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里的清王朝余晖：清末的宗室、外交与变革

一帧帧泛黄的清末影像，如同打开王朝末年的历史册页，定格了清王朝最后的岁月图景。

这张图片是清末宗室爱新觉罗・载涛的肖像照，载涛是清宣统帝溥仪的叔叔（醇贤亲王奕譞第七子，光绪帝异母弟），清末重要的宗室、军事官员，曾袭封贝勒、加郡王衔，担任过禁卫军大臣、军谘大臣等职。

他胸前勋章是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第二等级（大军官级），载涛能获得它，是因为1910 年他率清廷军事考察团访问法国时，法国出于外交礼仪与对其身份的重视，由当时的法国总统法利埃亲自授予。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2年12月，北京故宫坤宁宫东暖阁（大婚洞房）为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大婚临时布置的喜床。

顶端绣花幔帐中央饰“囍”字，两侧垂大红绣龙凤双喜帐幔；北墙正中悬巨幅“囍”字贴落（黑底金字或剪纸风格），两侧张贴对联；炕上铺大红绣龙凤双喜炕褥，两端置长枕，整体喜庆浓郁。

1922年12月1日（农历十月十二），16岁溥仪在紫禁城举行大婚，册立郭博勒氏·婉容为皇后、额尔德特氏·文绣为淑妃（一后一妃，同日迎娶）。虽清朝已亡11年，但溥仪仍依《钦定大清会典》旧例操办，洞房设于坤宁宫东暖阁（清代帝后合卺处，仅大婚时使用两天，其余封闭）。

坤宁宫东暖阁自康熙大婚起即为帝后洞房，同治、光绪、溥仪均在此行礼。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后，陈设渐散失；1959年故宫博物院据陈设档及老照片恢复原状陈列。

1911年，五岁的溥仪与隆裕太后共处的场景，这张照片拍摄时，清末新政的 “立宪骗局” 已彻底暴露，国内反清情绪激化；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宣布独立，清王朝统治已濒临崩溃。

这张照片拍摄于1909年11月，德国柏林一家豪华酒店门前，清朝郡王衔贝勒载洵（中央，穿清式朝服、佩朝珠者，时年24岁）和清驻德国公使荫昌（左侧，穿西式大衣、戴眼镜、拄手杖者）走出酒店的瞬间，身后跟随多名随员，包括德方官员和清方侍从。酒店入口柱廊，台阶铺地毯，整体显示外交礼遇规格。

1909年，摄政王载沣（载洵之兄）掌权后，致力于重建海军，任命载洵与海军提督萨镇冰为筹办海军事务大臣，拟定七年扩军计划。为实地考察并订购军舰，载洵率团于1909年9月从上海出发，先后访问意大利、奥匈帝国、德国、英国等国。

11月，载洵一行抵柏林，德方高度重视，派高级官员火车站迎接，提供皇室马车，并安排下榻柏林顶级酒店。考察期间参观船厂、炮厂、海军机构，向德国订购3艘驱逐舰和2艘炮舰。时任清驻德公使荫昌，负责全程陪同、协调外交事宜。

这张照片拍摄于清末，广西桂林举行的官方庆祝“预备立宪”集会现场。主席台上方醒目横额书写“立宪万岁”四个大字，两侧装饰菊花和常青植物，台上中央站立一穿清官员，右台前布置花坛，整体氛围隆重而喜庆。

上谕颁布后，全国掀起“立宪热”，广西响应稍晚，1906年11月25日，广西学务处饬令桂林各学堂师生3000余人，在文昌门外简易师范学堂举行庆祝立宪大会。巡抚林绍年、布政使张鸣岐等文武官员莅临，登台演说，宣读上谕后全体欢呼“立宪万岁”。

这张照片是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期间，清政府代表团的合影，图中聚集了此次参会的核心外交人员。

后排左一：杨儒（代表团负责人，时任驻俄公使，是晚清对俄外交的核心官员）；后排右一：陆徵祥（此次担任二等翻译，后来成为民国初期重要外交家，曾任外交总长）；前排右一：胡维德（驻俄三等参赞，后续长期参与晚清对欧外交事务）

此次参会人员均来自驻俄使馆，是因为当时清政府的对欧洲外交事务主要由驻俄使馆统筹。

这张照片是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的各国代表合影，前排身着清朝服饰的正是清政府参会代表——驻俄公使杨儒。

这是清政府首次参与国际多边和平类会议，受俄国、荷兰联合邀请出席；因当时清政府的外交事务多依托驻俄使馆协调，故委派驻俄公使杨儒作为代表参会。

它是近代中国尝试融入国际外交体系的早期实践之一，不过清政府此次参会更多是“礼节性参与”，并未深度介入核心议题（如战争法规、和平解决争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