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聊聊：神乎其神的《推背图》，到底是真是假？

人类对未来的探索从未停歇，即便现代文明持续演进，未知的神秘仍始终牵引着人们的思考。

在华夏文明的预言传说谱系中，《推背图》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文献之一。

这部典籍相传为袁天罡与李淳风联手编撰，以“六十象”为核心体例，每一象均搭配图像、谶语与颂词，内容涵盖了唐朝之后的王朝更迭、战乱纷争、社会风貌等诸多历史议题，时间跨度绵长，覆盖范围广泛。

那么问题来了，《推背图》到底是不是真的？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民国时期发行的《推背图》

1）纳尼？《推背图》居然预测了一战？

值得一提的是，《推背图》的预言范围，甚至涉及到了世界格局的大变动，其中第三十八象“噬嗑卦”，就是学界与民间讨论最多的跨界预言案例之一。

对于这一象的深度解读，需要立足于《推背图》“诗图互证”的核心特征：

图像描绘了“门外一鹿，众兵环伺追逐，远处江海波涛汹涌，水中有鱼、空中有鸟坠落”的场景，这一画面与谶语“门外一鹿，群雄争逐；劫及鸢鱼，水深火热”，以及颂词“火运开时祸蔓延，万人后死万人先；海波能使江河浊，境外何殊在目前”一句，形成了完整的意象体系。

结合一战的史实，甚至可以展开三层解读。

首先，图像与谶语中的“权争—浩劫”意象，对应了全球霸权的争夺。

在“门外一鹿”中，“鹿”象征着天下权柄，“门外”二字突破了华夏疆域局限，直指20世纪初的两大军事集团对峙格局——以德国、奥匈帝国与意大利为首的同盟国阵营，以及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阵营。

二者为了争夺殖民地与贸易主导权，展开了长期的军备竞赛，图像中“众兵环伺追逐”的场景，正是这一态势的视觉化呈现。

其次，“劫及鸢鱼”一词，几乎完美契合了一战的全域战争特征。

其中，“鸢”（空中）与“鱼”（水中）的意象，覆盖了陆海空三维空间，对应了一战首次出现的大规模全域战争形态。

里面既有西线马恩河战役、东线坦能堡战役等陆地鏖战，也有1916年日德兰海战等规模空前的海战。另外，航空力量亦在此次战争中首次大规模投入使用。

至于“水深火热”一词，无疑直指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数据显示，一战总计造成了约1600万人死亡、2000万人受伤，参战国普遍面临着经济崩溃、民众流离失所的困境。

第三，颂词预判了战争的本质与全球影响。

这里的“火运”，似乎关联了工业革命后出现的热武器的升级，机枪、重炮等新式武器的大规模使用，正是凡尔登战役等“绞肉机”式战役伤亡惨重的核心原因。

除此之外，“万人后死万人先”一句，生动再现了阵地战的惨烈场景；“海波能使江河浊，境外何殊在目前”一句，则准指向战争的全球扩散——从欧洲局部冲突蔓延至亚非地区，海洋成为战争扩散的重要通道，遥远“境外”的战乱最终深刻影响了全球格局。

《推背图》第三十八象图示

学界对第三十八象解读的核心辩论焦点，是“意象指向的历史时空与解读逻辑”，由此形成两大对立观点：

一派是“一战预判说”，以现代学者卞孝萱、黄永年为代表。

二人在《唐代文史论丛》《古籍版本学概论》中指出，“境外何殊在目前”的表述，突破了传统华夏中心视野，与一战“全球扩散”的特征高度契合；“火运”与“海波”等意象，可以与工业革命后热武器战争、海战规模扩大的史实精准对应。

另一派是“列强瓜分中国说”，代表学者为近代史学家蒋廷黻。

他在《中国近代史大纲》的附录中提出，1938年祖本形成于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背景下，解读易受时代语境影响；“门外一鹿”的“门外”应理解为“国门之外”，实则指向甲午战争后列强环伺中国的局势，“群雄争逐”即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争夺。

除此之外，台湾学者翁志聪在《金圣叹注〈推背图〉真伪考》中提出了“事后附会说”的观点。他认为，今本祖本晚于一战20年，解读时存在刻意贴合已知历史的可能。这进一步加剧了辩论的复杂度，核心质疑在于“解读的客观性与文本形成时间的关联性”。

2）作者李淳风，究竟是何方神圣？

关于《推背图》的起源，迄今为止流传最广的无疑是“李淳风推演国运、袁天罡推背止谶”的叙事：

贞观年间，时任太史令李淳风夜观天象，见紫微星斗异动，从而预判出了武则天乱唐的变局，于是，他潜心推演国运，直至千年后的王朝更迭。 正当他即将触及宇宙终极奥秘之际，袁天罡以“天机不可泄露”为由推其脊背警示，李淳风猛然惊醒，随即停笔，将推演结果整理为图文并茂的《推背图》。 不久，袁天罡将《推背图》呈交给了唐太宗，后者一度将之国家机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小册子还是流入到了民间。

除此之外，民间还衍生出了“明朝刘伯温破解深宫秘藏，使《推背图》重归民间”的次生传说。

李淳风画像

从文献时序与史料考证来看，“李袁合著”的说法最早见于南宋岳珂的《桯史》，距初唐已近六百年；与刘伯温相关的传说直至明清民间话本中才出现。当然，两种说法均缺乏正史佐证，本质是民间叙事建构的产物。

说到核心史料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旧唐书·李淳风传》《新唐书·方技传》仅记载了二人在天文历算、相术领域的成就，未提及任何关于合著《推背图》或推演千年国运的内容。

其次，初唐官方典籍《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均未著录此书，即便唐朝对谶纬文献管控严格，重要典籍仍有明确记载，这反证了初唐大概率不存在《推背图》。

第三，在《贞观政要》《唐会要》等太宗时期的官方档案中，无任何关于此书的奏报、收藏记录，“列为国家机密”的传说缺乏核心支撑。

在正史中，李淳风是初唐的天文学家。

资料显示，他曾主持铸造了浑天黄道仪，以开创性的三环结构实现多坐标精准测定；编成《麟德历》，以定朔法革新排历谱，废除了繁琐闰周，该书东传日本后更名为《仪凤历》；他结合自己的天文观测经验编撰的《乙巳占》，一直都是当时天文历法领域的权威著作。

可纵观这些正史中的记载，完全没有“推演国运”的相关记录。

但在野史以及民间传说当中，李淳风逐渐被“神格”化。唐朝笔记小说集《朝野佥载》称其“能知过去未来，兼判冥事”，《隋唐嘉话》记载他预判“武氏代唐”，后续《西游记》更将其塑造成能与神明沟通的术士。

甚至有观点认为，李淳风因预言武氏乱唐激怒太宗被处死。不过，《旧唐书·李淳风传》中明确记载，他于咸亨元年（670）正常离世，享年69岁。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谣言。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李淳风被附会为《推背图》作者始于南宋。这一观点以历史学家陈垣的研究为代表。

他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指出，面对社会动荡不安的惨淡局面，南宋民间逐渐对“国运预判”的需求有了急剧攀升。但是，这需要借助权威人物的背书，以增强预言文献的可信度。于是，李淳风“精通天文、洞悉规律”的正史形象，为其被神化为“国运预言家”提供了天然基础。

不过，钱穆在《中国学术通义》中提出，李淳风的神化倾向始于晚唐而非南宋，依据是晚唐笔记《宣室志》中已出现了李淳风“预判吉凶”的零星记载，认为民间对其的神化是渐进过程，并非南宋时期突然形成的。

简仪模型

除此之外，关于袁天罡与李淳风的“合著”传说，学界亦存在争议。

主流观点认为，这是民间“同类人物关联”的叙事习惯，南宋学者刘克庄《后村集》中“推背遗文妙莫穷，袁公相术亦难逢”的诗句，可作为这一传说早期流传的文献佐证。

不过，清朝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提出，这一人物绑定或与五代时期谶纬文献的整合风潮相关，是后人整理旧有谶语时的刻意附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推测，《推背图》是不同朝代之人借“李淳风”之名不断修补增删的作品。毕竟，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儒家托于周公，农家托于神农，道家托于黄帝”的情况出现了。

3）官方是如何封杀《推背图》的？

现存的《推背图》并没有统一定本，可考版本多达十余种，核心差异集中在象数顺序、谶语文字、图像细节三大维度。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自流传以来，长期被历代统治者列为禁书。

不过，“禁而不止”的传播特征，反而强化了它的神秘性，进一步催生了“越禁越传、越传越乱”的传播循环。一方面，民间因“真本被隐藏”的认知，激发了寻抄与解读的热情；另一方面，地下传播过程中，又难免出现版本讹误与刻意篡改，进一步加剧了文本乱象。

学家普遍认为，历代对《推背图》的管控可分为三个阶段：

• 唐朝至五代为初步管控阶段，将其纳入谶纬文献的整体管控范畴；
• 北宋时期为“改造式禁毁”阶段，通过官方收缴、校订、删改增补后刊印定本的方式实现管控；
• 明清为严苛禁止阶段，明朝以律法严惩私藏行为，清朝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篡改版本、打乱象数顺序的方式混淆视听。

其中，宋太宗以及清朝时期的两次大规模管控最具代表性，也是导致其版本混乱的核心诱因之一。

《推背图》内页

1）宋太宗时期：改造式管控与版本分流

这一时期的管控，是古代王朝对谶纬文献“主动改造式管控”的典型案例，核心策略是通过“官方定本+教化重塑”的方式，垄断《推背图》的文本解读权。

结合《宋史·太宗本纪》《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等史料，其删改行为可从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首先，核心动因是消解五代“谶纬夺权”的传统，巩固宋室正统。

北宋初年距五代战乱结束仅十余年，朱温、李存勖等五代统治者均曾借助谶纬制造“天命所归”的舆论。

而民间流传的《推背图》“宋祚不过三世”等谶语，直接直指宋太宗继位合法性的争议（即“烛影斧声”疑案）与宋室延的续性，成为此次管控的直接导火索。

其次，具体路径是“去风险+增教化”的双重改造。

一方面，删除了“点检作天子”等直指宋室兴衰、暗示异姓夺权的百余条敏感谶语；另一方面，补入了“劝农桑、顺天命、守臣节”的教化文字。

除此之外，官方还实施“官方定本垄断传播”策略，先全面收缴了民间藏本，再刊印官方定本投放市场，塑造了“唯官方本为真”的认知。

第三，长远影响是奠定了版本分流的基础，催生了民间“寻真本”的热潮。

尽管上述举措，在短期内实现了管控效果，民间旧本逐渐减少；但从长远来看，官方的教化改造与民间对《推背图》“预言属性”的核心需求相悖，进而形成了“官方—民间”的二元版本格局。

尤其是官方推动的大幅度删改，更让民间产生了“真本被隐藏”的认知，为后世的篡改与增补埋下了伏笔。

学界主流观点主要以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为核心，明确提出了此次官方定本是《推背图》从“单一谶纬文献”向“多元版本文献”演变的关键转折点，标志着其文本形态正式进入流变期。

宋太宗画像

2）清朝：破坏性篡改与版本碎片化

相较于宋太宗时期的“改造式管控”，清廷对《推背图》的管控更偏向于“破坏性篡改+多版本混淆”，这与清廷的“异族政权”属性密切相关。

根据《清实录·圣祖实录》《清实录·世宗实录》明确记载，康熙六年（1667）下诏禁止私刻谶纬妖书、焚毁民间私藏本，雍正五年更定私藏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两处均将《推背图》纳入“谶纬妖书”范畴。

其核心目的，就是消解明末清初民间“《推背图》预言胡人得天下”的附会解读，巩固自身政权的正统性。

至于具体管控策略，可以概括为“语义颠倒+顺序打乱”。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末崇祯抄本中，某象谶语“中原天子丧龙衣，万里江山尽属夷”、图像为“胡人坐龙椅”；在清朝官修本中被篡改为了“中原天子守龙衣，万里江山共沐恩”、图像被调整为“胡人侍立献龙衣”。

与此同时，清廷还刻意打乱六十象的编排顺序。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所载，“清修《推背图》移明末‘火焚城郭’象于唐象之后，致解读时序混乱”。

这一操作直接导致“北平本”“金陵本”等多个差异显著的版本出现，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当中的统计，仅清朝抄本便有7种不同系统。

晚清学者俞樾更是在《茶香室丛钞》中直观展示了篡改的广泛性——其收藏的乾隆间抄本与坊间流通本相比，象数顺序差异达十五处，谶语文字不同之处更有二十余处。

不过，清廷的管控策略并未达成预期效果，民间为还原“真本”纷纷开展抄录与校勘工作，反而推动了《推背图》的隐秘传播，进一步加剧了版本的碎片化。

《嘉庆重修一统志》中的“皇朝舆图”

4）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版本的《推背图》？

学界对《推背图》版本乱象的成因与原始形态，存在三大核心辩论焦点。

首先，版本混乱的“主导因素之争”。

主流观点以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为代表，认为宋、清两次官方修订是核心诱因——宋太宗时期的版本分流奠定了基础，清廷的破坏性篡改则进一步加剧了文本的不可考性，强调官方权力对文本流变的主导作用。

少数派观点以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为代表，提出民间传抄过程中的无意讹误（如方言音近致误、书写笔误）与传播者的有意篡改（如书商为牟利增补新谶），对版本差异的影响不亚于官方管控，现存诸多文本差异实为民间层面累叠加的结果。

其次，“六十象”体例的“定型时间之争”。

卞孝萱在《唐代文史论丛》中提出，初唐无完整《推背图》，仅存在零散谶句，“六十象”体例是宋太宗时期官方定本阶段定型的，依据是宋代之前无任何关于“六十象”的文献记载。

敦煌学专家荣新江则依据武周《大云经疏》中引用的《推背图》谶语，提出“六十象”的核心框架形成于晚唐，宋太宗时期仅为内容删改，而非体例创设，核心论据是《大云经疏》引用的谶语已呈现“象数对应”的初步特征。

其三，初唐是否存在原始文本的“文献佐证之争”。

以卞孝萱为首的多数学者，通过对《旧唐书·经籍志》《唐会要》等典籍的系统考证，明确指出初唐无此书，其最早萌芽于武周时期的谶纬宣传需求。

不过话说回来，少数研究者以《唐会要》中“李淳风上《天文秘记》”的记载为依据，推测《天文秘记》可能是《推背图》的早期雏形，但因为缺乏直接文献佐证，未形成学界共识。

《推背图》内页

对于《推背图》的真伪，学者们通过版本比对、近现代预言溯源、文献与历史语境考证三重核心证据展开，最终形成了明确结论——今本《推背图》并非是初唐原创，所谓的“精准预言”，实则源于后世的事后附会与文本调整。

从版本比对来看，不同时期的《推背图》版本，存在着“随时局动态删改”的显著特征，学界围绕“版本差异的成因性质”形成核心辩论焦点，

以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概论》为代表，明确指出这类差异是传播者主动刻意篡改的结果——删除方腊起义等旧有谶语，目的是为后续历史事件“腾挪预言篇幅”，从而维持文本的“预言可信度”。

对于这一观点的准确性，可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书商账簿中“删改旧谶添新事，购者益众”的记载直接佐证。

少数派观点以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为代表，提出“无意讹误与有意篡改并存说”，认为部分文字差异可能是传抄过程中因方言口音、书写讹误导致，例如“陈州”与“六州”的差异，或为抄录者音近误写所致，并非全部源于刻意篡改。

除此之外，针对流传甚广的金圣叹评批本，学界亦存在激烈辩论，主要集中于“金圣叹批本的成书年代与作者真实性”。

台湾学者翁志聪在相关研究中提出十二点可疑之处，核心观点认为金批本为后人伪造，依据包括金批自序的年代与金圣叹生平不符、文本中出现“匹夫有责”等清代以后才出现的词汇、台北故宫博物院并无金批原稿等。

但部分支持金批本真实性的学者则提出，翁志聪的考证存在着疏漏，“匹夫有责”等词汇或为后世刊印时的增补，不能据此否定底本的明清之际属性。

《推背图》内页

从今本《推背图》“近现代预言”的溯源结果来看，所谓“精准预言”了太平天国、武昌起义、日本侵华等事件的内容，经多方考证均为事后编写，在清代中期及以前的版本中无任何相关痕迹。

以太平天国为例，预言太平天国的“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一句，在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四十年抄本、上海博物馆藏清嘉庆木刻本中均无记载，首见于1938年版《中国预言（七种）》。

据《近代谶纬文献汇编》考证，这部分内容是后人依据太平天国“蓄发易服”“天京事变”的史实改编而成。

至于预言武昌起义的“汉水茫茫，不统继统。南北不分，和衷与共一句”，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宣统元年抄本中的“汉水滔滔，一统何求”一句，存在着显著差异；预言日本侵华的“鸟无足，山有月。旭初升，人都哭”一句，在英国图书馆藏的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抄本中未见，是1938年祖本新增的内容。

从文献记载与历史语境的考证来看，初唐无《推背图》的明确记载，进一步佐证其非初唐原创。

除了前面提及的正史、官方典籍等未著录外，卞孝萱在《唐代文史论丛》中指出，《推背图》的早期传说最早见于南宋《桯史》，距初唐已近六百年，可信度极低。

同时，今本的部分内容与初唐语境存在着显著矛盾。例如服饰上出现清末民初中西交流后的西服、礼帽，地理认知上出现突破初唐“中亚、东南亚”局限的全球视野，这些细节均直接证明其非初唐原创。

《推背图》内页

学界围绕“今本祖本的底本构成”，形成另一核心辩论焦点——主流观点认为，底本是清朝的民间抄本，比如俞樾在《茶香室丛钞》中记载的乾隆间抄本，陆静溪编纂时主要进行了文字润色与内容增补。

这一观点的代表学者为卞孝萱，其在《唐代文史论丛》中通过版本比对发现，1938年祖本与清代乾隆抄本的谶语重合度达70%以上，据此推断底本来源。

少数观点以敦煌学专家樊锦诗为代表，提出底本包含部分明代抄本残卷，依据是祖本部分图像风格与敦煌出土的明代谶纬图像比较相近，且部分谶语的用字习惯符合明代文献特征。

关于“近现代预言的篡改时间节点”，学界亦存在“一次性篡改说”与“二次篡改说”的辩论。

卞孝萱等主流学者认为，篡改集中于1938年《中国预言（七种）》编纂时期，所有近现代预言均为此时增补。

但近代文献学家张舜徽则在《中国文献学概要》中提出了“二次篡改说”，认为1938年祖本仅仅增补了太平天国、武昌起义等清末民初事件的预言，日本侵华以及之后的相关预言，是1990年后民间势力为牟取暴利再次篡改的结果。

《推背图》内页

5）尾声

尽管《推背图》并非初唐原创的预言典籍，但其仍具备重要的文化研究价值。

在形式上，诗图结合的体例，融合了绘画艺术、诗歌韵律与阴阳象数之学，直观反映了古代民间的文化审美与认知方式。

在内容上，书中对历代王朝兴衰、社会变迁的记载与解读，折射出民间对历史发展的观察视角与思考逻辑。

在传播上，其版本演变历程与禁书传播史，深刻反映了不同时期统治者与民间的文化博弈，更展现了民间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刻有“中国”铭文的何尊

对当代而言，解读《推背图》的核心价值，不在于验证其预言的真伪，而在于透过这部文本，理解古代民间的历史观、宇宙观与文化心理。民间对“预言”的追捧，本质上是对未知的恐惧与对确定性的追求。

在科学理性主导的当下，唯有理性看待这类典籍的真伪，聚焦其背后蕴含的文化元素与历史信息，才能真正挖掘其在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价值。

总而言之，《推背图》是一部历经千年篡改与演绎的民间文献，其“预言”的精准性，完全源于后世的事后附会而非初唐的事前预判。

但作为华夏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充分记录了不同时期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心理，值得我们基于学术研究的角度深入剖析与理性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