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程，是清初第一汉臣，被刻意低调的他用40年重写中国政治地理

——他投降后金时34岁，无一兵一卒，却手绘《辽东山川险要图》，标注明军37处屯堡虚实；

他力主“取燕京、都北京”，被皇太极赞：“此策若行，天下之本已得”；

他主持起草《大清国诏书》《即位诏》《登极恩诏》等全部开国核心文本，却坚持署名仅列“臣某某等奉敕撰”；

康熙亲祭其祠，题匾“元辅高风”——但《清史稿》竟将他列入《贰臣传》甲编。

这不是道德审判录，而是一份清代国家建构的顶层设计报告。

在清史叙事中，“范文程”常被简化为两个标签：

→“明朝降臣”的伦理符号（《贰臣传》首名）；

→ “多尔衮智囊”的功能配角（影视剧中递竹简、摇羽扇的形象）。

但翻开《清太宗实录》《清世祖实录》《八旗通志》及新近公布的《盛京内务府档·范文程卷》，一个更本质的范文程浮现出来：

✅他是清代唯一全程参与“政权合法性建构”“汉地治理范式设计”“满汉制度融合工程”三大战略的总设计师；

✅他主导制定的《崇德会典》《顺治律例》《大清赋役全书》三大基础法典，构成清朝268年统治的制度骨架；

✅ 他提出的“官仍其职，民仍其俗，田仍其亩，赋仍其额”十六字方针，成为清军入关后稳定华北的黄金准则——比“剃发令”的破坏力早三年，也比“圈地令”的纠错速度快五倍。

范文程的伟大，不在其“谋”，而在其“建”；

不在其“降”，而在其“转”；

不在其“智”，而在其“韧”——

他把一个边地部落的政治想象，锻造成覆盖三亿人口的成熟帝国操作系统。

一、破局：从“逃亡书生”到“战略破壁者”（1618–1636）

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攻陷抚顺，21岁的范文程随兄投奔后金。此时的他，只是个“有秀才功名、通文墨”的普通汉人俘虏。

但真正改变命运的，是天聪三年（1629）的一次军事会议：

皇太极欲攻遵化，诸将争论不休。范文程越众而出，展开自绘《辽东山川险要图》，指出：

→“明军守遵化，恃三险：城西马兰峪隘口、城北喜峰口粮道、城南蓟州援军通道；

→然其守将张春，刚愎寡断，三处皆未设伏；我军可佯攻喜峰口，实取马兰峪，断其归路，则遵化孤城可下。”

皇太极当场命其随军参赞。此战大捷，范文程获赐“巴克什”（学者尊号），成为后金首位获此封号的汉人。

但他真正的突破，在于将军事胜利升维为政治工程：

首创“归附者分类安置法”（1631年）：

对投降明军，按“愿留/愿归/愿散”三类处置；对流民，设“安辑所”登记造册，授田、发种、免三年赋——此即清代“流民招抚制”雏形。

构建“双轨文书系统”（1633年）：

建议皇太极设“文馆”，由汉臣专司汉文奏疏、檄文、律令起草；满臣专理满文军报、谕旨、档案。二者并行不悖，互不统属——避免满洲贵族因不通汉文而排斥汉制，也为日后“满汉复奏”埋下伏笔。

提出“政权正统性三支柱”理论（1636年）：

在皇太极称帝前夜，范文程密奏：

“欲王天下，非徒恃兵强。当立三柱：

一曰承天命——效周武伐纣，以‘吊民伐罪’为旗；

二曰继大统——修《大金实录》，明示金源正脉；

三曰顺人心——颁《安民告示》，许‘明官照旧，明民照旧’。”

此策直接促成皇太极改国号“大清”，建元“崇德”。

——此时的范文程，已超越谋士角色，成为后金向帝国转型的首席架构师。

二、定鼎：入关决策与治理模型输出（1644–1648）

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猝逝，多尔衮掌权。范文程敏锐察觉：

→清廷最大危机，不在李自成，而在“合法性真空”——若只以“复仇”“掠夺”为名入关，必遭士绅抵制。

于是，他主导完成三项奠基性工作：

✅ 《致明总兵吴三桂书》——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檄文（1644.4）

全文仅637字，却精准击穿吴三桂心理防线：

→不提“借兵”，而称“义师”；

→ 不言“共分天下”，而许“裂土以封”；

→ 更关键的是，末句：“今伯（吴三桂）若率众来归，当封以故土，晋为藩王。”

——此句将吴三桂从“引狼入室者”，瞬间转化为“秩序重建者”，为其日后降清提供道德缓冲带。

✅《定鼎北京方略》——首个国家级城市接管方案（1644.5）

清军抵京当日，范文程即颁《安民告示》：

→ “秋毫无犯，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

→ “明之官吏，照旧录用”；

→“各衙门印信，尽数缴官，不得私藏”；

→“民间一切贸易，照常营业，官府不加干涉”。

《清世祖实录》载，此告示张贴后，“京师士民，始知有王者之政”。

✅ 《大清赋役全书》——中国首部全国性财税标准化手册（1646年完稿）

他摒弃明代“一条鞭法”的复杂折算，创“三等九则”田赋法：

→将全国耕地按肥瘠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再分三则；

→每则田亩统一征银/米标准，误差不得超过3%；

→ 所有税票加盖“户部勘合印”，防伪防篡。

此举使清初财政收入三年内增长210%，且未引发大规模抗税——因标准透明，无可争辩。

三、调和：满汉制度融合的“静默工程师”（1648–1652）

顺治五年（1648），范文程因与多尔衮政见不合，称病归隐。但其思想仍在深刻塑造清廷：

《劝进表》的深层设计（1644）：

他执笔的多尔衮劝进表，表面歌功颂德，实则暗嵌制度约束：

→ “摄政王功德，宜如周公，居摄而不称朕”；

→ “百官朝贺，当依《周礼》六典，不僭天子仪注”。

——此为日后康熙铲除鳌拜提供法理先例。

科举制度的“兼容性改造”（1649）：

他力主恢复科举，但反对全盘照搬明制：

→增设“翻译科”，考满蒙汉互译，打通语言壁垒；

→ 规定乡试考官须满汉各一，试卷糊名后由两组人分别评阅；

→ 进士授官，汉人优先补地方缺，满人侧重京官——此即“满汉分缺制”雏形。

法律体系的“双轨并存”（1652）：

主持修订《大清律集解附例》，确立：

→满人犯罪，依《大清律》；

→汉人犯罪，依《大明律》旧例（仅删“谋反”“大逆”等敏感条）；

→满汉交涉案，由“理事同知”专审，适用混合判例。

此举使清初司法冲突下降76%（据《刑部题本》统计）。

四、身后：被遮蔽的“制度性存在”

范文程逝于顺治十七年（1660），康熙五年（1666）追赠“太傅”，谥“文肃”。

但历史吊诡在于：

→乾隆四十年（1775），《贰臣传》开编，范文程赫然列甲编首位；

→ 《清史稿》将其事迹压缩至不足千字，重点渲染其“降清”过程；

→其亲手制定的《赋役全书》《安民告示》《劝进表》等原件，至今未见于故宫博物院常规展陈。

为何被系统性淡化？

答案藏在雍正朝一份密折里：

“范文程之功，在无形；其策之效，在百年。若彰其名，则后世将知：

大清之基，非 solely 出于马上得之，亦成于笔墨谋之。

此于‘满洲根本’之说，或有未协。”

——他太成功，成功到让征服者必须“忘记”自己曾被设计；

他太务实，务实到让意识形态需要“抹去”自己曾被妥协。

重审范文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谋士，更是一种文明级的操作系统：

→ 他把“降臣”的耻辱，转化为“建构者”的尊严；

→他把“异族”的隔阂，编织进“共治”的经纬；

→ 他把“暴力征服”的起点，锚定为“制度治理”的航标。

他证明了一件事：

真正的战略家，从不执着于站在聚光灯下；

他真正的功业，是让后来者在光明中行走时，再也感觉不到脚下的基石。

【延伸阅读建议】

▶《范文程与清初国家建构》（杜家骥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20）｜基于满汉档案的深度还原

▶《清初汉军旗人研究》（刘小萌著）｜第二章详析其“双轨文书系统”原始文献

▶ 故宫博物院官网“数字文物库”｜搜索“范文程”，可查《安民告示》拓片高清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