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张治中逝世后事安排遇难题，周总理拍板作两项决定

1949年4月25日清晨，北平南苑机场上仍带着春寒。张治中看到舷梯上先下来的妻子和孩子，一时怔住，转而感激地望向身旁的周恩来。周恩来轻声说了句：“家人在这儿，你就安心吧。”短短一句，把张治中从回南京复命的执念里拉了回来，也埋下了二十年后那场特殊告别的伏笔。

张治中与周恩来的交往，最初可以追溯到1924年黄埔军校筹建阶段。那时，一个是政治部主任，一个是教导团团长，工作往来频繁。周恩来递给张治中的《共产党宣言》泛着油墨味，张治中连夜通读，次日天未亮便敲开周恩来宿舍的门，提出想入党。“先放放，”周恩来笑着解释两党约定，“合适的时候再说。”对话简短，却奠定了此后四十余年的信任。

1945年10月8日的告别宴上，周恩来端起酒杯对张治中说：“延安路远，你送一程，我放心。”张治中特意带上了川陕边招募的便衣排，夜行昼伏护送毛泽东返延安，沿途山路艰险，却滴水不漏。临别前毛泽东拍着张治中肩膀：“此行多劳，记一功。”

新政权建立后，张治中出任政协常委，待遇不低，生活却忽生窘迫。1950年盛夏，张家日常开支捉襟见肘，子女硬着头皮找傅作义借了五百银元。周恩来得讯后由机要秘书送去六千元现款，并附信一句：“兄之难，弟当解。”张治中握信默然，半晌才说：“这情分，日后怕难还。”

闲暇时，周恩来常拎着沉甸甸的搪瓷饭盒走进张府，一层鱼、一层豆腐、一层切得整整齐齐的腊肉片。张治中爱评菜，吃着吃着就评价：“此菜火候略欠。”周恩来哈哈大笑：“下回加两分钟。”这种半玩笑半认真，比任何官方场合都显得亲切。

1966年秋，张治中入三〇一医院。周恩来公务繁忙，每隔几天让罗青长捎去水果、人参以及他亲笔写的短条：“珍重。”张治中见信先笑后叹：“他比我病得轻，却忙得多。”

1969年4月6日16时30分，张治中病逝北京，享年七十九岁。噩耗传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内部一度争论：要不要举行告别仪式？有人担心风向，不愿张扬。请示一路递到中南海，周恩来当晚批示：“我参加，老友亦要参加。”第二天又补上一句：“通知陶峙岳、董其武。”

4月9日清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气温尚凉。周恩来提前半小时到场，环顾礼堂，发觉空座不少，脸色陡沉：“名册谁拟的？还有几位？”工作人员忙解释交通问题，周恩来摆手：“电话通知，十分钟内到不了就派车接。”不多时，礼堂外汽笛此起彼伏，缺席者陆续赶来。

告别仪式上，周恩来长揖致礼，扶棺片刻，转身找到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叮嘱：“有事找丁江。”言简意赅，却把后路铺得明白。散场后，他把礼堂剩余花圈重新摆放整齐，才悄然离开。

时间来到1975年11月，周恩来病重，仍惦念张治中家境。童小鹏受命带去一笔积蓄，洪希厚推辞再三终被一句“必须完成任务”说服。那笔款后来成为张家度过困难时期的依靠，也成了张治中后人谈及最多的温暖细节。

自1924年黄埔初识，到1969年告别，再到1975年的临终托付，周恩来与张治中跨越了政党、战场与烽烟。他们在合作与分歧中维系的，是一种以国家前途为圭臬的惺惺相惜。岁月更迭，人已长眠，南苑机场那句“家人在这儿，你就安心吧”依旧在不少当事人口中被反复提起——因为懂得，所以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