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被关押到苏联之后，医护人员对其进行身体检查，结果发现了一桩令人费解的奇事

1945年沈阳机场，那个穿着伪满军装的男人，手里的佛珠突然断了线，散落一地。
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刻，他想去日本当“寓公”的美梦彻底碎了，等着他的不是樱花和别墅，而是苏联人的冲锋枪。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被抓去苏联当俘虏后，医生看着他的手，竟然说出了一句让他背脊发凉的话，这双曾经掌握天下大权的手，到底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01

1945年8月，对于溥仪来说，日子过得那是相当煎熬。日本天皇那个带着杂音的投降广播一响，这位“康德皇帝”就知道，自己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

那时候的长春，也就是当时的“新京”，乱得像一锅煮沸的粥。关东军自己都顾不过来，哪还有心思管这个傀儡皇帝？但日本人还是留了一手，说是要把溥仪送到日本去避难。这听起来像是个逃生通道，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就是要把他捏在手里，万一以后还有翻盘的机会，这块招牌还能用。

溥仪心里那个怕啊，他这辈子大起大落见得多了。三岁登基，哭着喊着要回家；六岁退位，还是懵懵懂懂；后来被张勋拉着搞复辟，才坐了几天龙椅就被赶下来。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他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他太清楚自己这几年干了些什么事，虽然说是傀儡，但那些文件上盖的可都是他的章。

要是落在中国人手里，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觉得自己这条命肯定是保不住了。所以，当日本人提出让他去日本的时候，他就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只要到了日本，凭着自己带走的那些金银细软，哪怕当不成皇帝，做个富家翁总是没问题的吧？

8月11日那天，逃亡开始了。这哪里是什么“御驾亲征”，简直就是丧家之犬。溥仪带着他的弟弟溥杰，还有几个亲信，慌慌张张地往火车上挤。那一箱箱从紫禁城里偷运出来的国宝字画，也没舍得全带走，只挑了最值钱、最好带的塞进了皮箱里。

先是到了通化的大栗子沟，那个地方名字听着就土，环境更是艰苦。溥仪在那儿宣读了所谓的《退位诏书》，再一次把皇帝这顶帽子给摘了。这也是他这辈子第三次退位，估计全世界也就他有这经验，熟练得让人心疼。

紧接着，日本人安排了小飞机，要把他转运到沈阳，然后再换大飞机直飞日本。8月19日，当那架颠簸的小型运输机降落在沈阳东塔机场的时候，溥仪的一颗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

一下飞机，他就被安排进了机场的候机厅休息。桌上摆着汽水和点心，但他哪吃得下啊。他的眼睛死死盯着窗外，耳朵竖得像兔子一样，就盼着那架能带他飞向自由的大飞机赶紧来。

这时候，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溥仪心里一喜，以为是接他的飞机来了。结果往外一看，那飞机的涂装不对劲啊，那是苏联红军的标志！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几架巨大的苏军运输机就强行着陆了。舱门一开，全副武装的苏联空降兵像下饺子一样跳了下来，手里端着的波波沙冲锋枪，黑洞洞的枪口看着就吓人。

这一幕发生得太快了，快到溥仪连逃跑的念头都还没来得及转完，机场就已经被苏军控制了。

那个带队的苏联军官大步流星地走进候机厅，看着这群穿着奇怪军装、神色慌张的中国人。溥仪身边的那些日本关东军参谋，平时威风凛凛的，这会儿一个个跟霜打的茄子一样，连拔枪的勇气都没有，直接就缴械投降了。

溥仪坐在沙发上，整个人都僵住了。他引以为傲的皇族尊严，在这个瞬间碎了一地。他不再是什么皇帝，甚至连个普通的逃难者都不如，他成了苏联红军的战利品。

据说当时溥仪手里还捏着一串佛珠，那是他平时用来念经祈福的。就在苏联兵冲进来的那一刻，可能是手抖得太厉害，那串佛珠突然断了线，珠子“哗啦”一声散落在地上，滚得到处都是。

这似乎是个不祥的预兆，预示着他那如同泡沫一样脆弱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02

被抓的那一刻，溥仪脑子里估计已经把自己的一百种死法都演练了一遍。

被拉出去枪毙？像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那样被秘密处决？还是被扔到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去挖土豆，活活冻死累死？

上了苏联的飞机后，这种恐惧达到了顶点。他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沈阳城，心里空落落的。据说在飞机上，他还试图去抓苏军军官的手，想把自己手腕上那块价值连城的金表塞给人家，嘴里哆哆嗦嗦地想求人家给条活路。

那苏联军官也就是笑了笑，没收那个表，也没打他，只是示意他老实坐着。

飞机一路向北，飞过了国界线，降落在了苏联的赤塔。下了飞机，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刑场和刽子手，反而是几辆黑色的小轿车停在跑道边。

这待遇，是不是有点太好了？

溥仪被带到了莫洛科夫卡疗养院。这地方原本是给苏军高级将领休养用的，环境那叫一个优雅，四周青山绿水，空气清新。

进了房间，溥仪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软床、地毯、沙发，甚至还有收音机。一日三餐更是讲究，早上有牛奶面包黄油，中午有俄式西餐，红菜汤、牛排那是变着花样上，下午还有一顿下午茶，晚上也是大鱼大肉。为了照顾他的中国胃，苏联方面甚至还专门找了会做中餐的厨子。

这哪里是坐牢啊？这简直就是来度假的。

更绝的是，苏联人居然允许他带着随从。他的弟弟溥杰，还有那几个从宫里带出来的侄子、医生、佣人，依然围着他转。在这个小小的疗养院里，他居然还能摆起“皇上”的谱。

每天早上，他的那些侄子们还要像在宫里一样，规规矩矩地给他请安。吃饭的时候，得有人伺候着布菜。溥仪想喝水了，哪怕杯子就在手边，也得喊一声，让底下人递过来。

这种反差感，真是让人觉得荒诞又讽刺。外面是战火纷飞，无数人流离失所，这个头号战犯却在苏联的疗养院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生活。

后来，他们又被转移到了伯力，也就是现在的哈巴罗夫斯克，那是苏联在远东的大城市。被关押的地方是第45号特别收容所，其实就是一所红军的休养所改建的。

在这里，溥仪的生活依然优渥。他不用参加劳动，不用去外面干苦力。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在院子里散散步，或者摆弄摆弄花草。

这时候的溥仪，心思开始活泛起来了。他发现苏联人对他这么客气，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心里那块大石头稍微落了地。但他还有个更大的心病，那就是怕回国。

他太清楚自己在国内的名声了。勾结日本人，分裂国家，这哪一条不够枪毙他十回八回的？所以，他打定主意，死也要死在苏联，绝不能回中国。

为了讨好苏联人，溥仪开始了他的“散财童子”模式。他那个随身带的大皮箱，简直就是个百宝箱。里面装的都是从故宫里带出来的顶级国宝。

今天送给看守一块劳力士金表，明天送给监狱长一串珍珠项链。只要能换来一点笑脸，或者一点关于能否留居苏联的消息，他是什么都舍得往外掏。

据说当时的苏联看守，手腕上要是没戴两块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这些价值连城的文物，就这样成了溥仪保命的买路钱。

除了送礼，他还学会了写信。不是写家书，而是给斯大林写信。

他在信里那叫一个情真意切，甚至有点肉麻。他说苏联是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他对自己以前的罪行深感痛悔，现在只想留在苏联，学习马列主义，甚至还提出想加入苏联共产党。

你敢信？一个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居然申请加入共产党。这操作，放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那也是相当炸裂的。

他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苏联人：我有用，我很听话，别把我送回去，我愿意给你们当吉祥物。

03

苏联人留着溥仪，当然不是为了养个吉祥物，他是重要的政治筹码，也是将来审判日本战犯的关键证人。所以，保证溥仪身体健康，让他活着走上法庭，那是苏联军方的硬指标。

为此，苏军专门给溥仪配备了医疗团队，定期给他做身体检查。

有一次例行体检，气氛有点不一样。

负责检查的是一位苏联的老军医，经验很丰富。那个年代的医疗条件虽然不如现在，但医生的基本功那是相当扎实的。

溥仪坐在检查床上，脱掉了上衣。他虽然个子很高，有一米八左右，但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胸廓还有点畸形，稍微有点鸡胸的样子。

医生拿着听诊器，在他胸前听了很久，眉头皱得紧紧的。然后，医生抓起了溥仪的手。

那是一双很特别的手。手指修长，骨节分明，看起来确实有一种说不出的贵气。在清朝的宫廷里，那些老太监、老嬷嬷们，私底下都把这双手吹上了天。

他们说这是“龙爪”，是真龙天子的象征。常人的手哪有这么长的？手指过膝（夸张说法），那是帝王之相啊。溥仪自己听多了这种话，估计心里也美滋滋的，觉得自己确实是天赋异禀。

但这位苏联医生可不信什么龙啊凤啊的。他把溥仪的手翻来覆去地看，又让他伸直了胳膊，测量了臂展。

接着，医生又仔细检查了溥仪的眼睛。溥仪是个高度近视眼，离了眼镜几乎就是个瞎子。医生用手电筒照着他的瞳孔，观察了半天晶状体的情况。

检查结束后，医生并没有像以前那样简单地说句“身体健康”，而是神色凝重地跟旁边的助手低声交流了几句俄语。

翻译站在旁边，脸色也有点古怪。

溥仪吓坏了，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绝症，赶紧问翻译医生说了什么。

医生转过身，看着这个瘦弱的中国皇帝，通过翻译告诉他：他的这种身体特征，在医学上很可能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

这就尴尬了。在大清国被视为祥瑞的“龙爪”，到了现代医学的显微镜下，竟然成了基因缺陷的证据。

这种病，在医学上叫做“马凡氏综合征”。

这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主要影响身体的结缔组织。得这种病的人，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四肢细长，尤其是手指和脚趾，长得像蜘蛛脚一样，所以医学上也叫“蜘蛛指”。

除了手长脚长，患者通常还伴有高度近视，晶状体脱位。最要命的是，这种病往往会影响心血管系统，很多患者都有主动脉扩张或者夹层的问题，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埋在胸腔里，随时可能因为血管破裂而没命。

医生告诉溥仪，他的身高、体型、手指特征，还有那严重的视力问题，都高度符合马凡氏综合征的临床表现。这可不是什么上天的恩赐，而是老天爷开的一个残酷玩笑。

所谓的“帝王之相”，其实是一种病态。

这对于一直以“真龙天子”自居的溥仪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心理打击。原来自己引以为傲的身体特征，竟然是家族基因里的缺陷。

不过万幸的是，经过当时有限条件的检查，溥仪的心血管系统虽然不算强壮，但还没有出现致命的主动脉瘤。也就是说，这颗炸弹暂时还不会爆炸。

但这事儿传出去，多少带点黑色幽默。那个统治了中国两百多年的爱新觉罗家族，一直标榜血统纯正、高贵，结果这种“高贵”的血统里，却流淌着致病的基因。

细想起来，清朝晚期的这几个皇帝，同治、光绪、宣统（溥仪），一个个身体都不太好，而且子嗣艰难，这跟近亲结婚以及这种遗传基因有没有关系？这还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医学谜题。

在那个寒冷的西伯利亚，溥仪看着自己那双修长的手，不知道心里是个什么滋味。是感叹命运的无常，还是在为自己的身体担忧？

这双“龙爪”，没能抓住大清的江山，没能抓住复辟的迷梦，现在连自己的健康都抓不住了，只能紧紧抓住苏联医生开的那几瓶药片。

04

查出了病，日子还得接着过。溥仪在苏联一待就是五年。

这五年里，他把“苟且偷生”这四个字演绎到了极致。

为了证明自己对苏联有用，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审判日本战犯。苏联方面决定派溥仪出庭作证。

这可是个大场面。溥仪一听要去日本作证，那是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终于有机会痛打落水狗，把以前受的窝囊气发泄出来；紧张的是，万一说错话，会不会被两边都不讨好？

在法庭上，溥仪的表现那是相当“影帝”。他整整出庭了八天，创造了东京审判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

坐在证人席上，他声泪俱下，控诉日本人怎么压迫他，怎么杀害他的妻子（其实谭玉龄的死因确实可疑），怎么把他当傀儡摆布。他说得那是慷慨激昂，仿佛自己是个坚贞不屈的抗日斗士，完全是被日本人用枪顶着脑门才干了那些坏事。

虽然他的证词里有不少是为了推卸责任而编造的谎话（比如他说自己完全没有复辟的野心，全是日本人逼的），但在当时，他的指控确实对定罪那几个日本甲级战犯起到了关键作用。

尤其是当日本人试图辩解说“满洲国”是“基于民意”建立的时候，溥仪直接拍案而起，大骂日本人无耻。那一刻，他倒还真有几分像个爷们。

作证回来后，溥仪觉得这下稳了。我这么配合，立了这么大功，苏联老大哥总该收留我了吧？

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写信攻势。这次不光是写给斯大林，还让身边的人一起写，搞得像联名上书一样。

他在信里甚至卑微地表示，愿意把自己后半生所有的财产都捐给苏联政府，只求一块立足之地。

他为什么这么怕回国？不仅仅是因为怕死，更是因为一种根深蒂固的阶级恐惧。

在他那个封建脑袋里，改朝换代那是要斩草除根的。前朝的皇帝落到新朝手里，有几个有好下场的？更何况他还干了“伪满洲国”这种千夫所指的事。

他觉得，只有留在苏联，这个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才能保住他这个“特殊人物”的命。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件奇货可居的古董，觉得苏联人肯定舍不得砸了。

可是，他忘了最重要的一点：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特殊客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到了1949年，中国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了，毛主席访问苏联，中苏两国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溥仪这个前朝废帝，继续留在苏联手里，价值已经不大了。相反，把他移交给新中国政府，既是顺水人情，也是法律上的正当程序。

斯大林大笔一挥，决定：送客。

当这个消息传到伯力收容所的时候，溥仪正在花房里浇花。听到翻译传达的命令，他手里的水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那双患有马凡氏综合征的长手，开始剧烈地颤抖。他最害怕的噩梦，终究还是来了。

据说那天晚上，溥仪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完了，完了，这回是真的完了。”他甚至还让人去找刀片，想要自我了断，免得回国受辱。

当然，刀片是被看守没收了，想死也没死成。

05

1950年的那个夏天，一列押送战犯的列车缓缓驶向中苏边境。

车厢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溥仪坐在角落里，脸色苍白，眼神发直。每当火车停靠或者发出尖锐的汽笛声，他都会浑身哆嗦一下。

车到了绥芬河，这是中苏交界的地方。中国方面的接收人员早就等在那里了。

当溥仪看到那些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戴着红五星帽子的战士走上车厢时，他几乎要瘫倒在座位上。在他看来，这些不是来接他的同胞，而是来索命的黑白无常。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小事。接收人员给这些战犯发了一些水果和点心。溥仪拿着那个苹果，迟迟不敢下口。他在想，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断头饭”？

列车继续向南，终点是抚顺。

对于溥仪来说，抚顺这个地方太熟悉了。当年他的祖先努尔哈赤就是从这一带起兵，建立了后金，也就是大清的前身。而现在，他这个大清的末代子孙，却要以战犯的身份回到这片“龙兴之地”。

一路上，溥仪都在等着那声枪响。他以为车一停，就会被拉到某个荒郊野外，背后挨上一枪，然后草草掩埋。

但是，列车停在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没有刑场，没有五花大绑，也没有跪地处决。

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很客气地把他们带进了监舍。虽然条件比不上苏联的别墅，但干净整洁，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最让溥仪意外的是晚饭。不是剩饭馊水，而是热腾腾的饭菜，甚至还有荤腥。

管理所的领导来了，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宣判死刑，而是告诉他们：到了这里，只要好好改造，就有出路。

“改造？”这个词对溥仪来说很新鲜。

接下来的日子，彻底颠覆了溥仪的三观。共产党不是要杀他的肉体，而是要改造他的灵魂。

在这里，没有皇帝，没有奴才，只有学员。

那个曾经连牙膏都要别人挤的“皇上”，开始学习自己穿衣服，自己叠被子，自己洗袜子。虽然一开始笨手笨脚，把衣服洗得全是肥皂泡，把扣子扣得歪七扭八，但那双“龙爪”终于开始干点人事了。

他开始在管理所的小菜园里种菜。当他第一次吃到自己亲手种出来的黄瓜时，据说他激动得热泪盈眶。那种味道，比他在宫里吃的满汉全席还要香。

他在管理所里度过了十年。这十年，是他从“鬼”变成“人”的十年。

他写了一本书，叫《我的前半生》。在书里，他把自己那张画皮彻底撕了下来，把自己内心最阴暗、最懦弱、最无耻的一面，全都摊开在阳光下暴晒。

195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家决定特赦一批战犯。

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会上，首批特赦名单开始宣读。

溥仪坐在下面，伸长了脖子，但他心里其实没抱太大希望。他是头号战犯啊，皇帝啊，这罪过得多大？怎么可能第一批就放了他？

但是，当特赦官念出“爱新觉罗溥仪”这个名字的时候，全场都安静了。

溥仪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了一样，愣在那儿半天没动。直到旁边的人推了他一把，他才踉踉跄跄地站起来，走到台前。

那一刻，这个曾经拥有四海的皇帝，哭得像个孩子。他那双细长的手颤抖着接过特赦通知书，嘴里只会说一句话：“祖国万岁，共产党万岁。”

这不是演戏，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呐喊。

他自由了。

不是逃到日本当寓公的那种自由，也不是躲在苏联当金丝雀的那种自由，而是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公民，走在北京大街上的自由。

晚年的溥仪，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他有了自己的户口本，上面的职业栏写着“文史专员”。他甚至还谈了一场恋爱，娶了一位护士李淑贤做妻子。

虽然平时的生活里，他还是那个生活能力有点差的“老小孩”，出门容易迷路，买东西算不清账，但他过得很踏实。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1岁。

导致他去世的原因是肾癌，但他那个伴随了一生的“马凡氏综合征”，那个所谓的“龙爪”秘密，直到他死，也没有对他发动最后的致命一击。

他这一辈子，当过皇帝，当过傀儡，当过囚徒，最后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

那双被传得神乎其神的“龙爪”，最后抱着的不是传国玉玺，也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本记录了他荒唐半生的书，和一张属于人民共和国的选民证。

这双手，终于在最后时刻，接住了地气。

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比剧本还要精彩。你说溥仪这一生，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

他前半生想逆天改命，结果被命运按在地上摩擦；后半生顺应潮流，反倒活出了个人样。

那串在沈阳机场断掉的佛珠，当时看着是灾难的开始，现在回过头来看，未尝不是一种解脱的信号。

断了就断了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个腐朽的旧梦碎了，真实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