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英国人口流动的多维透视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传统史学多将人口流动置于城市化的叙事背景之下，实际上人口流动不止城市化一种指向。英国作为第一个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并步入现代社会的国家，为考察人口流动的多维面向提供了典型案例。就近代早期的英国而言，人口流动在地域空间上呈现两种类型：一种是长距离的、有序的移民，被称为“标准式”人口流动。迁移路径基本是从乡村迁移到小城镇、从小城镇迁移到大城镇乃至首都伦敦，推动了近代英国城市化的发展。另一种则是短距离的、无序的移民，是非“标准式”人口流动，多见于村庄之间或村镇之间，并未直接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一

通常，中外学者更关注“标准式”人口流动，大量城市化研究充分证明这一点。不论保尔·芒图抑或是马克斯·韦伯，论及人口流动时无一不同城市或城市化相连。中国学者论述城市化社会形成，也往往归结为工业革命对乡村人口的巨大拉力，从而有“城市化起源于工业革命”的观点。因此，主流的人口流动研究者认为“只有那种从乡村迁移向城市‘不甚频繁、永久的流动’，才是‘真正的’移民，而且是人口迁移和移民的标准范式”。

相较而言，对于非“标准式”人口流动，不少学者持轻视甚或贬低态度，认为这种熙熙攘攘、杂乱无章的“短距离”流动是“无目的”的，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像约翰·帕滕这样看待人口流动问题的学者并非个例。研究近代早期英国乡村问题的库斯莫也认为，农场雇工或佣工虽然流动频繁，但是迁移距离“不远”，好像是“在一个密封的容器里流动”，对于现代化所要求于英国社会的“流动性”前提，根本不可能是一个“主要因素”，等等。

以上观点代表了中外学者的主流认识，即以城市为中心、以城市化水平乃至现代化为评价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城市化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需要注意的是，在城市化之外，还存在着人口流动的另一种面向，即人口流动之于乡村的影响及其对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环境的塑造。忽视这一点，意味着近代早期英国人口流动史研究是不全面、不完整的。

二

数据显示，直至工业革命前夕，英国城市人口比例从未超过25%，而在16世纪初城市人口比例仅为15%左右。这是英国学者布劳德伯利、坎贝尔等人采用较低“城市人口量”或“阈值”估算的结果，如采用通用的计算方式，英国城市化水平会相应下降7至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近代早期仅有一小部分、不足1/5的乡村人口最终通过永久迁移融入城市，80%以上的人口参与的正是非“标准式”人口流动。

大部分居民流动距离大约为10英里左右，甚至还有一些村民主要在村庄四五英里范围内频繁流动,呈现出显著的“短距离”“地方化”倾向。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种是季节性流动，即在农忙收割季节，村民们集体外出打工，持续一周左右即告结束。他们往返于周边各处农场、村庄，偶尔也会跨地区打工。附近城镇居民有时也会出城来乡下“帮佣”，赚取工资贴补生活。

事实上，这种季节性流动由来已久。乡村史学者贝内特在考察中世纪英国庄园时就发现，村庄里的居民经常外出打工，农忙季节流动频繁。人口史学者钱伯斯就认为，15世纪村民的流动已经“预示了18世纪的人口流动”，“18世纪亨廷顿郡村庄之间人口流动模式，无需大的调整，就可以安放在15世纪拉姆齐庄园的农民身上”。两者之间存在连续承继毋庸置疑，不过也有本质区别，中世纪庄园居民需要领主的批准，方能获得“暂时性的流动”，其迁徙流动因封建依附关系而遭到抑制。

季节性人口流动现象穿越历史时空，未因王朝倾覆、政府更迭而消失。究其原因，这种流动性本身深植于农业社会环境之中，已融入城乡社会生活。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不会消失，因之而来的季节性流动当然也不会消失。当日常“流动性”与“生产性”结合，呈现常态性和规律性时，非“标准式”人口流动实际上已演变为一种社会“结构”，并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制约着城乡社会生活乃至生产关系的变革。

因此，无论从所占比例抑或参与群体的普遍性来看，这种非“标准式”人口流动绝非边缘现象，而是在人口流动大潮网络中居于主流地位，是近代早期英国人口流动的基本事实。

三

马克思曾经论述过“交往与生产力”的关系，认为只有不断同外界保持沟通交往，生产力才能够保持并不断发展，否则再发达的文明都会失传、陨落，并列举了腓尼基人灭亡的例子。该论断也适用于民族内部的发展进步。某种程度上，近代早期的英国人口流动扮演的正是“交往”的角色。各种形式的人口流动编织成一张无边大网，连接着谷物种植区、牧区、乡村工业区，甚至还连接着内陆山区与沿海贸易港口，像无数条溪流将分散的乡村与城市联结在一起。城乡之间，尤其是广大乡村之间通过人口流动而密切相连，实现了人力、物资、技术乃至思想观念的交流，跨地区的、统一的民族市场也由此形成。

人口流动也是一把双刃剑。近代早期英国人口流动的特征之一是“过度流动性”和“向下流动”趋向。针对这两种现象，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政府都以各种暴力手段加以限制阻遏，直至将迁移者遣返回原籍。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大量“生计型”移民涌入伦敦等大中城市，造成严重的流民问题，威胁和冲击着统治秩序，激化了社会矛盾。

“过度流动性”移民同圈地运动密切相关。20世纪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奠基人R.H.托尼指出，16世纪的圈地不仅改变了英国的土地景观，更制造了一个“无地或少地的农业无产阶级”。17世纪圈地运动以“协议”方式稳步推进。当公地被栅栏围起，如同“拱形门失去拱顶石”，乡村共同体逐渐瓦解，穷人失去了拾穗权利，也失去了共同体最后的温情庇护。大量村民不得不向外寻求生存机会，乡村社会流动性空前增强。

大量“生计型”移民的生存境遇因传统救助体系崩塌而更趋恶化。宗教改革期间，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使大量依附于此的修士、仆役乃至受救济的民众骤然失去生计，更重要的是切断了地方贫困人口的传统救济来源。“当修道院这最后的‘公地’消失，贫困人口的流动便不可阻挡。”

据美国学者劳伦斯·斯通研究发现，伴随着大量流民或“生计型”移民涌入，城市中等阶级在1590至1639年间，出现了规模显著的“向下流动”情形，甚至社会上层亦出现相同趋向。如果说1548至1589年间城市中等阶级呈现出一种“向上流动”态势，与之相连的是政治上的稳定性，那么17世纪上半叶中等阶层的“向下流动”或可引发政治激进化。这正是伦敦、诺里奇等城市市民阶层在内战中行为日益激进的原因，经济地位恶化使得他们急于发泄胸中积聚的不满情绪，从而将矛头指向斯图亚特王朝当政的查理一世。可见，人口流动不仅反映了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形势变化，同时也是窥察政治精英和大众阶层舆情动向的窗口、预示英国社会政治变革的晴雨表，最终为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调。

总之，人口流动是复杂的、多向度的，其原因是多重的，其影响更是多面的，或助推城市化进程，或联结城乡、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也会从一种社会“结构”演变为酝酿政治革命的温床。考察近代早期英国的人口流动，既要关注促使英国向城市社会与工业社会转型的“标准式”人口流动，也不能忽视村庄之间短期的、短距离的、非“标准式”人口流动。此类人口流动作为乡村社会生产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普通乡民的生存境遇，是研究近代英国社会变迁不容忽视的一个维度。

（作者：谷延方，系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