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窥探中国到底有多细

今年63岁的蓝勇先生，是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他研究的课题，是川江靠木船水运的历史，可是这方面的资料却是十分难找，跑遍国内较大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也没有找到想要的资料。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竟然在他供职的西南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两本日文版的著作《巴蜀》和《中部支那经济调查》，它们就静静躺在角落吃灰，几十年来没有任何人动过。
但是当他仔细翻阅这两本书时，惊讶地发现，它系统地记录了48种已绝迹的川江木船，有配图，还有文字说明，这么详尽的记载，蓝教授在国内未见有过。

船舶种类：贯牛舵。搭载定量：20万斤。船舶所属地：合州。载货种类：盐。船夫：6人。纤夫：28人。
船舶种类：南板麻雀尾。搭载定量：12万斤。船舶所属地：重庆，宜昌。载货种类：杂货。船夫：18人。纤夫：7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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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的作者叫山川早水，是清朝末年四川一家学堂的日语老师，这本书实际上是他写的四川游记。地理地貌，风土人情，街道的方向，什么都有，连一口水井旁边有棵树这样的细节都会写进去。
蓝教授后来才发现，这样的书很多，比如《支那大陆横断游蜀杂俎》，《支那省别全志》四川卷，《长江漫游日记》，《足迹四川大旅行记》，这些资料加在一起，可以完整地勾勒出十九世纪末四川的完整社会面貌，真是细思极恐！

近代中日两国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

1870年，明治新政府刚一成立，就派柳原前光到中国，签了《中日修好条规》，从此，两国通商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日本有越来越多的人来中国，有官方的，有民间的，这些人来，无非两个目的，一是游山玩水，另一类肩负特殊使命。旅游为目的咱们先不提，担负某种特殊使命的人，他们的身份大多数是军人或浪人。比如，《满洲纪行》、《白山黑水录》、《满洲旅行日记》、《伊犁纪行》、《蒙古踏破记》。有个叫曾根俊虎的，一个人就写了四本著作，分别是《北中国纪行前编》和《北中国纪行后编》，《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以及《清国漫游志》。我这里摘录一段《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当中描述清军的文字给大家：

满洲骑兵之行军有带剑者，有持矛者，也有荷枪者，还有持洋枪者，枪都有锈斑。矛长六尺许，不超过身长五六寸。身有记号，军服褴褛，有抽烟者，有带伞者，有假寐者，有食糖果者，或者掉队，或者落伍。军官者带翎尾帽，得意洋洋，殿于队后，也有在队伍中间的。大抵五六十人一队，中有四五面红黄记号的旗，旗杆长不过七八尺。马毛皆剪去，尘土不洗，故与野马无异。四蹄钉有铁鞋，马鞍等都为清国自制。兵卒等在各自的马鞍上系着脏衣服等。
炮兵之行军，最前头的人手持长矛，矛头上卷着白色的东西，犹如军旗一般，后面两名骑兵分别左右行进，接着二人各持四尺见方的红旗，红旗上缝着用白布做成的"炮"字，旗手后面就是炮车。大概一辆炮车有一面这样的旗，而其炮车没有寻常马车那样的车厢，车上左右并列着长三尺许的铁制小炮两门，而其炮口塞有旧布头一样的东西，炮车上也堆积着很多脏布头一样的东西。炮车两边是四五十名骑兵，炮兵，夹着炮车前进，肩上背着铁锈了的卡宾枪。头上裹着黑布，身上穿着红色战袍，胸背用黑布缝着"云字左营马队"六个字。队伍中有人扛着黄铜制的喇叭。走在后部的军官穿着普通的中式服装，头上戴着暖帽。与我国的骑，炮兵相比，真犹如衰牛比之于壮虎也。

日本搜集中国情况，最早是从德川吉宗(1684-1752)时代开始的。

德川家的武士中川忠英，派人在长崎本土对邻国的清商，进行了一年的调查，主要是为了解乾隆时代东南沿海的情况，形成了《清俗记闻》一书。这一时期对应清朝乾隆年间，乾隆执政是满清统治中国的第100年和第163年间，可以说，在乾隆执政的60年里，日本开始大肆窥探中国社会。
没想到，令调查者和撰写者们感到绝望的是，本来对大唐以来的中国文明一直有着狂热的幻想，但是调查结果却发现，这竟然是一个如此落后陈旧、毫无生气的国家。他们的梦想至此完全破灭，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心理危机，其中一部分日本翻译和华裔商人在报告完成后因绝望而自杀，由此演成了一场文化悲剧。
曾根俊虎的足迹走过上海的南翔镇，太仓州，常熟县，通州，如皋，泰州，兴化，阜宁，沐阳，海州，日照，胶州，即墨，莱州，黄县，烟台港，天津等地，31岁的曾根俊虎已经有了"清国通"这样的盛名，获得明治天皇的召见。他所奉上的大礼，是他撰写的另外两部著作《清国近世乱志》和《清国诸炮台》，第二年，他晋升为海军大尉。1886年，他又把《清国政府之概况》一文呈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他在文中赤裸裸地鼓吹：
夫清国与本邦仅隔一带水，非或为辅我之良友，或为袭我之强敌者哉!然则于本邦不管其治与乱，往彼之要地派遣志士，使通晓其事情，后来之事不可不深谋远虑也。夫用兵略地，清国也；欲由贸易致富，亦清国也。
1898年11月初，知名学者内藤湖南肩负了各界的期望，开启了他为期3个月的中国之旅，临行前，他所在的报社给他放假3个月，预支3个月工资和旅行补助共400日元，他的老乡和朋友资助了400日元，又找大阪商船公司借了100日元，凑齐路费900日元。像内藤湖南这样的学者，在华旅行期间，非常重视对中国社会"软实力"状况的搜集，热衷所谓"支那国民性研究"。当时，日本国内普遍认为，中国人保守，顽固，愚昧，野蛮，肮脏，贪婪，好色，奢侈，懒惰，自大，虚伪，排外，残忍，变态，不团结，无国家观念等等，甚至断言"支那国民性"已经彻底堕落，成了一个"老废的民族"。
日本现代杰出的思想家竹内好(1910-1977)说过，日本的近代是一种"优等生文化",即是不断的自我膨胀，又不断的向外扩张的"奴隶文化"，因而，"指导落后的人民是自己的使命，指导落后的东洋各国也是自己的使命，这就是优等生情结的逻辑推演"。

这一逻辑推演的结果，刚好为日本侵华作了舆论先导。

既然100万蒙古人统治了五六千万中国人近百年，200万满族人统治了两亿汉人两百多年，今天因明治维新而"脱亚入欧"，焕然一新的日本，就完全有资格和能力来统治与管理中国！
此外，从1898年起，日本农商务省等部门开始派遣"清国实业视察员"对中国的经济进行调查。这些视察员回国后，先后撰写递交了《清国出张复命书》，《清国织物业视察复命书》，《清国染织业视察复命书》，《清国水产贩路调查报告》，《清国蚕丝业调查复命书》、《清国农商工视察报告》、《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清国盐业视察报告书》、《清国林业及木材视察复命书》、《清国陶瓷业视察报告书》、《清国窑业调查报告书》、《清国工艺品匠人调查报告书》等等。
驻华各领事馆也特别重视对华调查，大量的调查文稿由日本外务省通商局汇编出版，从不同的角度记录晚清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
浩如烟海，恒河沙数。几乎除了长江边夏日的蚊子是公是母，夜半长城外的野猫如何叫春，所有这些至今还深藏在日本某些大学，研究所或政府部门的已经泛黄、变脆的纸张，就像大雄宝殿上的如来佛主，看似双目轻含，大千世界花开花落，万家烟火，却尽收眼底。
这里虽然不是如来佛主，却记载着百年前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不怀好意的窥探，证明着在明治维新以后至甲午战争之前，从浪人、商人、政府到学生、学者，军界，在日本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对华情报渗透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