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宥予:不迎合，忠实于内心最深处的创作冲动

新南方写作

“新南方写作”系列报道，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创作，致力推动文学新生力量破土而出。第四期关注的是广州青年作家宥予。

在广州作家中，宥予是很独特的一位，他的作品和视角都相当有辨识度。他擅长用细腻的笔触写城市青年的精神困境，尤其关注异乡人的身份认同和存在意义，叙事风格克制却充满张力。

他的小说常以广州为背景，比如《撞空》聚焦“广漂”青年的生存状态，而新作《证明》则通过城乡双线叙事，展现代际冲突和乡愁记忆。他笔下的城市不是简单的背景，而是与人物命运紧密交织的精神空间。

他是一个年轻的“90后”作家，已获得过2023年度青年作家称号(第二十五届《当代》文学拉力赛奖项)、第六届“《钟山》之星”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奖及2023年度川观文学奖小说奖。

作为广州的文学新星，宥予对新南方写作又有着怎样的思考呢?日前，南都记者专访了他。

谈作品:

　　也许微观视角也能进行宏大叙事　　

记者:从《撞空》到新作《证明》，你笔下的叙事空间常围绕“中原乡村”与“南方都市”。这种双重视角是否源于你个人的迁徙经历?你如何理解“故乡”与“异乡”在当代青年精神世界中的纠葛?

宥予:我从小在乡村长大，在镇子里上初中，后来去地级市上学，后来又陆续在郑州、上海工作，也去过县城谋生，现在我待在任何一个地方，除了体会这个地方，也都自动放在整个这种分层体系里理解、看待它。身边一些朋友，从一份工作脱身，暂时没想好另一份工作时，会对要不要待在这座城市产生困惑。如果没有一份新工作，或者伴侣关系带来的确定感，对于想去哪儿，要在哪里生活，常常毫无头绪。对于这样一个群体，热切寻找那些好玩的店铺，创造城市角落里属于自己的感受和美的体验，可是个体与城市的纽带仍然是“功能性”的，这种纽带脆弱，不具备根基，当我们与某个人的关系断裂，或者当我们失去那份工作，这个城市对我们而言可能瞬间变回一片荒原。毕竟生活不是在哪里吃饭那么简单。大家唯一的共识是，肯定不会回到地理上的故乡了。回不去的，从来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而是出生之后周围整个观念、金钱观、价值取向、生活态度的环境，但从里面出来，仍然并不完全能摆脱原生环境的“物候”，没有一个等着让我们无缝融入的地方。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这是一件需要探索的事，过程可能短，可能很长。

记者:《撞空》中的何小河被描述为“对一切不置可否”的悬浮者。这种状态是否代表了你对当下城市异乡青年生存境遇的某种普遍观察?

宥予:何小河有一种矛盾的两面性，他对他人和外界有深切的关爱，同时对他人和外界又冷漠，这种情况不是摇摆的，同时运行在他的精神之中。上面说的矛盾，是基于从外观望的直观印象，可他自己的精神内部并不矛盾，所以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挣扎，这让他呈现出一种安于痛苦的清醒的麻木，他有浓烈的感情可同时他又总是无情。这种同时存在的两种互为反面的状态，不是单单个体的创伤后遗症可以解释。如今，一个人跟自己、他人和世界的关系，已经大不同了，不单单都市是这样，所有人都处在这种变化里，我不能断定这种类似何小河的状态是一种趋势，但多多少少我在一个群体中也能看到它的影子。

记者:你的新书《证明》与之前的《撞空》有何不同?

宥予:《撞空》是三个月内完成的，它可能起于我的某些自身体会，但后来人物完全脱离了我，长成了他自身的样子。《证明》里的小说，是在《撞空》前后完成的，这本小说集里的一些篇目，是我的私心，处理的是一些我始终过不去的事。像《Best　of　Luck》，我小学时候，一位同宗的姐姐曾经遭遇过小说中类似的拐骗，好在她及时逃脱了。后面我经常想，她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那些没能逃脱的女性呢，此后的经历是怎样的。看到拐卖新闻，好像我们知道这件事，然后呢，她们在感受什么、体会什么、承受什么，好像就理所当然忽视了。比如《东边、七下、猪八戒》里写一个农村出生，后来在镇上工作的老年女性，谁还会再去关心这样一个人呢，连在子女那里，都变成了一个稍显麻烦的义务。我的私心是想借着写作再看一看她们。

记者:你的文字以细腻的日常描写和情感刻画著称，被称为“用平淡包裹精准”。这种“超微观”视角是不是你对抗宏大叙事的方式?

宥予:我想只有少部分人，或者只有少部分人在一生中短暂的时间里，可以暂时依附一种混合了理想主义和共同事业的叙事。我们当然期待，人们都能抵抗住日常、世俗性无时无刻的磨损，内心保有超越性的一角。可这并不容易，也正是更普遍更具体更无微不至的磨损和挣扎，以及在其中不断进行的自我建设与自我找寻，决定着我们是谁。我们常常被一些词语和概念蒙蔽，被一些知识蒙蔽，好像自己知道了。可一个具体的人，这些词语、概念、知识代表的那些东西，在一个人精神上持续产生影响时，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官、感受，到底在承受着什么。在这些方面，可能微观视角还能起到一些作用。

不过，我并不确定这和“宏大叙事”是不是对立的，也许微观视角也能进行宏大叙事。我没有想要去对抗宏大叙事，自觉或不自觉选择关注什么，以及怎么样去关注，常常并不抱有预设的态度。

记者:你曾提到“故事发生在南方或北方，只是一个巧合”，但评论常将你的作品与“南方想象”“城市文学”关联。作为一个出生于中原、书写广州的作家，你个人如何理解这个标签?

宥予:我并没有在意这种标签。每过一些年，一种对远方的集体想象，就会更新一些代表这些想象的新地方。这样的集体想象的波动，肯定不只是地理上的，也会有文化心态的波动，大众娱乐文化也总在这样波动，每过几年，大家的兴趣点就会有所转移。也许这里面有对一种更具现代性、更复杂叙事的渴望。文学肯定也会，只是我自己不会给自己这样归类，也不迎合它去写作，忠实于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创作冲动。

谈未来:

　　看不清出路在哪里，但我相信……　　

记者:你笔下的青年常陷入“寻找生活却总在边缘打转”的循环。这是不是你对当代青年精神困境的隐喻?文学能否为他们提供出路?或者说在你看来，什么才是他们的出路?

宥予:我看不清出路在哪里，我甚至不清楚是不是需要出路，因为出路仍然有一种用另一个处境否定此时处境的潜意识，似乎必须到了彼时彼地，此时此地才有了意义，当下只是一种必须忍受的临时的生存。假如将出路视作另一种可能，我不再用希望这个词，而是相信。

我想起我的父亲，他可以一生做一位农民，但我并不高估他对土地的感情，他崇拜财富、崇拜权力、重男轻女等，然后他养大几个子女，假如我们成家、生育，他就会觉得满足幸福，因为他相信这一切。他的相信里以现在我的目光来看，确实有很多糟糕的部分，我不在这里评判这个，我只是说，这相信仍然提供给他清晰确定的部分，带给他足够的力量，支持他去生活，获得幸福感。

当我走出他所相信的那一切，不再有一种出生后理所当然的生活，被孤独地抛到这个世界上，必须自己去确认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能过什么样的生活，有哪些在他观念里理所当然的东西，是我绝不能接受的，必须承受那种无处不在的挣扎与撕裂与无措，然后再次决定我要相信什么。

要从一些人、一个时代的叙事中夺回自己的主动权，创造无数新的叙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有时候，仅仅是谋生，已经筋疲力尽。我期待的是，我自己可以好好想一想，我决定相信什么，是否还能越过物质、观念等重重迷障，相信一些最本真的存在，以此找到根底。

记者:你曾说写作像“另一份职业”，现在过着早起、阅读、去图书馆写作的规律生活。这种自律是不是你对抗漂泊感的方式?写作对你而言是什么?

宥予:很难说是一种自律，当一个新的作品等着我完成，我只是放不下它。去哪里都想着它，那干脆完成它好了。今年连续写了好几个月，有一天大脑一下子抗拒了，忍不住抱怨，我恨写作，但怎么办呢，还是放不下它，第二天还是要面对它。但我还是不想被写作吞没，努力将生活和写作做一点小小切割，如果每天在房间里写作，一整天的时间好像都是可以写作的，那在房间里做写作之外的事，很容易有负疚感。空间上区分开，有一个状态切换，待在房间里，就可以稍微安心地不写作了。写作是探索真的路径，这个真里包括我，而这个探索本身，也抵御了时间中那些无序的冲击，让我更清晰。

记者:你正在忙什么?未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宥予:2024年5月份开始写一个新长篇，动笔的同时，查阅了很多广州各个年份的资料，傍晚去图书馆翻阅新中国成立后历年广州地区的报纸，到今年年初，写出26万字左右，但距离完成尚远，恰好冒出另一篇小说，便想着暂时写新的，也好利用这个时间，隔开一些距离，审视之前完成的这部分，是不是依旧靠得住。目前另一篇小说写到十几万字，我还是低估了持续写作带来的疲惫感，现在只想尽快完成一本，借着那种完成感，让自己松口气。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许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