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发报,再加三十两黄金,不然这活没法干了。”
1949年8月,上海刚解放没几个月,罗炳乾躲在福佑路的一间破阁楼里,发出了这道催命符。他想要的是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但他没算到,这笔钱不仅买不到富贵,还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了。
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布匹商人,竟然是个把上海推向火坑的推手。
01
咱们先把时间拨回到1949年的夏天。那时候的上海滩,表面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大家都在庆祝解放,但这底下啊,暗流涌动得厉害。
罗炳乾就是这个时候拎着皮箱进来的。
这人长得那叫一个斯文,戴副眼镜,穿着长衫,见人三分笑,跟邻居说是从苏州来做布匹生意的。他在南市福佑路362号租了个石库门房子,出手倒是大方,直接塞给房东三个月的租金,说是图个清净,其实就是为了干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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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箱子里装的可不是布料,是一台美制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型号还是当时最新的,功率大,隐蔽性强。
罗炳乾这人,你要说他是那种喊打喊杀的特务,那还真不是。他是军统里的一把“软刀子”,专门搞技术的。抗战那会儿就在重庆干报务员,后来混到了国防部二厅的少校技术员。这种人最可怕,他不拿枪,但他敲几下键盘,死的人比枪杀的还多。
他把电台藏得那叫一个严实。天线顺着屋檐塞进瓦片缝里,主机藏在旧衣柜的夹层后面,平时上面堆满了破棉絮和旧衣服。只要那扇破木门一关,这阁楼就成了他的独立王国。
罗炳乾的任务很明确,就是给台湾那边当眼睛。
那时候国民党的飞机天天在天上转悠,想炸哪里又看不准。罗炳乾就负责在地上画圈圈。杨树浦发电厂有几个烟囱、江南造船厂的船坞在哪里、自来水厂的泵房坐标是多少,他都得搞得清清楚楚。
这活儿不好干,风险大。罗炳乾每天在那逼仄的阁楼里,听着外面巡逻队的脚步声,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没过多久,他那点贪婪的小心思就冒出来了。
他觉得这买卖做得太亏。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台湾那边给的经费却扣扣索索的。于是他心一横,直接在电报里跟上级哭穷:“上海物价太贵了,之前的钱早花光了,得加钱,必须加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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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问要多少。
罗炳乾咬咬牙,报了个舒坦数:“三十两黄金,外加生活费。”
你猜怎么着?台湾那边答应得特别爽快,没几天,汇款就到了。
罗炳乾看着那金灿灿的黄鱼,心里美得不行。他盘算着,等这波干完,拿着钱换个身份,去香港或者南洋,那日子还不是美滋滋?
但他忘了老祖宗那句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在他做着发财梦的时候,上海市公安局的侦测车,其实早就盯上了南市这一带。
那时候我们的公安侦查手段虽然比不上现在,但那是下了死力气的。每天几班人轮流倒,戴着耳机在嘈杂的电波里抓那一丝异常的信号。
福佑路那一片,电波信号太频繁了,而且规律很怪,总是半夜三更出现,时间还不长。
公安局的侦查员们开始在那一片拉网式排查。查户口、查用电量、查谁家最近来了陌生人。罗炳乾这个“苏州布商”,很快就进了嫌疑名单。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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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27日凌晨,上海的冬夜冷得刺骨。
罗炳乾还在被窝里做着美梦,可能梦里还在数那三十两黄金呢。突然,“砰”的一声巨响,那扇破木门被踹开了。
几支黑洞洞的枪口直接顶到了他的脑门上。
这位平日里自诩精明的“技术精英”,当时那反应,简直就是个笑话。他连反抗的动作都没有,整个人直接瘫在了床上,裤裆湿了一大片。
被押上警车的时候,罗炳乾还在哆嗦,嘴里含含糊糊地念叨着:“我没干坏事,我是做生意的……”
到了审讯室,根本没用上什么大刑伺候。审讯员往那儿一坐,茶杯刚放下,罗炳乾就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祖宗十八代都交代了。
他那点心理防线,比纸还薄。
“我招,我全招!我是保密局上海独立台的台长,代号‘吴明’。电台在衣柜后面,密码本在床底下……”
审讯员都愣了,办了这么多案子,没见过骨头这么软的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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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炳乾一边交代,一边拿眼角瞟着审讯员的脸色。这人精明着呢,他知道自己干的事儿够枪毙好几回了,要想活命,光交代自己的事儿肯定不够。
他得拉个垫背的,而且得是个分量够重的垫背的。
“政府,我有立功表现!我知道一条大鱼!”罗炳乾突然来了精神,身子往前探了探,声音压得极低,生怕别人听见似的。
“谁?”
“钮梅波。”
这名字一出来,审讯室里的空气都凝固了。
钮梅波是谁?那是军统里的“毒蜘蛛”,老牌女特务。这女人不简单,早年混迹上海滩,当过交际花,后来进了“76号”,抗战胜利后摇身一变又成了军统的骨干。
这女人心狠手辣,手里沾过不少血。最近公安局收到风声,说钮梅波正在策划要在上海搞暗杀,目标直指陈毅市长。
只要能抓到钮梅波,那就是天大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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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炳乾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拼命推销自己的价值:“我能联系上她,真的!我有路子,我们有特定的接头暗号。”
公安局领导连夜开了个会,决定将计就计。既然罗炳乾想立功保命,那就给他个机会,让他去把钮梅波引出来。
这其实是一步险棋,特务之间那种嗅觉,有时候灵敏得吓人。
罗炳乾被押着发了一封电报。内容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有一份关于陈毅行程的绝密情报,必须当面交易,地点定在大沪舞厅。
电报发出去,就是漫长的等待。
那几天,罗炳乾比谁都急。他在牢房里转圈圈,一会儿问看守有没有回电,一会儿又嘀咕钮梅波会不会不来。
要是钮梅波不来,他这唯一的筹码就废了,那等待他的就是一颗花生米。
终于,第四天下午,回电来了。就四个字: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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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炳乾长出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的命保住了。但他不知道,这只是另一场猫鼠游戏的开始。
03
接头那天,罗炳乾特意收拾了一下,穿上了他那件长衫,看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
地点选在大沪舞厅,这地方在当时那是鱼龙混杂。以前是高级妓院,后来改成了舞厅,楼上楼下结构复杂,全是迷宫一样的包厢和走廊。
罗炳乾按照约定,先到了外滩。
这是钮梅波定的规矩,先在外围接头,确认安全了再换地方。
外滩的风挺大,吹得人脸生疼。周围看似平静,其实布满了便衣侦查员。大家都捏着一把汗,生怕哪个环节出了纰漏。
罗炳乾站在江边,假装看风景,手心里全是汗。
就在这时,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那孩子扎着羊角辫,手里拿着块糖,天真无邪的样子,谁也没把她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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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跑到罗炳乾跟前,突然停住了,嘴里嚼着的一块橡皮糖,“呸”的一声,直接吐在了罗炳乾的长衫上。
这要是平时,罗炳乾早一巴掌扇过去了。但这会儿,他愣住了。
他低头一看,那块黏糊糊的橡皮糖上,赫然印着一个模模糊糊的“沪”字。
这是暗号!
意思是让他立刻去大沪舞厅。
这一手玩得太绝了。谁能想到一个几岁的小孩会是接头人?这就叫灯下黑,钮梅波这女人的心思,确实深不可测。
罗炳乾不敢耽搁,赶紧往大沪舞厅赶。
到了大沪舞厅二楼的一个包厢,门帘一掀,钮梅波已经坐在那儿了。
这女人三十多岁,烫着时髦的卷发,脸上化着精致的妆,手里夹着根细长的香烟。她那双眼睛,像是能看穿人心似的,冷得让人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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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炳乾咽了口唾沫,强装镇定地走了进去。
“东西呢?”钮梅波没废话,直奔主题。
罗炳乾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里面卷着那份公安局伪造的假情报。他递过去的时候,手都在抖。
钮梅波接过去,并没有急着看,而是盯着罗炳乾的脸看了足足有三秒钟。
那三秒钟,对罗炳乾来说,比三年还长。
钮梅波拆开香烟,拿出纸条扫了一眼。突然,她的眉头皱了一下。
她太敏锐了,这种敏锐是无数次在刀尖上打滚练出来的。她闻到了味道,一种猎人围捕猎物的味道。也许是罗炳乾额头上那一层细密的汗珠,也许是窗外某个不自然的眼神。
“情报不错。”钮梅波把纸条塞进胸口,嘴角突然勾起一丝冷笑,“你先走,我在后面掩护。”
罗炳乾一愣,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啊?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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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钮梅波突然站起来,推了他一把:“快走啊,有人来了,愣着干什么!”
罗炳乾以为她是让他先撤离危险区,以此来换取信任,转身就出了门。
他这一出门,埋伏在外面的侦查员以为出了变故,立刻冲了进去。
可就在这短短的一分钟里,包厢里空了。
人呢?
侦查员冲进屋子,只见窗户紧闭,门也是刚才罗炳乾出来的那个门,这大活人还能凭空蒸发了不成?
有个眼尖的侦查员掀开床铺,发现床板下面露出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口。
大家伙这才反应过来,这个大沪舞厅的前身是个复杂的娱乐场所,里面居然藏着直通后街的暗道。钮梅波就像一条滑腻的蛇,钻进洞里,消失在上海如迷宫般的弄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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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罗炳乾这次是彻底傻眼了。
大鱼跑了,他的立功梦碎了一地。他蹲在审讯室的地上,像个被抽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一个劲儿地求饶:“政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能抓她……”
但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机会给他?
更让他绝望的是接下来的事。
1950年2月6日中午,上海的天空突然传来巨大的轰鸣声。
那时候老百姓正在吃午饭,筷子还没放下呢,就听见头顶上像是打雷一样。十几架美制B-24轰炸机像乌鸦一样压了下来。
罗炳乾在牢房里也听到了。那声音他太熟悉了,那是他日盼夜盼的“国军反攻”。
但这一次,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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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轰!
炸弹像是长了眼睛一样,一颗接一颗地砸下来。
杨树浦发电厂,那是上海的动力心脏啊,瞬间就被火光吞没。十几枚重磅炸弹直接命中厂区,高大的烟囱轰然倒塌,车间变成了瓦砾堆。
紧接着,闸北水电公司被炸,华商电气公司被炸,法商电车公司也被炸。
整个上海,瞬间失去了电力。
工厂停工,自来水断流,电车趴窝。手术台上的病人没了灯光,保温箱里的婴儿没了温度。一千多名无辜的市民在火海中哀嚎,无数房屋化为瓦砾。
这就是著名的“二六大轰炸”。
罗炳乾虽然人进去了,但他发出去的那些电波,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炸弹,砸在了上海人民的头上。那些坐标,每一个数字都是沾着血的。
这场轰炸,让上海瘫痪了整整42个小时。那是怎样黑暗的42个小时啊,全城的百姓都在摸黑救火,在废墟里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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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谁也救不了罗炳乾了。
他的罪孽,是用整个上海的血泪写成的。
第二天,也就是1950年2月7日。这天离春节没几天了,但这年的春节,上海人过得心里堵得慌。
公审大会上,罗炳乾被押了上来。
他穿着那件脏兮兮的长衫,眼镜早就不见了,整个人瘫软得像一摊烂泥,是被两个战士架着拖上台的。
台下是愤怒得想生吞了他的市民。有人拿着烂菜叶子砸他,有人哭着喊着要扒他的皮。
“杀了他!杀了他!”
那呼声震天响,比炸弹的声音还响。
罗炳乾低着头,浑身抖得像筛糠。他这时候肯定后悔了,后悔为了那三十两黄金,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儿。但后悔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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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枪响。
罗炳乾倒在了血泊里。
这个为了三十两黄金出卖一座城的特务,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他到死都没花上那笔钱,那三十两黄金,成了他通往地狱的买路财。
05
至于那个从地道溜走的钮梅波,她也没能得意太久。
这女人虽然狡猾,跑得了一时,跑不了一世。她在上海像个过街老鼠一样躲藏了几年,东躲西藏,今天睡桥洞,明天钻阁楼。
但我们的公安战士那是铁了心的要抓她。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55年4月,这位号称“毒蜘蛛”的女特务,终于还是落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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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抓的时候,她已经没了当年的风采,头发花白,眼神浑浊,像个普通的弄堂老太婆。但只要一查档案,那里面的一笔笔血债,可是记得清清楚楚。
1955年,钮梅波也被送上了刑场。
这事儿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这世上有些钱,是有命拿没命花的。罗炳乾机关算尽,又是要黄金又是卖队友,最后落得个什么下场?
他以为自己是在玩一场高智商的谍战游戏,其实在历史的滚滚车轮面前,他就是个跳梁小丑。
你看那天刑场上的风,是不是吹得特别冷?
那些为了私利出卖国家、出卖同胞的人,不管你藏在石库门的阁楼里,还是躲在舞厅的暗道下,最后都只有一个去处。
正义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那三十两黄金,不仅没能买来他的荣华富贵,反而成了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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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账,算得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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