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用两倍的价格采购驳壳枪，组建手枪队在军阀混战中所向披靡

一九一七年夏天，段祺瑞接了个电话，差点没背过气去。

电话那头是刚帮他搞定张勋复辟的功臣冯玉祥。

老段例行公事，问这次出兵花了多少钱，心里估计早就做好了被宰一刀的准备。

毕竟那时候的军阀，报销军费跟现在的修路工程款差不多，狮子大开口是行规。

结果冯玉祥报了个数字：“一万多。”

段祺瑞愣了好几秒，忍不住冲着话筒喊：“别的师张嘴就是六七十万，旅长也敢报二三十万，你这也太实在了！”

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太尴尬，段祺瑞大手一挥，不仅全额报销，还硬塞了两万大洋做奖金。

这笔“意外横财”，冯玉祥一分钱没往家里拿，转身就跑到洋行，一口气买了120支德国造的毛瑟手枪。

在那个只要有钱就买房置地纳姨太太的年代，冯玉祥这种人简直就是个异类，他手里攥着的不是金条，而是要把这个乱世捅个窟窿的枪杆子。

说起民国初年那段乱糟糟的历史，冯玉祥绝对是个绕不开的标本。

这人身上既有旧军阀的匪气，又长着一副革命者的反骨。

当年张勋带着三千“辫子军”进北京搞复辟，也就是那场著名的闹剧，全国的军阀都在那“吃瓜”观望，想看看风向再下注。

只有冯玉祥反应最大。

他在廊坊开动员会，指着北京方向大骂“倒行逆施”，那情绪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接下来的仗打得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五万讨逆军围殴三千辫子兵，冯玉祥趁着夜色搞突袭，不到一天就把张勋打得挂了白旗。

但这事儿吧，最有意思的不是打赢了，而是赢了之后他的态度。

他强烈要求把溥仪赶出紫禁城。

这种想法在当时那个讲究“留一线”的北洋圈子里，特别不合群，也注定了他以后要被排挤。

这种“不合群”，很快就变成了公开翻脸。

当段祺瑞撕下面具，喊着不要约法、不要国会的时候，冯玉祥的眼光早就飘到了南方。

在那个有奶便是娘的乱世，冯玉祥却是个精神上的“南方党”。

这操作属实让人看不懂，身在北洋曹营，心在中山汉界。

一个手握重兵的北方将领，竟然公开通电骂自己的顶头上司段祺瑞“视同胞为仇”，这在讲究派系利益的军阀圈，基本等于自杀式袭击。

但冯玉祥不在乎，因为在他眼里，孙中山才是那个“最伟大的中国人”。

这种跨越派系的崇拜可不是作秀，1920年直皖战争的时候，他给孙中山写密信，后来孙中山还特派专员慰问，这俩一南一北的大佬，其实早就有了某种默契。

1924年，这绝对是冯玉祥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是近代史的一个大转折。

直奉大战打得正热闹，冯玉祥突然倒戈，杀了个回马枪，直接回师北京。

这不仅仅是一次军事政变，更像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首都大扫除”。

北京的老百姓都看傻了，这支胳膊上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白袖章的队伍，竟然真的做到了秋毫无犯。

进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还在紫禁城里做着皇帝梦的溥仪给轰了出去。

皇帝这玩意儿，只要还住在紫禁城，心里那就永远长着辫子，必须连根拔起。

这一手，彻底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象征。

这时候的冯玉祥，手握九个师的精锐，全军换装三八式步枪，连排级军官人手一把驳壳枪——那正是当年段祺瑞赏金换来的种子发出的芽。

这时候的他，实际上已经跟张作霖平起平坐，成了北方最有权势的话事人之一。

可是吧，历史这东西很残酷，一个人的理想往往会被时代的卑劣给绞杀。

冯玉祥这辈子最大的痛点，就是跟蒋介石的关系。

从北伐时的拜把子兄弟，到后来的分道扬镳，全是背叛的苦涩味儿。

1929年，当冯玉祥试图在陕西华阴重整旗鼓，自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时，他面对的不是真刀真枪的冲锋，而是蒋介石最擅长的“银弹攻势”。

这招太损了，但确实管用。

眼看着自己一手培养的心腹爱将韩复榘、石友三，一个个被南京那边送来的金条砸晕，纷纷倒戈，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西北王”心都凉了半截。

二十年经营的西北军体系，在政治阴谋和金钱诱惑面前，跟纸糊的一样土崩瓦解。

这种打击，比在战场上输个精光还让人难受。

但也正是这段在汾阳隐居的低谷期，让他接触到了马列主义的书籍，开始琢磨那个困扰了他半辈子的问题：到底谁才能救中国？

哪怕手里没了兵权，冯玉祥骨子里的那团火也没灭。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都快完了，他又一次站了出来。

1933年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是他军事生涯最后的一抹亮色。

在漫天风雪的张家口，在共产党的支持下，他硬是收复了多伦等四县，让全国人都看到了收复失地的希望。

可讽刺的是，这支抗日队伍最大的敌人竟然不是日本人，而是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政府。

蒋介石切断补给，勾结日伪，甚至还要罗织罪名，把这位抗日名将往死里逼。

当冯玉祥被迫解散同盟军，看着大好河山再次沦陷，气得写下了“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对联。

这哪是写对联啊，这分明是一个爱国军人绝望的骂娘。

冯玉祥这一辈子，说白了就是一个旧军阀不断自我革命、试图寻找光明的过程。

他肯定有局限性，但他从来没像其他军阀那样把国家当成自家的私产。

从拒绝贪污军费组建手枪队，到把皇帝赶出紫禁城，再到晚年跟独裁政权决裂、坚定地走向人民大众，他的每一步选择都透着一股子悲壮。

他不是完美的圣人，为了生存也会在各方势力里周旋，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守住了中国人的底线。

在这个所有人都在算计利益的牌桌上，只有他这种“傻子”，才会在最后时刻把筹码都押给良心。

直到1948年他在回国参加新政协的途中遭遇海难，这位66岁的老将军，终于在生命的终点，找到了他追寻了一辈子的救国真理——那就是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