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式平主政江西建设南昌时，被上级批评，邵：继续干，上面我顶着

1951年的南昌，有人递上来一封电报，当场就给整个规划会判了死刑。

电报是中南局发来的加急件，白纸黑字，话说的很重，就一件事：你们南昌那个城市规划，特别是那条要修81米宽的大马路，纯属胡来，瞎花钱，赶紧给我改掉。

这消息一出来，会议室里死一样的安静。

大伙儿刚提起来的一股子建设劲头，像是大冬天被人从头顶浇了一盆冰水，凉透了。

那时候的南昌才多少人？

三十来万。

城里头到处是战争炸出来的破房子，老百姓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你现在要弄一条宽到能让八架飞机并排往前冲的大道，这不是开玩笑嘛。

底下的人开始窃窃私语，小声嘀咕。

多数人的意思很明确：听上头的，别犟。

把路缩到四十米，既省钱又稳当，谁也挑不出错。

可坐在主位上的那个人，没吱声。

他就是江西省第一任省长，邵式平。

他就那么坐着，听着大家的议论，一根手指头在桌子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

这位从弋阳走出来的汉子，打仗是把好手，搞建设还是头一回。

毛泽东当年就评价他“脾气倔”，现在，这股“倔劲”正面临着真刀真枪的考验。

突然，他停下了敲击的手指，拿起桌上的钢笔，在一张纸上“唰唰唰”写了几个字，那力道，好像要把纸戳穿。

他把纸条递给旁边的秘书，说：“照这个干，出了问题，责任我一个人担。

向上头打报告，别提任何技术人员的名字，就写我邵式平。”

那张纸上，就六个大字——“继续干，我顶着。”

这六个字扔出去，砸在桌上，比那封加急电报的声音还响。

这已经不是修一条路的事了，这是拿自己的乌纱帽，在给一座城的未来下注。

想搞明白邵式平为什么非要这么干，得把时间往前倒两年，回到1949年的那个夏天。

那时候的南昌，刚从国民党手里拿回来，破败得不像个省会。

全城不到九平方公里的地方，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不是泥坑就是土包。

房子要么是快塌的棚户，要么是战争留下的残垣断壁。

中央派来的南下工作团转了一圈，回去报告里就六个字：“城小、人穷、事多”，说得一点没错。

邵式平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派到江西当家。

他到南昌的头天晚上，没去安排好的招待所，而是叫上几个懂工程的技术员，一人一个手电筒，踩着深一脚浅一脚的碎砖烂瓦，爬上了那圈老城墙。

那晚上的月亮不怎么亮，照得这座打响第一枪的英雄城，轮廓又小又可怜。

邵式平领着人，顺着城墙走了一整圈，花不了多少工夫。

他站在城头，看着城里零零星星那几点昏黄的灯火，半天没说话，最后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身边人说：“我们不能让一个打响了八一起义的地方，总是一副穷酸相。”

这话，就成了后来南昌城建的魂。

可怎么建？

马上就吵起来了。

一派人说，别折腾，就在老城的基础上缝缝补补得了，省钱。

另一派说，干脆推平了，到旁边找块空地重新盖个新的。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朝鲜战争的风声也越来越紧，南昌这种沿江城市，随时可能要防备敌人的飞机。

城里那些弯弯绕绕的小巷子，真要出事，人往哪跑？

连疏散都找不到路。

就在这种争论里，邵式平拍了板。

他说：“老城是根，不能动。

但新城要有新城的样，要往外长。

路，必须修得又宽又直！

往小了说，这是交通要道；往大了说，万一打起仗来，这就是我们临时的飞机跑道！”

这个想法在当时，简直是石破天惊。

于是，那条81米宽，以“八一”命名的主干道，第一次出现在了图纸上。

邵式平的这个决定，让他结结实实地打了两场硬仗。

第一场，就是对付上头那封批评电报。

他没搞什么变通，也没写检查，就是那句“我顶着”。

他让人把写着这六个字的纸条，直接贴在了工地的指挥部墙上。

工地上干活的工人们，原来心里也犯嘀咕，看到省长把话说到这份上，心里那块石头落了地。

干劲儿一下子上来了，私底下都喊他“老邵”，说这人，硬气。

第二场硬仗，比对付文件难多了，那就是拆迁。

要修路，就得动老百姓的房子。

南昌城里那些老屋，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砖一瓦都连着人心。

邵式平没让手下人拿着红头文件去硬来。

他自己换了身普通衣服，背个帆布包，里面装着图纸和皮尺，一家一家地上门去聊。

他不跟你讲什么城市发展的大道理，就蹲在人家门口的石阶上，用那口改不掉的弋阳土话拉家常：“老表，你看，现在这路窄得跟羊肠子一样，下雨天一脚泥。

以后修宽了，铺上柏油，你家孙子长大了娶媳妇，那轿车一排排开过来，多风光！”

或者跟人家算账：“你这老房子是木头的，怕火又怕潮，换成新砖房，住着也安心不是？”

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把心掏给人家，人家也不会拿石头对你。

一场本来可能闹得鸡飞狗跳的拆迁，就在这一句句的家常话里，慢慢地、平稳地搞定了。

到1953年底，八一大道的路基基本成型了。

第一台压路机开上去的时候，“轰隆隆”的声音传出老远。

有个干活的工人看着那宽得没边的路基，开了句玩笑，后来还被人刻在了第一块奠基石的背面：“这路宽得，牛车走在上面都能打把伞了。”

一句土话，把当时所有人看到这条路时的那种震惊，全说出来了。

路是修起来了，可闲话还没完。

1954年春天，朱德元帅和陈毅元帅来江西视察。

车队从老城那些颠得人七荤八素的小巷子里出来，一拐上平坦宽阔的八一大道，那感觉，天上地下。

陈毅元帅是个爽快人，他摇下车窗，半开玩笑地冲着陪同的邵式平说：“老邵啊，你这路修得是气派，可南昌城现在哪有那么多车跑？

别到时候路上空荡荡的，跟个操场一样，那不是浪费吗？”

车里一下就安静了，所有人的耳朵都竖了起来，想听听这个“倔”省长怎么回。

邵式平没急着辩解，他只是看着窗外那条一眼望不到头的路，很平静地回了一句：“陈老总，现在看是宽了点，可城市是要往前走的。

我们不能只看眼前这几年。

再过几十年，家家户户都有小汽车了怎么办？

我们今天抠抠搜搜省下的这点地，将来就是留给子孙后代的麻烦。

现在一次性弄到位，后人就不用再把我们修的路扒掉重来，费那个二遍事。”

这番话说完，车里好一阵没人开口。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当着邵式式的面，提“浪费”那两个字了。

邵式平的眼光，也不只在这一条路上。

他顶着压力，把原来分散在城里各处的政府机关，集中到一起，盖了省政府大院，省去了到处跑的麻烦。

后来周恩来总理来看了，都点头说“有气魄”。

他还盯着城市的绿化，亲自看八一公园、青山湖的规划图，反复强调“南昌是火炉，水和树就是给城市降温的宝贝，不能光修路不种树。”

1965年3月24日，邵式平因病去世。

他没开追悼会，也没搞什么告别仪式。

他的棺木，被一辆卡车悄悄地运回了弋阳老家，土葬了事。

这个为南昌城倾注了十五年心血的汉子，走的时候，和他来的时候一样，安安静静。

后来，秘书在整理他遗物的时候，从一个旧抽屉的角落里，翻出了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是他自己写的几句话，像是给自己定的规矩：

“路修宽一尺，百姓出门快一步；

树种多一排，城里头少一分热；

工钱给得足，干活的人自然来；

主意拿得正，后面的人不用愁。”

半个多世纪过去，如今的八一大道，每天跑的车超过九万辆，上下班高峰期堵得一塌糊涂。

后来的人们不止一次地庆幸，要是当年真把路修成四十米，今天的南昌，恐怕还在为拓宽道路的拆迁扯皮，那代价，可就不是当年那点“浪费”能比的了。

历史没给邵式平开追悼会，却用一条日夜不息的车流，为他立了一座谁也推不倒的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