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农民将军甘祖昌，觉得评师级太高了，向上申报后又提了半级

1954年，我军进行军阶鉴定，农民将军甘祖昌被评为正师级，他却觉得太高了。

随即，他向中央提交了申报，希望给自己降级，没想到中央非但没同意，还给他又提了半级。

那么，甘祖昌究竟有何贡献？为何中央坚持给他提级？

1905年，甘祖昌出生在江西莲花县坊楼镇沿背村，他像自己的祖祖辈辈一样靠着土地维系生计，并且饥肠辘辘也是常态。

直到后来他接触了革命思想，他深受感触，并且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农民协会。

从此他不再只是一个埋头种地的青年，而是开始思考，为什么要斗争，又该为谁而斗争。

不久后，甘祖昌被组织派往井冈山学习，后来，他又加入了红军。

在许多人看来，这样的岗位不如前线耀眼，可甘祖昌从未有过怨言。

他清楚地知道，一支队伍要打仗，枪要有人修，粮要有人管，衣服要有人做。

战士在前线能不能站得住，很多时候取决于后方是否稳当。

是在这样的岗位上，甘祖昌把自己在农村积累的一切经验，都用到了革命中。

他不常出现在号角声最响的地方，却始终站在队伍最需要的位置。

长征途中，行军条件极端恶劣，缺医少药、风餐露宿几乎是常态，甘祖昌却在这个时候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肺病。

咳嗽、气喘、发热接踵而至，夜里常常被憋醒，可他从未因此掉过队。

很多时候，他白天强撑着处理事务，夜里靠在路边歇一会儿，等气息稍稍顺了，再继续跟上队伍。

抗日战争爆发后，敌人的封锁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掐住了根据地的命脉。

枪支弹药进不来，粮食补给被切断，就连战士身上的衣服都开始破得不成样子。

面对这种局面，甘祖昌决定自己想办法，他没有犹豫，立刻着手组织生产。

他带着人建起简陋的工厂，拆旧器械、凑原材料，能修的修，能造的造。

条件简陋到极点，可只要能多打一发子弹、多缝一件棉衣，就意味着前线多一分生机。

在那段时间里，甘祖昌几乎成了“铁算盘”，每天算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部队还能撑多久。

粮食怎么分，才能既不浪费，又不饿着战士；弹药怎么用，才能打在最关键的地方；衣服怎么发，才能熬过最冷的冬天。

从抗战到解放战争，甘祖昌始终在后勤岗位上兢兢业业，为部队解决了不少后顾之忧。

1949年新疆解放之后，枪声渐歇，另一场更为漫长、也更为艰苦的战斗却悄然开始。

建设新疆，比打下一座城更考验人，甘祖昌留在了这片广袤而陌生的土地上，继续负责后勤与建设工作。

白天奔走在工地、仓库与部队之间，晚上还要核算物资、安排计划，新疆的风沙很大，昼夜温差也大，可他从不把这些放在心上。

真正改变一切的，是那次突如其来的意外。

一次外出途中，敌特分子暗中破坏了桥梁，车辆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失控，从十多米高处翻入河中。

那一瞬间，甘祖昌只来得及本能地护住头部，随即便失去了意识。

等再次醒来时，已经躺在病床上，全身像被重锤碾过一样疼，命是捡回来了，但是他从此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只要稍微用脑过度，头痛便如潮水般袭来，严重时甚至会当场昏倒。

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咬紧牙关去处理重要事务，无数次昏倒，无数次苏醒，无数次重复。

1954年，中央开始在部队内评定级别，为即将实行的军衔制做准备。

新疆军区后勤系统的同志在讨论甘祖昌的级别时，几乎没有争议。

资历、贡献、职务摆在那里，定为正师级，合情合理，消息传到甘祖昌耳中时，他并没有表现出丝毫喜悦，反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在他看来，自己做的事情固然重要，但更多是职责所在，与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相比，实在算不上什么“功劳”。

更何况，如今身体状况已经明显拖累工作，若是继续占着这个位置，不仅心里不安，也可能影响整体运转。

经过再三考虑，甘祖昌主动向上级写了报告，态度异常坚决。

他在报告中坦率地说明了自己的身体情况，也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内心的想法：评定过高了，请求重新考虑，甚至希望能给自己降一级。

中央在认真研究他的情况后，并没有采纳“降级”的请求。

相反，组织认为，甘祖昌的思想境界和长期贡献值得肯定，也正因为他能够如此严格地要求自己，反而更显可贵。

最终的决定，让甘祖昌自己都始料未及:在原本正师级的基础上，再提半级，定为准军级。

1955年，他被正式授予少将军衔，消息公布的那一刻，许多人替他高兴，认为这是实至名归。

可对甘祖昌而言，那一夜却依旧无眠，军装上的将星在灯下闪着光，他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

不是骄傲，而是愧疚，他清楚，这份荣誉不是自己争来的，却也因此更加不敢辜负。

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内心深处那个“退下来、回到土地上去”的想法，开始变得越来越坚定。

1955年的授衔仪式结束后，甘祖昌的生活并没有如外界想象的那样，走向安稳与荣耀。

他常常回忆起自己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心里变得愈发不安，他实在无法心安理得地享受任何荣光。

再加上他脑震荡的后遗症并没有随着时间减轻，反而在长期高强度工作中愈发明显。

只要连续处理事务，头痛就会毫无征兆地袭来，有时甚至当场昏倒。

甘祖昌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样的状态，已经不适合继续承担繁重的领导工作。

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身体问题，影响整体运转，更不愿意占着位置却做不好事情。

正是在这种思想斗争中，他一次又一次向组织提出请求，希望离开岗位，回到家乡，当一名普通农民。

在他的报告里，理由说得很直白：身体不行了，但手脚还在；当不了干部，还能下地干活。

对他而言，回乡并不是退却，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做事。

可组织对他的申请始终持谨慎态度，一方面心疼他的伤病，另一方面也不愿轻易放走这样一位老干部。

几次申请被搁置下来，甘祖昌却并未动摇，他甚至当面向前来视察的领导再次说明想法，态度依旧诚恳而坚定。

直到1957年，组织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甘祖昌带着全家十几口人，从新疆回江西。

他们的行李却出奇地少，几只箱子、几只木笼子，装着的是他特意带回来的家禽良种。

他想得很清楚，回乡不是为了安度晚年，而是要真正扎进土地里，和乡亲们一起把日子过好。

组织曾提出为他安排更好的住房条件，也被他一一谢绝。

回到莲花县后，他执意住回原来的老屋，破旧、潮湿、蚊虫多，却让他感到踏实。

将军回乡当农民，这件事在当地一度引起不小的议论。

有人不解，也有人猜测，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犯了错误”，甘祖昌从不解释，只是照常下地干活。

天不亮就起床，扛着锄头上山开荒，带头在别人眼里的“黄泥山”上试种庄稼。

失败了就重来，土壤不行就想办法改良，他曾在最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解决过吃饭问题，如今面对土地，自然更有耐心。

他带着乡亲们修水利、建水库，一点点改变家乡缺水、贫瘠的状况。

作为少将，国家每月给他的工资并不低，可除了必要的生活费用和党费，剩下的大多被他用在了生产建设上。

买化肥、修水利、补贴集体开支，许多事情，他宁可自己掏钱，也不愿多给组织添负担。

妻子龚全珍的工资，同样被用来资助贫困学生，对待子女，甘祖昌更是要求严格。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要挑起老红军的担子，不能摆老红军的架子。”

孩子们从小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却从不觉得丢脸，在他们看来，节俭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本分。

时间久了，乡亲们也慢慢明白了，这位回乡的将军，是真的把自己当成了村里的一员。

他不发号施令，也不居高临下，而是用最笨、也最踏实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流汗、一起吃苦。

正因如此，“农民将军”这个称呼，才真正有了分量，他从土地中走来，最终又回到土地中去，把一生的荣誉与心血，都交还给人民和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