐财捐枪，有目共睹；打蒋介石嘛，老婆子我也不反对，他比日本人好不到哪儿去。” 4、

说到这里，老太太话锋一转，提出了唯一的“条件”：“只求一桩，若解放了廖家寨，老婆子是顺途路、，你李先生千万别亏待了廖家男女就是。”

李实被老人的胸襟深深感动。

为了表示诚意和正规，他掏出随身的钢笔，郑重地请老太太“报借粮数目”，准备工工整整地打一张盖着行署大印的借条 6。

就在这时，震撼人心的一幕发生了。

还没等李实落笔，老太太那枯瘦如柴的手臂猛地一挥，直接打断了他。

“把寨里的所有牛车都拖出来！”老太太的声音铿锵有力，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气魄，“开粮仓，能装多少就是多少！还有，年节到了，多宰些猪，让队伍吃好！”

打什么借条？算什么细账？在民族大义和几千条人命面前，这位九旬老人展现出了超越常人的豪气。

她这一挥手，不仅免去了繁琐的手续，更是在用全部家底为这支队伍担保。

北风呼啸，雪花大如席。

当晚，廖家寨那两扇厚重的大门轰然打开。

几十辆牛车排成了长龙，车轴发出吱呀的声响，压过厚厚的积雪。

车上装载的是整整1000多石大米（约十几万斤），以及50多头刚刚宰杀、冒着热气的肥猪 。

这支庞大的运粮车队，在风雪夜中向着三五九旅的驻地进发。

那一刻，原本肃杀的白色荒原上，出现了一幅气壮河山的“援军图” 。

靠着廖家这批救命粮，三五九旅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官兵们吃上了饱饭，恢复了体力，过了个好年后，再次向着蒋管区进发 。

1949年，解放军的号角吹遍了鄂北大地。

对于廖家来说，这原本似乎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新开始。

因为有着抗战时期支援新四军的历史渊源，又在解放前夕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财力，从国民党枪口下保释救出了许涤非等三名中共地下党员，廖家的长孙廖复初，被新政权视为“开明绅士”。

那段时间，是廖复初人生中最后的高光时刻。

他作为矿区的开明人士代表，受邀参加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助政府恢复应城膏盐矿的生产，多次受到人民政府的嘉奖和勉励。

看着红旗飘扬，廖复初觉得自己这条路走对了。

时代的风云变幻，往往比天气更让人猝不及防。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在这场旨在清除旧社会残渣余孽的风暴中，廖复初特殊的身份背景，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坎。

一天深夜，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廖家的宁静。几名公安人员闯入，毫不客气地将正在睡梦中的廖复初五花大绑。

罪名听起来吓人且难以辩驳：“反革命武装暴动罪”。

证据就是廖家手里那支为了保卫矿山、防备土匪而组建的“矿警队”。

在旧社会，兵荒马乱，大户人家有枪是常态；但在新政权眼中，一个地主恶霸手里握着一支武装力量，本身就是巨大的威胁。

再加上有人翻出了老黄历，指控廖复初的祖父当年曾对抗过段德昌率领的红军部队，新账旧账一起算，廖复初瞬间从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

尽管廖复初百般辩解：枪支是国民政府时期合法批准防匪的，解放时也是主动上交的，从未向解放军开过一枪。

但在那个群情激奋、宁左勿右的年代，这些辩解显得苍白无力。

一纸冰冷的判决书下来了：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一判，就等于判了整个家族的“死刑”。

曾经富甲一方、在随县呼风唤雨的廖家，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家产被全部没收，大宅被贴上了封条。

廖复初被押上了囚车，透过车窗缝隙，他最后看了一眼熟悉的家乡。

他不知道，这一去，就是整整四十年。

留在外面的家人，天塌了。

廖复初的妻子为了活命，不敢再提“廖”这个曾经显赫的姓氏。

她带着儿女逃离了随县，躲进了武汉汉口的贫民窟里，隐姓埋名，甚至还要假装成亲戚，才能偷偷给在省监狱里服刑的丈夫报个平安。

高墙之内，岁月漫长得让人绝望。

曾经的少爷廖复初，在监狱的劳动改造中，从一个精壮的汉子熬成了满头白发的老翁。

外面的世界翻天覆地，原子弹爆了，卫星上天了，改革开放了，而他的世界只有那一方小小的铁窗。

支撑他活下去的动力只有一个：他坚信自己没罪、这一等，就等到了1990年。

1990年6月3日，对于75岁的廖复初来说，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日子。

这一天，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他终于走出了那扇关了他整整40年的大铁门 。

外面的阳光很刺眼，世界也变得完全陌生。

他入狱时还是精壮的中年人，如今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

但他很快发现，自由的代价是沉重的。

因为坐牢太久，他的户口仍留在原籍应城，而他的妻儿早已搬到了武汉汉口居住。

按照当时的政策，他是个“黑户”，进不了武汉，没有粮油关系，甚至连个合法的落脚点都没有 。

一个无家可归的刑满释放人员，在繁华的都市里，活得像个影子。

他只能偷偷寄宿在亲戚家的墙角，每一天都在为下一顿饭发愁。

绝望之中，命运似乎动了恻隐之心。

一天，他偶然翻到了一本名为《春秋》的杂志（1988年第5期） 。

廖复初颤抖着手，几经周折打听到了马希良的住址。

他怀揣着那本杂志，像抱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敲开了这位三五九旅老兵的家门。

当马希良确认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就是当年救了全旅性命的廖家大少爷时，这位早已退休的老作家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紧紧握住廖复初的手，听着老人诉说这40年的冤屈和如今的窘迫。

看着恩人的后代连饭都吃不上，马希良心里一阵绞痛。

他当即翻遍了口袋，凑出了整整100元人民币，塞到了廖复初手里 。

在1990年，100元不是个小数目，几乎相当于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廖复初虽然穷，但骨子里的傲气还在，他坚决不收：“我家里成分不好，不能连累首长，这钱我不能要。”

马希良眼珠一转，为了让老人安心收下，他撒了一个充满善意的谎言。

他按住廖复初的手，一脸严肃地说：“老廖，这钱不是我个人的。

这是我向市民政部门反映了你的情况后，专门特批给你的‘生活补助款’。

这是国家给你的，你必须拿着！”

听到“民政部门”和“国家”这几个字，廖复初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他双手捧着这100元钱，他哽咽着说：“感谢政府还没忘了我！”

那天，廖复初是带着暖意离开的。他以为，这100元代表着组织对他的关怀。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并非是政府给的补贴，而是马希良自掏腰包的。

但是马希良只是一介清贫的退休干部，家里有病妻，还有儿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哪里拿得出这笔闲钱？

那么，这100元巨款，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为了凑这一笔钱，马希良干了一件让邻居很嫌弃的事，很对不起他的身份。

但是，他心甘情愿。

就没有什么“民政部门特批的补助”。

那100元钱，每一张票子上，其实都沾着垃圾堆的馊味，也都浸透着一位老共产党员沉甸甸的尊严。

当时的马希良，其实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家里有个常年卧病在床的老伴，儿子儿媳刚参加工作，还有一个刚出生的小孙女，一家五口人的开销，几乎全压在他有限的退休金上。

为了凑齐这笔给恩人的“救命钱”，又不让廖复初有心理负担，这位曾经在南泥湾开过荒、在战场上流过血的三五九旅老功臣，干了一件让大院邻居们惊掉下巴的事。

那段时间，邻居们发现马老变了。

他经常在一个大家避之不及的地方转悠，那就是垃圾堆。

马家住的机关宿舍旁边，有一家工厂的垃圾场，常年堆积如山，臭气熏天，夏天苍蝇乱飞，路人经过都要捂着鼻子快走。

可人们却惊讶地发现，马希良经常戴着口罩，手里拿着一副自制的竹夹子，在那个发酵发臭的垃圾山上，弯着腰，一点一点地翻捡着2。

他在找什么？

废纸盒、破塑料瓶、烂铜烂铁。

他把这些别人眼里的脏东西，一件件捡回来，在自家阳台上晾晒干净，分门别类地捆好，然后像个收破烂的老头一样，吃力地把它们架上自行车，驮到几里外的废品收购站去卖。

几分钱，几角钱，就这样一笔笔地攒。

大院里流言四起。不知情的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话很难听：

“看那个老头，退休金也不少，怎么还要跟乞丐抢饭碗？”

面对这些刺耳的嘲讽和鄙夷的白眼，马希良从来不解释，也从来不反驳。

他只是默默地把换来的零钱，一张张展平，凑成整整齐齐的100元，然后在春节前，以“民政补助”的名义塞给廖复初。

这一送，就是整整三年。

只有马希良自己心里清楚，他弯下的是脊梁，但挺起的是良心。

但马希良知道，光给钱救不了廖复初。

要救人，就得救根本，把那个“反革命”的帽子摘掉。

看着廖复初手里那份被地方法院驳回、冷冰冰写着“原判正确”的裁定书，看着老友绝望的眼神，马希良彻底怒了。

他决定赌上自己一辈子的政治信誉，越级上访。

他在昏暗的灯光下铺开信纸，提起笔，饱蘸浓墨。

这一次，他要找的人，是当年的老旅长、如今的国家副主席王震。

他在信中写下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这句话，将直接点燃中南海的雷霆之怒。

马希良的那封信，并没有像很多人担心的那样石沉大海。

尽管信件的传递过程经历了一番周折，但最终，它还是摆到了国家副主席王震的案头。

这位素以性格火爆、雷厉风行著称的开国上将，戴着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了这封来自老部下的信件 。

当他读到廖家当年的义举与如今廖复初“投诉无门”的惨状时，这位见惯了沙场生死的将军，被深深地触动了。

王震很清楚，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案件。

这关乎三五九旅的历史荣誉，更关乎共产党人“有恩必报、实事求是”的政治信誉 2、。

将军拍案而起。

他当即拿起红机电话，直接询问有关部门和人员 。

随后，他毫不犹豫地提起那支曾签署过无数作战命令的笔，在信件上作出了非常明确且严厉的批示 。

批示的核心精神只有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对于为革命做过贡献的朋友，决不能让他们流血又流泪。

湖北省委、省高院接到了来自北京的急电。

之前那个对应城地方法院说“原判正确”的“死结”，在中央首长的直接过问下，迅速解开了。

调查组重新调阅了尘封40年的卷宗。

这一次，他们不再带着“有色眼镜”，而是真正从历史的客观角度去审视。

事实很快查清：廖家当年的“矿警队”确系为了防备土匪、保护矿山生产而组建，且经过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批准；

更重要的是，在解放前夕，廖家不仅保护了共产党人，还在解放军到来时主动上交了武器，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反革命暴动” 。

1991年10月，正值国庆佳节，一份盖着鲜红国徽印章的刑事判决书，送到了廖复初的手中 。

这份由湖北省应城市人民法院下达的判决书，字字千钧：

拿着这份判决书，76岁的廖复初瘫坐在椅子上，老泪纵横。

为了这几十个字，他等了整整40年。

从青丝熬成白发，从万贯家财熬到一无所有。

那个曾经被死死扣在头上的“反革命”帽子，终于在这一刻，被彻底摘掉了。

除了这一纸清白，国家还给了他实实在在的补偿。

政府按照当年的物价折算，将廖家当年捐献的粮食和生猪折合成人民币，一次性发给了廖复初一笔巨额补偿金，约为叁万元。

同时，困扰他多年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了，他在武汉终于有了合法的身份和安身之所 。

正义虽然迟到了半个世纪，但终究没有缺席。

1991年10月的武汉，秋高气爽。

廖复初平反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马希良的家中。

这位平日里身体不好、常年蜗居斗室极少外出的老作家，听到消息的那一天，像过节一样高兴。

他特意让老伴找出了压箱底的礼服，老两口换上新衣，怀揣着一份特殊的礼仪，相互搀扶着登上了渡轮，跨过滚滚长江，去往汉口廖家 。

在汉口那间不算宽敞的屋子里，廖家上下三代十口人早已齐聚一堂。

没有大张旗鼓的庆功宴，只有一张简朴却热气腾腾的团圆饭桌。

当满头白发的马希良走进家门时，廖复初这位受了半辈子委屈的老人，紧紧握住了恩人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

入席后，马希良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了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红包。

这一次，不再是捡破烂换来的“民政补助”，而是老两口省吃俭用凑出的贺礼。

红包里装着150元人民币 。

马希良双手将红包放在桌上，郑重地说：“这是给你们全家的喜钱。”

看着这个红包，廖家十口人，无论男女老少，在那一瞬间全都控制不住情绪，放声大哭 。

这哭声里，有40年的心酸，有沉冤昭雪的释然，更有对眼前这位有情有义的老共产党人的无限感激。

廖家人似乎早有预感，儿媳妇早就买好了大红纸铺在书案上，墨汁已经研得浓香扑鼻。

马希良走到案前，没有打草稿，提起毛笔，饱蘸浓墨。

他沉思片刻，想起了当年的风雪，想起了撕碎的借条，想起了这些年的奔波，心中豪气顿生。

他挥毫泼墨，在红纸上写下了两行苍劲有力的大字：

半世沉冤化甘露

一生喜泪颂党恩

这副对联写得浑然天成，道尽了廖家半个世纪的跌宕起伏。

随后，这副鲜红的对联被贴在了廖家的大门上。过往的街坊邻居纷纷驻足观看，啧啧称赞 。

在那一刻，所有的恩怨情仇都化作了尘埃。

对于廖复初来说，这半辈子的牢狱之灾虽苦，但最终换来了一个清白的晚年；对于马希良来说，他终于替三五九旅、替那个风雪夜里的承诺，还上了这笔沉甸甸的良心账。

历史有时候会走弯路，但它终究会回到正轨。这封迟到了46年的回信，虽然来得晚了一些，但好在，它终究是寄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