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双面谍！杨登瀛一生身份成谜难辨，临终前坦言：周总理知晓我的底细

01

1975年12月20日，北京305医院的病房里，空气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躺在病榻上的周恩来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但他还坚持要见一个人——罗青长。

就在所有人以为总理要交代什么国家大事的时候，他却用微弱的声音，念叨出了一个已经被历史尘埃掩埋了很久的名字。

这个名字一出来，在场的人心里都咯噔一下，因为这人不仅早就死了，而且身份极其复杂，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人当成是国民党的特务。

02

咱们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

那时候的上海滩，说白了就是个巨大的绞肉机，也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个地界上混，你要么有枪杆子，要么有钱袋子，要么就得有个比猴还精的脑瓜子。

杨登瀛，本名鲍君甫，就是这么个脑瓜子灵光的人。他是广东香山人，早年跑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过学，是个标准的“日本通”。这哥们儿刚回国那会儿，在上海滩混得那叫一个风生水起，因为日语好，又懂日本那一套行事规则，他在日本人开的洋行、通讯社里都有挂职。

但这人有个特点，那就是路子野，交游广。不管是租界的洋人巡捕，还是帮会的流氓头子，甚至国民党里的达官显贵，见了他都得客客气气喊一声“杨先生”。

这就是他的本事。

1928年前后，国民党为了在上海搞特务活动，成立了一个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机构，也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中统”的前身。当时负责这摊子事的陈立夫、张道藩，急需在上海找个地头蛇来撑场面。

找来找去，他们看上了杨登瀛。

为什么看上他？因为他在上海滩黑白通吃，而且看起来是个只认钱不认人的主儿，这种人最好控制。

但陈立夫这次算是看走了眼。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被他寄予厚望的“王牌特工”，其实早就跟共产党那边眉来眼去了。

03

这事儿还得从杨登瀛的一个老乡说起，这人叫陈养山。

陈养山是搞地下工作的，他早就盯着杨登瀛了。他发现杨登瀛这人虽然在给日本人和国民党做事，但骨子里还有点正义感，最重要的是，这人虽然爱财，但也讲义气，不想把事做绝。

于是，陈养山就把他介绍给了当时中共特科的负责人——陈赓。

这俩人一见面，那场面简直就是高手过招。

陈赓化名王庸，约杨登瀛在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见面。陈赓是什么人？那可是黄埔三杰，眼睛毒得很。他一眼就看穿了杨登瀛的心思：这人想在这个乱世里给自己留条后路，不想一条道走到黑。

陈赓也没跟他绕弯子，直接就给他透了底，表示咱们交个朋友，只要你帮我们做事，钱不是问题，安全也不是问题。

为了表示诚意，陈赓当场就拿出了一根金条推了过去。

你猜杨登瀛怎么着？他没马上接那金条，而是问了一句特别实在的话。他问陈赓，如果他拿了这笔钱，以后国民党那边让他搞共产党的情报，这让他怎么做才好。

这话问得，直接把窗户纸捅破了。

陈赓笑了，他早就准备好了答案。陈赓告诉他，这个问题尽管放心，特科以后会不断向他提供一些“情报”，甚至党内的文件、传单、机关刊物，也会定期叫人给他送来，绝不会让他为难。

这招叫什么？这就叫“借刀杀人”，或者说是“反间计”的最高境界。

杨登瀛一听，这买卖划算啊！既能拿那边的工资，又能拿这边的金条，还不用担风险，两边都讨好。于是，他二话不说，就把金条收了。

从那一刻起，上海滩就多了一个谁也看不透的“双面人”。

04

有了陈赓的暗中支持，杨登瀛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的地位那是坐着火箭往上涨。

你想啊，每次国民党想抓共产党，杨登瀛都能拿出点“干货”，或者带队去搞个突袭。虽然每次去抓人的时候，那里早就人去楼空，只剩下一些故意留下的废纸，但场面上那是相当好看，足以让他在上司面前交差。

国民党的大佬陈立夫、张道藩一看，这杨登瀛能干啊，忠诚啊！

于是，1928年，蒋介石亲自签发命令，任命杨登瀛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

这官可不小，相当于当时国民党在上海搞特务活动的“一把手”。

这时候，最荒诞的一幕出现了。

杨登瀛当了特派员，自然要设立办事处，要招兵买马。经组织批准，陈赓特意在上海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为杨登瀛设立了一个办事处。

结果呢？这个挂着“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牌子的地方，除了杨登瀛自己，剩下的工作人员，几乎全是共产党！

他的秘书是中共党员安娥，负责帮他整理文件、处理往来信函；他的保镖是特科红队的连德生，负责保护他的安全，同时也负责“监控”他。

就连给他们开车的司机，那也是特科安排的。

这哪是什么国民党办事处啊，这简直就是中共特科的“分店”！

国民党那边还傻乎乎地给他们发经费、配汽车，让他们去抓共产党。这操作，放在整个世界间谍史上，那也是炸裂的存在。

05

当然，杨登瀛拿了钱，那是真干活的。不过他干的活，是帮共产党锄奸。

1928年那会儿，共产党最头疼的是什么？就是叛徒。

那时候环境恶劣，有些软骨头受不了刑，或者为了荣华富贵，转头就把同志给卖了。

有个叫戴冰石的叛徒，向国民党告密，导致好几个同志被捕。这人还特别狡猾，为了不让人怀疑他，让他老婆的妹妹（也是党员）也跟着被抓了。

杨登瀛一接到这个消息，立马就告诉了陈赓。

陈赓表示这人必须除掉。

杨登瀛二话没说，直接利用职务之便，套出了戴冰石的藏身地。戴冰石当时正躲在湖北路安东旅社里，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等着杨登瀛把他的小姨子放出来。

没过几天，特科红队的枪声就在旅社里响了，戴冰石直接见了阎王。

还有个叫陈尉年的，是潜伏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内奸，这人更贪，想拿共产党的情报换钱。

这人也是倒霉，他居然把情报卖到了杨登瀛手里。

杨登瀛一看，哟，这不是送上门来的吗？他假装要跟他谈价钱，请他吃饭，把他灌得迷迷糊糊的。席间，杨登瀛问他既然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为什么要卖情报。那小子还得意洋洋地说上海滩都知道杨先生出手阔绰。

等这小子拿着杨登瀛给的两根金条回家时，红队的队员早就跟在后面了。弄清了住址，确凿了证据，没几天，这内奸就在弄堂口被人干掉了。

那时候上海滩的叛徒们都纳了闷了，怎么自己刚想出卖点情报，还没来得及数钱呢，脑袋就搬家了？

他们到死都不知道，他们想巴结的那位“杨特派员”，其实是他们的催命判官。

06

不过，真正让杨登瀛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是那件轰动全国的“白鑫案”。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出卖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几位重要的领导人。

这事儿在当时影响太大了，彭湃那是农民运动大王啊，就这么牺牲了，全党上下都恨得咬牙切齿。

周恩来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除掉白鑫。

但这白鑫也知道自己干了缺德事，吓得躲在国民党范争波的公馆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还想跑路去意大利。

范公馆戒备森严，红队根本进不去。

这时候，还得靠杨登瀛。

他以“特派员”的身份大摇大摆地进了范公馆，说是去“慰问功臣”。

在麻将桌上，他谈笑风生，硬是把白鑫的出逃计划套了个底儿掉——时间是11月11日晚上，地点是后门。

最绝的是，杨登瀛当时还给范争波提了个建议。

他告诉范争波，把车直接停在后门口太显眼了，容易招风，不如把车停在弄堂口，让白先生走几步上车，这样安全。

范争波一听，觉得特派员说得有道理啊，是为了我们好啊，就答应了。

就是这短短的几十米路，成了白鑫的鬼门关。

11月11日晚上，杨登瀛还特意提着一盒糕点去范公馆辞行，其实是做最后的侦察。

当深夜11点，白鑫在一帮保镖的簇拥下走出范公馆，还没走到弄堂口的车旁，早已埋伏好的特科红队队员突然冲出来，枪声大作。

白鑫想跑，哪跑得掉？红队队员追上去，一枪爆头，当场毙命。

这事儿一出，整个上海滩都炸了锅，报纸上全是“东方第一大暗杀案”的标题。

国民党那边查来查去，怎么也查不到杨登瀛头上，谁能想到，那个给他们出谋划策、还在现场帮忙“善后”的特派员，才是幕后的总导演呢？

07

除了杀叛徒，杨登瀛救的人那更是重量级的。

任弼时大家都知道吧？那是后来的五大书记之一。

1929年底，任弼时在上海被捕了。他当时很机警，在被抓的那一刻把文件吞了，化名彭德生，坚称自己是从江西来投亲的失业小学教员。

特科找到了杨登瀛。

杨登瀛直接跑到巡捕房，跟那个洋人警官说，这人是他刚招募的一个情报员，可能由于口音问题被巡捕抓错了，让老朋友行个方便。

洋人一看是杨特派员要人，面子肯定要给，再加上杨登瀛又塞了一笔钱，任弼时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被救出来了。

但这还不算最惊险的。

最惊险的是1930年，有个叫黄第洪的留苏学生，回国后怕死，给蒋介石写信要叛变。

这人最坏的地方在于，他约了周恩来见面，想把周恩来当见面礼送给国民党。

这封信，蒋介石批示后转到了陈立夫手里，徐恩曾又交给了杨登瀛去办。

杨登瀛一看，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这事儿要是成了，中国历史都得改写。他火速把消息传给了陈赓。

周恩来接到消息后，将计就计，还是答应去“见面”。

结果那天去赴约的，不是周恩来，而是红队的锄奸队员。那个想拿周恩来换荣华富贵的黄第洪，还在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当场就被处决了。

你想想，要是没有杨登瀛这封情报，后果简直不敢想。

还有一次，是关于关向应的。

1931年春天，关向应被捕的时候，带了一箱子绝密文件。这箱子要是被国民党破译了，那上海的地下党就得被一锅端。

这箱子当时就在巡捕房里。

杨登瀛带着特科的专家刘鼎，大摇大摆地进了巡捕房，说是要“鉴定文件”。

这俩人就在巡捕眼皮子底下，玩了一出“狸猫换太子”。

刘鼎趁着鉴定的机会，把重要文件全换成了没什么用的废纸。

几天后，杨登瀛告诉洋人巡捕，这箱子里全是些学术资料，没什么政治价值，那个人就是个书呆子，放了吧。

就这样，关向应和那一箱子绝密文件，都有惊无险地保住了。

08

这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日子，终究是有尽头的。

1931年4月，那个著名的叛徒顾顺章叛变了。这人知道得太多了，特科的所有关系他都门儿清。

陈赓当时就通知杨登瀛赶紧撤离，说顾顺章一定会咬出他来。

但杨登瀛这时候犯了个倔。他告诉陈赓，他不是共产党，他有国民党的护身符，他们不能把他怎么样，而且他舍不得自己在上海打下的这片江山。

结果他想错了。顾顺章一开口，国民党高层都懵了：搞了半天，咱们的大特派员竟然是共产党的卧底？

杨登瀛随即被捕。

但他居然真的没死。

为什么？因为他平时做人太圆滑了，跟国民党那些大佬关系太铁了。张道藩那些人觉得这事儿太丢人，要是公开审判杨登瀛，那不就是承认自己是傻子吗？

于是，他们给杨登瀛定了个“贪污腐败、贩卖情报”的罪名，关了一阵子，后来发配到反省院，敦促他痛改前非。

虽然命保住了，但这下他的仕途是彻底完了。那个风光无限的“杨特派员”，一夜之间成了人人喊打的“情报贩子”，被扫进了政治的垃圾堆。

09

后来的日子，杨登瀛过得挺惨。

特别是到了解放前夕，他穷得只能在南京街头摆烟摊维持生计。

谁能想到，这个蹲在路边卖香烟的干瘦老头，当年曾经开着汽车，在上海滩呼风唤雨，手里握着无数人的生杀大权？

1951年镇反的时候，杨登瀛被抓了。

毕竟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干过那么多年，这在当时可是重罪。

眼看就要被枪毙了，杨登瀛急了，他说自己有功，让公安去找陈赓，说陈赓能证明他是好人。

这封信辗转送到了陈赓手里。

此时已经是大将的陈赓，看到老朋友的名字，二话没说，立马出具了证明。

陈赓在证明里写得很清楚，鲍君甫（杨登瀛）从1927年起就和党有关系，在1931年以前为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自己被捕时和他关在一起，他的表现也很好。

就这一纸证明，救了杨登瀛的命。

他被释放了，政府还给他发了救济金。

虽然日子依然清贫，但他心里是踏实的。陈赓、陈养山、安娥这些老朋友，也一直没忘了他，经常接济他。

有一年冬天，杨登瀛冻得实在不行，写信向安娥求助冬衣。他在信里感叹，自己现在所剩的唯有老友之谊了。安娥接到信，不仅倾囊相助，还寄去了很多生活用品。

10

杨登瀛这辈子，在1969年画上了句号。

他走的时候，没有鲜花，没有掌声，甚至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当年的那些传奇故事。

他这辈子，算是个英雄吗？

在那个非黑即白的年代，他很难被归类。他贪财，他圆滑，他不是那种大义凛然的革命者。他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人误解，被人看不起。

但他守住了底线，在最黑暗的时候，他选择了把光透给正义的一方。

杨登瀛的墓碑上，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有岁月的风尘。

你说这人该怎么评价？其实没啥好评价的。

从他选择在那个乱世里走钢丝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了一生都要在误解和孤独中度过。晚年他虽然穷困潦倒，但能在周总理的心里留下一席之地，那不过是他当年种下的善因，结出的最后一点果实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