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没了萨达姆，人民自由了，科威特没了萨达姆，不再担惊受怕

2006年12月30日清晨，巴格达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水泥屋里，萨达姆・侯赛因的生命被一根粗麻绳终结。

几乎同一时间，一千公里外的科威特城，烟花从滨海大道烧到波斯湾岸边，年轻人把汽车喇叭按得嘶哑。

这根绞索不只是结束了一个强人的生命，更像一把剪刀，把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历史剪成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一条掉进了“不安全—没投资—没人工作—老爆炸”的圈子里，另一条却踩着“安全了—有钱来—福利好—政局稳”的步子往上走。

二十年过去，这两条路的差距越来越明显。

高压松了日子却乱了

萨达姆在位时，伊拉克就像个盖着盖子的高压锅。

他用秘密警察、平衡不同族群的办法把国家攥得紧紧的。

占人口六成的什叶派没机会进权力核心，库尔德人遭过化学武器袭击，逊尼派里有人敢反对他，就会被“化学阿里”盯上清洗。

2003年巴格达费尔多斯广场的雕像被拉倒时，伊拉克人第一次敢公开踹那张曾经只能仰望的脸。

可高压锅的盖子一掀，滚烫的汤汁全溅了出来。

几十万前复兴党军官一夜之间没了工作，这些人会用枪、懂战术，成了没处去的“暴力专家”。

极端组织趁机招兵买马，把“反美反什叶”当成口号，在提克里特和费卢杰的废墟里慢慢壮大。

巴格达被教派民兵切成了一块块，白天看着是政府管着，到了夜里就全是民兵的检查站。

普通人出门买个面包，得先背熟沿途的暗号。

有人说这是自由来了，巴格达街头有句黑色幽默说得实在，萨达姆时代有嘴不敢说，现在敢说了，却找不到一只完整的耳朵听。

2024年巴格达“幸福街”菜市场爆炸，32人没了性命，网上流传的照片里，一只被炸飞的红色气球飘在空中，配文写着“自由原来也会飞”。

这样的自由，没人想要。

梦魇没了日子越过越稳

和伊拉克比，萨达姆倒台对科威特来说，更像是卸下了一块压了十几年的石头。

1990年8月2日凌晨，伊拉克三个师的军队只用九个小时就打进了科威特城。

埃米尔的弟弟法赫德亲王在宫里血战至死，国家博物馆被抢，动物园的长颈鹿都被机枪打成了筛子。

七百多口油井被点燃，黑烟遮天蔽日，六个月里太阳都像块熏黑的银盘。

从那以后，科威特人就活在“萨达姆可能再来”的梦魇里。

哪怕1991年“沙漠风暴”把伊拉克军队赶走，科威特还是在边境修了三重铁丝网，在首都地下挖了能装四十万人的防空洞，连小学的火警演练都改成了化学武器演练。

2003年美军开进巴格达的消息传来，科威特城的烟花放了一整夜，酒吧里的人举杯庆祝，他们终于不用再担心凌晨两点被坦克轰鸣声吵醒。

之后的二十年，科威特把石油赚的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人均收入翻了一倍还多，政府把财政盈余的一部分放进“未来一代基金”，到2024年这笔钱已经超过7000亿美元。

他们和美国签了防务协定，阿瑞坎军营常驻着一万三千名美军，成了海湾北部最大的空中加油枢纽。

当伊拉克人还在为每天停六小时电生气时，科威特人却在抱怨空调开得太冷，出门得带外套。

两种抱怨放在一起，差距一眼就能看出来。

科威特还很聪明地把战争记忆变成了国家的凝聚力。

2008年设立了“国家记忆基金”，每年6月27日定为“被占领纪念日”，全国鸣警报一分钟。

学校、电视台都会征集“1990年那天你在哪”的故事，一年又一年地重复这些回忆，让全国人都拧成一股绳。

其实说到底，两国的差距核心就在于石油美元花在了哪。

伊拉克2023年靠卖石油赚了900亿美元，不少钱花在了汽油、电费补贴上，看着是给老百姓谋福利，其实大多落到了城里中产手里。

还有一笔钱拨给了“烈士与受难者基金会”，可审批流程太复杂，真正到受害者手里的没多少，剩下的都在层层转手间没了。

科威特则把不少钱强制存进“未来一代基金”，让专业的人打理，每年都能赚不少。

同时把大部分预算投到教育、医疗和基建上，看病不用花钱，大学生每个月还能领2300美元的读书津贴。

如此看来，伊拉克是把石油美元变成了炸药，要么是真的爆炸装置，要么是能引爆社会的火药；科威特则把它变成了防火墙，既稳住了国内的人心，也挡住了外部的风险。

当然，伊拉克也不是全是坏消息。

这几年，巴格达有人开始搞旅游规划，想靠巴比伦遗址、《一千零一夜》的IP吸引邮轮游客。

萨达姆的绞索剪断了过去，却没给未来定好方向。

真正决定两国命运的，是这二十年来每一天的选择。

伊拉克要想变好，得先把社会拧成一股绳，把治理搞顺畅，不能总靠卖石油过日子。

科威特也不能一直靠石油和美军保护，得想想怎么转型，不然安全感早晚也会被抽干。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独裁者的终点从来不是人民的起点，只是一条岔路。

有人把岔路走成了上坡，有人把它走成了下坡。

绞刑架早就拆了，但这两条岔路还在延伸，未来怎么走，全看他们接下来的每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