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深秋的时候,于香山碧云寺内。周恩来正一步步朝着台阶走去,彼时他看到石阶缝隙当中的青苔被修整得十分整齐。在正殿廊下站着一位老人,这位老人身着旧黄制服,有着白胡子,胸前别着一枚带有铜斑的勋章,且在鞠躬的时候腰板挺得很是笔直。随行人员小声地介绍道:“这是谭惠全,他已经守护衣冠冢长达三十多年了”。周恩来突然停下脚步问道:“可是1922年总统府突围的那一位?”老人的眼眶当即就红了起来,这是三十年来,第一次有人没有经过介绍就说出他前半生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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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惠全的守灵经历,如同民国动荡的一个缩影。在1925年孙中山灵柩暂时停放在碧云寺的时候,守灵的地方还有五个人领取国民政府的饷银。到了1937年北平沦陷,汇款中断了,同伴各自分散,就只剩下他带着家人居住在水泉院排房,依靠着开荒种植萝卜来维持生活。最为艰难的是在1942年冬天,大雪将山封住了,全家分着吃一百克米粥,他把自己拴在香樟树上守夜,害怕饿晕了耽误巡夜。后来园林局干部总结这种执着,称像现代版的愚公,只不过他移的不是山,而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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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周恩来对谭惠全特别关注,其中存在黄埔的渊源。在1924年的时候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经常听到孙中山夸赞贴身卫士里有一位广东谭师傅,并且这位谭师傅在陈炯明叛变的那个夜晚护驾有功。二十多年之后,他在碧云寺看到那枚十一年讨贼有功奖章,立刻有了时空对接的感觉。更关键的是新中国在推动统一战线的时候,对孙中山的尊重和两岸人心的向着背离相关。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补发饷银既是对老人的抚恤,也是政治智慧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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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过程存在不少具有戏剧性的情况。谭惠全一开始坚持守灵是应当的,不想要补偿。周恩来就让园林局以特殊贡献津贴的名义来进行操作。在发放的时候遇到了难题:老人称当年的恩饷是六十大洋,但是在民国档案里却查不到相关记录。财政部最后折中处理为每个月补六十元人民币,这相当于当时工人半个月的工资。有意思的是谭惠全每次领取钱财的时候都抽出一张新的钞票夹到孙中山《建国大纲》的扉页里面,说是让先生看看新钞票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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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灵人的忠诚背后存在着更为复杂的时代逻辑。1927年张宗昌想要毁坏孙中山灵柩,谭惠全在夜晚急忙去请求张学良。1937年北平沦陷的时候,他拒绝日伪的招揽而去做厨子。1948年国民党劝说他向南撤退,他表示灵柩在北平,他能够到什么地方去。这种只认可陵墓而不认可其他地方的坚守,偶然间使得衣冠冢得到了保全。周恩来后来对统战干部说过,有些民间的坚守,比官方的宣言更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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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耐人寻味的是尾声这一部分。在1961年谭惠全去世之前,他提出要葬在万安公墓距离碧云寺最近的墓园。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发现他所珍藏的并非是银元,而是宋庆龄赠送的狮钮铜印,还有1956年之后所有工资单上用红笔圈注的60这个数字。这些数字就好像是一座桥梁,连接着民国时期的恩饷以及新中国的津贴,同时也连接着一个卫士对于领袖的私人情谊,还有国家对于忠诚的公义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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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可以这样来看,周恩来曾问“他给你多少钱”,这里所说的是银元,弥补的是道义。如同谭惠全所守护的不只是衣冠冢,还有在乱世之中人们对于承诺的最后底线。在1981年邓颖超接见谭惠全遗孀的时候,这场跨越朝代的对话最终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圆环。原来忠诚并非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一个民族对于另一颗赤子之心的庄重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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