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荒、课时多，35 岁教师评职称的生死线

王老师今年35岁，教三年级，刚带完晚自习回到办公室时，门口还剩下一个学生在等补作业。她的桌上横着两箱作业本，手机里有家长群的语音未听；下一条消息提醒她月底要把论文投到某个不太熟悉的期刊。晚上11点，孩子睡着了，她开始在网上翻别人的论文句子，想着怎么把课堂教学经验凑成“科研成果”。

学校对面是教研室，白天讨论课标，晚上又是评职称的交流群。群里有人发了三篇“导师推荐”的刊物链接，另一边是同事把排课表发给她：又多了两个周六补课。她说自己不是不想写，而是没有时间——不是没有思路，是没办法把思路写成“能过审”的格式。

问题不是个人能力，更像是一座制度的陷阱。评审把“论文”当成敲门砖，却把课堂放在第二位；把发表数量当作晋升尺码，却没有认真看过讲台上的每一次凝视和每一声叮嘱。于是，真实的教学被分解成可打包的文本，摘录在表格里给考评员看。

更糟的是，35岁成了临界点：既背负家庭，又是学校的中坚，既要完成教学任务，又被期望产出成果。多少老师在这个节点疲惫地选择转岗或沉默，更多人把有限的热情用在“填表”和“投刊”上，课堂少了反思，多了应付。

上周，她的一个同事李老师拿着三篇刊物封面来炫耀，背后是代写中介的广告；有人在群里说“投投运气就行”。王老师沉默，知道那既非教育荣耀也非专业成长。她更期待的是评审能下到学校，听一节她的数学课，而不是在审查表格上打钩。

有时候她会想，讲台上的每一次改卷、每一次备课，为什么不能换算成评审的分数？可那些能量被要求转成学术文本，丢在无人翻阅的期刊里。这样的衡量让人才的价值变得荒诞。

我并不怀疑教师的专业性，只是担心我们正在用外在指标蚕食教师的内驱力。评职称原本是要鼓励成长和教学改善，但当评价机制只看表面产出时，真正抓着孩子学业命脉的人反而被边缘化了。看到这些人，才可能还原教育的意义。

希望有一天，制度能把那些在黑板前静静付出的人看见——不是用被格式化的论文堆砌他们的价值，而是真的听到他们从课堂带来的问题和答案。不要再把他们的价值压缩成表格项。

愿每个在讲台上熬过午夜的人，都能被公平地看见。愿评审别再把热忱当成可替代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