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牺牲四十年多后，弟弟从报纸才得知：哥哥原来竟如此伟大

1979年深秋的一天，《光明日报》随晨风送进安徽舒城一所中学。45岁的教师胡其昌停下批改作业，随手翻阅，一行“龙潭三杰”瞬间扎进他的视线。往下读到“胡百昌，化名胡底”，他猛地合上报纸，手心发汗：失联四十余年的大哥，居然是党史里赫赫有名的红色特工。

消息炸开，课堂铃声像在远处回荡。胡其昌回忆，家中老照片上那个笑容腼腆的青年，十几岁就远赴上海，说是在药店学徒，随后杳无音讯。父亲病故前仍念叨长子，如今线索终于出现，他当晚写信给报社作者钱江。信寄出，他一夜无眠，脑海里翻动着起伏的年代。

时间拨回1925年，20岁的胡百昌已在复旦求学。都市霓虹外是租界的阴影，他跟着进步社团奔走街头，改名胡底，以防连累家人。从此，身份、住址、职业层层伪装。他开过照相馆，做过推销员，乃至混入敌侦缉处，一张张档案被他暗中转给地下党。干净利落，毫无痕迹。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上海骤然拉响警报，特务风声鹤唳。胡底迅速截获密电，联络李克农、钱壮飞，用敌方密码反向传递情报。中央机关转移，核心领导得以脱身。他们三人由此被称为“龙潭三杰”。外界只知行动代号，不见真容，这种隐没的光芒，与刀光剑影同样凌厉。

身份露出后，胡底随中央红军进入江西苏区，接手政治保卫局审讯科。在瑞金，他白天审案，晚上给新兵上课，嗓音沙哑仍不停歇。1934年，长征炮火迫在眉睫，他成了红一方面军的开路侦察员。崇山峻岭间，他收拢沿途谍报，标注地图，及时拆除暗桩，手边一直揣着半截铅笔和汗湿的纸片。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内部矛盾却陡然尖锐。张国焘主张南下，中央坚持北上。胡底看不惯张的跋扈，多次私下批评，还在一次动员大会台下嘀咕“像法西斯”。刘伯承低声提醒：“嘴上留情，小心祸从口出。”胡底反驳：“真理怕什么？”旁人听得心惊。

过草地途中，他因误食毒蘑菇高烧不退，体力骤降，被迫弃马步行。勤务员被撤，他负包跌跌撞撞，总掉在队尾。原红五军官兵同情，偷偷把他留下看护。短暂安宁后，张国焘的卫士找上门，将他带走。朱德、刘伯承虽焦急，也难以撼动当时的权力格局。血雨腥风里，没有人敢再提营救。

9月初，部队折返四川阿坝。夜幕里，胡底被押往斯达坝林间。枪声闷响。卷土红军继续南行，三杰只剩李克农一人。胡底年仅30岁，连一张完整遗照也没留下。他的遗物是一条补丁毛毯，被托人转送欧阳毅。毯子上滴着雨水，也可能是血迹。

1945年，党的七大将他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战事正紧，家属无从知晓。1955年授衔仪式，李克农胸前的上将星徽里，含着对胡底、钱壮飞的敬意。周恩来1962年主持李克农追悼会时，特意补上一句：“同为革命牺牲的钱壮飞、胡底，对保卫党中央做出卓越贡献。”会场静默，捧花的军人眼圈泛红。

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尘封档案解锁。李克农之子钱江撰文披露龙潭三杰细节，第一次公开胡底原名。报纸漂到舒城，于是出现文章开头的那一幕。民政部随后发函安徽，要求将胡底追认为革命烈士，抚恤家属。1981年冬，舒城县烈士陵园新立石碑，刻上“胡底——胡百昌”八字。弟弟胡其昌手抚碑面，久久未语。

有意思的是，教书的胡其昌从未进过情报圈，却深知隐姓埋名意味着什么。兄长生前不能与家书相认，死后也无坟可祭。现在，国家为他正名，亲人终得抬头。烈士事迹陈列室里，一只发黄的铅笔承载了那段隐秘而激烈的历史。旁观者或许只看见静物，但熟悉内情的人明白，短短几寸木芯，可能改变了中央首脑的生死。

有人问，龙潭三杰究竟靠什么在白色恐怖中屡次脱险？答案并不传奇：严谨，胆气，加上随时准备牺牲的决绝。他们知道一旦暴露，等待自己的不是监禁而是刑场，所以干净利落，没有半分迟疑。不得不说，这样的精神支撑起早期情报线的脊梁。

今天的档案袋里仍保存着胡底亲笔报告，字迹端正，语气平稳。翻页声伴随电扇嗡鸣，似乎在提醒后人：战争的胜利由无数看不见的手推动，而那些手往往在归档前已失去温度。数字纪年替代了烽火狼烟，名字重新发光——这就是迟到四十多年的回答，也是舒城一户人家终于填补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