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牺牲，母亲悲痛欲绝，17年后收到一军区司令来信：请娘来北京

1955年初秋，湖北红安七里坪的晒谷场正热闹着。

石顺香弯腰翻着金黄的稻谷，谷糠粘在围裙上，一拍就往下掉。

忽然村口传来“突突”声，一辆军绿色吉普车卷着尘土停下，两个扎武装带的年轻军官跳了下来。

“请问哪位是石顺香大婶？”

晒谷场瞬间静了，风刮过稻芒沙沙响。

村干部愣了半天，才凑过去说：“同志，你们是不是找错了？她儿子徐深吉，17年前就没了，阵亡通知书还在她枕头底下压着呢。”

军官没多解释，从公文包掏出个牛皮纸信封，双手递过去。

信封上就八个字，“请娘来北京，儿深吉敬上。”

石顺香擦了擦手接住，只扫一眼笔迹就哭出声横画收笔总带点斜挑，这是儿子8岁写春联时就改不了的习惯。

一张信，一座坟，17年的盼头

石顺香转身往家跑，从枕头砖下摸出张泛黄的纸，红“阵亡”章格外扎眼。

她把纸塞进军官手里：“你们看，这到底哪张是真的？”军官立正敬礼：“徐司令派我们接您进京，当面问他最清楚。”

换谁都得懵。

17年了，石顺香早把“儿子没了”刻进了日子里。

每天黄昏，她都拎着竹篮去后山，篮子里要么是新蒸的红薯，要么是纳好的布鞋。

那座坟里没尸骨，只埋着儿子离家时穿的蓝布衫，可她照样絮絮叨叨说上半天：“小吉，今儿天凉，新鞋穿上暖脚。”

本来想跟着大部队找儿子，可村里还有不少军属要照应，无奈之下，她只能守着那座空坟。

6200多个日夜，竹篮磨破了三个，布鞋纳坏了几十双，她的腰也越来越弯。

红安这地方，革命母亲多，可像她这样守着衣冠冢熬年头的，怕是最有体会牵挂的滋味。

从“烈士”到将军，他没忘娘

这事儿得倒回17年前说。

1932年10月，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打得正惨。

古峰岭上，红四方面军副团长徐深吉带着两个营守前沿。

拂晓的大雾里，敌军三倍兵力压上来，八门山炮轰得山摇地动。

徐深吉左胸中弹，倒在灌木丛里没了声息。

突围的战友摸不到脉，只能把他列进牺牲名单。

消息传回村里，乡干部捧着30块银元抚恤金和通知书进门时，石顺香正在给部队赶做干粮。

她手一软，面盆“咣当”砸在地上，白花花的面粉撒了一地，人直挺挺往后倒。

醒来后，她把通知书、蓝布衫，还有当年雪夜塞给儿子的两只红薯，用油布包了又包，压进枕头下的砖槽里。

她没跟人哭天抢地，只是从此多了个后山的“约会”。

可徐深吉没真死。

一位赵姓卫生兵二次打扫战场时发现了他，把他藏进深山草药棚。

三个月后，他带着贯通左肺的伤疤归队，可部队早转战千里，和家乡彻底断了联系。

之后的日子，他跟着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抗战时在冀南琢磨出“交通沟+地道”战术，刘伯承都喊他“徐老虎”。

解放战争打石家庄，他活捉了敌军长罗历戎。

1949年国庆，他站在天安门观礼台，礼炮一响，眼泪就掉了下来17年了，娘肯定以为他早成了黄土。

重逢的鸡，最后的军礼

北京站月台上，徐深吉穿着笔挺的将校呢，肩章上的金星闪着光。

列车停稳，他一眼就看见被警卫员扶着的母亲，新穿的阴丹士林布衫很精神，可人瘦得不足百斤。

“扑通”一声，开国中将跪在了水泥地上，额头抵着母亲的围裙：“娘，儿子不孝，让您等了17年。”

石顺香伸手摸他的脸，从额头摸到左肩那道凸起的枪疤，泪水砸在军装上：“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当晚母子俩抵足而眠，石顺香像哄7岁孩子似的，轻轻拍着他的背。

第二天一早，她真炖了只鸡。

徐深吉把鸡腿夹给母亲，又把鸡翅分给警卫员：“娘以前说，翅膀给我，好飞得高、打得远。”

如此看来，这份母子情从没被岁月冲淡。

后来徐深吉当空军副司令员，牵头搞国产航空燃油，打破西方封锁；主持修西南机场群，为防空布下防线。

1984年病重时，他留了三条遗嘱，不办追悼会，遗体捐给医院解剖，骨灰撒在战斗过的地方。

主刀医生在手术台前敬了个礼，说将军把最后的军礼献给了医学。

如今红安七里坪的后山上，那座衣冠冢还在。

政府立了块青石，背面刻着徐深吉的诗：“大别松涛是我魂，母亲针线是我根。”

风过松涛，像极了当年石顺香喊儿子回家吃饭的声音，也像徐深吉那句迟了17年的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