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期解放书单|中华文明如何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考古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发现热潮，安阳殷墟的甲骨片不断刷新着世人对上古中国的认知；而在西方汉学界，“中国文化西来说”“东方文明停滞论”的偏见仍占据主流。1936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的《中国之诞生：中国文明的形成期》（以下简称《中国之诞生》）横空出世，以殷墟考古成果为基石，首次构建起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的独立起源、自主演化的完整论述体系。近九十年后，东方出版中心推出该书首个中文译本，恰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丰硕、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研究不断深化的时代节点。这部尘封已久的经典，为我们今天探寻文明根脉、构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顾立雅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他是西方汉学的重要奠基者，更在于他是中国新史学考古现场的亲历者。20世纪30年代，当多数西方学者还在书斋中解读中国古籍时，顾立雅已踏上中国的土地，与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中国考古学巨擘并肩站在安阳殷墟的发掘现场。1934年春的侯家庄南地，1935年夏的西北岗遗址，都留下了他俯身观察文物的身影。那张他站在董作宾身旁的老照片，不仅记录着一段跨文化的学术友谊，更见证了一种全新汉学研究范式的诞生——将文献考证与田野考古紧密结合。这种“双脚扎根大地”的治学态度，让《中国之诞生》摆脱了此前西方汉学著作的空泛与偏见，成为第一部基于科学考古资料系统研究中国上古史的综合性著作。

《中国之诞生》最重大的学术突破，在于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叙事迷思，以扎实的实证研究确立了中华文明独立起源的核心命题。20世纪初，西方学界普遍将中国文明视为“外来衍生”或“停滞不前”的文明。顾立雅以亲身参与殷墟考古的经历为基础，用第一手材料对这些偏见展开有力驳斥。他在书中明确指出：“现有的证据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生活在北方的中国人属于同一个人种，从他们的头骨看不出任何其他人种对这一地区的入侵。”这一论断直指“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核心漏洞，为中华文明的本土连续性提供了人类学层面的佐证。因此，顾立雅在《中国之诞生》中虽未明确使用“文明特性”概念，但其对商周文明的分析，已触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相关核心命题。

“连续性”作为中华文明最鲜明的特质，在顾立雅关注的“文字—思想”传承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他指出，“商代的书写系统并非象形，它既不粗糙也不原始……现代汉字构成的每一个重要规则，在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都已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这一判断正被中国“文字传承链”的考古发现不断证实：从贾湖刻符（8000年前）到双槐树遗址陶符（5300年前），从二里头陶符（3800年前）到殷墟甲骨文（3300年前），再到周代何尊铭文“宅兹中国”（3000年前），汉字的“形义系统”从未中断——“日”“月”“人”等基本字符的构形延续至今，“会意”“形声”的造字方法贯穿始终，书写了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字传承奇迹与文明传承奇迹。

顾立雅对“商周鼎革”的阐释堪称全书的华彩乐章，同时也为理解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包容性”提供了独到视角。他将商代“上帝”信仰到西周“天命观”的转变视为中华文明形成期的“质变时刻”，细致刻绘了其精神内核的诞生。

在商代部分，他详细还原了“以神为本”的社会结构：商王既是政治领袖，也是最高祭司，甲骨卜辞中“王占曰”的高频出现，表明神权与王权高度合一。

到了周代，顾立雅指出，周人通过“天命观”完成了一场重大的思想变革。“天命无常，惟德是亲”的命题，将神权从王族垄断转向对“道德”的普遍追求，统治者是否拥有天命，不再取决于血缘，而取决于是否“敬德保民”。由此，“天命—德政—民本”的治理思路得以确立，并经由孔子的“为政以德”进一步承续，最终创立影响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德性政治观念谱系。在其中，人不再是被动地听之于天命，而是依靠自身内在的道德觉醒与道德自觉，推动“以德配天”“与天合德”的文明变革动力。当然，这一思想变革同时也带来了周代的制度创新，即以分封制和宗法制打破了商代的族群隔离，使得“所有那些共享中国文化的族群”被纳入周代的治理结构中。因此，这并非简单的领土划分，而是将不同族群纳入统一礼乐秩序的制度创新，进而塑造出“多元一体”的“家国观”与“天下观”。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在早期发展阶段就表现出了对政治统一与文化统一的追求，从商周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顾立雅所说：“正是这些基本观念造就了中国……中国就这样诞生了！”

此外，贯穿全书的比较文明学视野，是《中国之诞生》另一重要学术价值所在。顾立雅反对“以西方标准评判中国文明”，主张通过实证比较揭示不同文明的独特发展路径，使得《中国之诞生》超越了单纯的中国研究，成为早期比较文明学的典范之作。

当然，以当代学术视野审视，《中国之诞生》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受限于民国时期的考古发掘水平，顾立雅的研究呈现出“核心区聚焦”与“时间线偏晚”的特征，空间上以黄河中游殷墟为唯一中心，时间上将文明成形期锁定于商代晚期，未能预见探源工程揭示的“满天星斗”式的史前文明格局。书中对长江流域文明的关注度不足，对夏文化的考古印证也因材料匮乏而略显薄弱，但这些局限丝毫没有削弱这部著作的经典地位。因为，在这部迟到了九十年的译本中，我们所期待的不仅是重温一位西方学者如何理解“中国之诞生”，更在于它所启发的思考：在全球化深度融合的今天，中华文明将如何参与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或许正是这部经典重译的终极意义——“千万不要忘记，在研究中国文化时，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而不是业已消亡的文明，研究其过去的最主要目的是为能更好地理解其现在与未来。”（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中国之诞生：中国文明的形成期》

顾立雅 著

于歆砚 译

东方出版中心

原标题：《第35期解放书单|中华文明如何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栏目主编：王一

文字编辑：王一

本文作者：林雅华

题图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