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很多割让外国的土地都被收回，唯独被俄国抢走的土地要不回来

近代中国的领土变迁史，是一部浸满屈辱与抗争的史诗。从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到威海卫、广州湾等租借地的收复，诸多曾被列强侵占的土地终回祖国怀抱。但反观历史上被沙俄（及后续苏联、俄罗斯）侵占的超过150万平方公里领土，除阿巴该图洲渚等少数区域通过谈判部分回归外，大部分至今未能收回。这一差异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经纬、国际法理、地缘政治与现实利益多重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

领土回归的核心前提，往往是不平等条约的性质认定与履约状态。香港、澳门的回归，本质是殖民租借条约的到期终止或通过谈判解除。《南京条约》《北京条约》中关于香港的割让与租借条款，始终被中国政府认定为不平等条约，且租借期限有明确界定（如新界99年租期），这为后续谈判提供了清晰的法理依据。而沙俄侵占中国领土的系列条约，虽同样是在武力胁迫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特殊的“既成事实”。从1858年《瑷珲条约》割占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土地，到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侵占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领土，再到1864年《勘分西北界约记》掠夺西北44万平方公里土地，沙俄通过条约体系完成了对领土的“合法化”侵占，并迅速实施移民实边、行政管辖，将这些土地深度纳入自身疆域管理体系。更关键的是，苏联时期及俄罗斯联邦成立后，始终将这些领土视为“合法疆域”，相关条约被其纳入历史疆域的法理基础，这与其他列强承认租借地性质的态度形成本质区别。

地缘政治格局的差异，构成了领土回归的另一重关键变量。近代中国被割让或租借的土地中，除俄占区域外，多为海疆或交通要道的局部地块，涉及的列强如英国、葡萄牙等，其本土与中国远隔重洋，对这些土地的控制依赖海上霸权与殖民统治秩序。随着二战后殖民体系瓦解、中国国力崛起，列强已无足够实力维持远途殖民统治，通过谈判归还领土成为双方共赢的选择。而沙俄及后续的苏联、俄罗斯，与中国陆地接壤，其对远东领土的控制是基于陆地扩张的战略布局，这些土地不仅是其远东战略安全的屏障，更是资源储备与地缘影响力的核心区域。俄罗斯作为军事强国，始终将远东领土视为核心利益，其“寸土不让”的立场背后，是对远东战略安全的极致考量——失去这些土地，俄罗斯将丧失在太平洋沿岸的战略纵深与出海口，地缘生存空间将被大幅压缩。这种与国家生存命脉深度绑定的领土利益，使得谈判收回的难度远超其他殖民租借地。

历史机遇与现实利益的权衡，进一步固化了这一局面。20世纪以来，中国曾多次面临领土维权的历史节点，但均因复杂局势未能实现大规模领土收回。民国时期，政府虽宣布《满洲里条约》等无效，但受制于内战与外患，无力实际推进领土收复；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经历结盟与对抗的波折，边境谈判多次中断，直到苏联解体后，中俄才重启边界问题磋商。2005年《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两国彻底解决边界争端，这一结果的达成，是基于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中国需要稳定的北部边境环境推进发展，俄罗斯需要东部邻国的合作应对西方压力。在这一现实诉求下，双方选择尊重历史形成的边界现状，以条约形式固化边界划分，而非执着于历史上的领土诉求。反观香港、澳门的回归，恰逢冷战结束、殖民体系崩溃的历史机遇，中国的国力崛起与国际社会对殖民主义的否定，形成了有利于领土收回的外部环境。

值得深思的是，领土问题的本质始终是国家实力的博弈与利益的平衡。阿巴该图洲渚的部分回归，证明通过平等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可能性——这片被《满洲里条约》割占的土地，历经近百年博弈，最终在中俄互信的基础上实现部分回归，既体现了“寸土必争”的民族信念，也彰显了务实外交的智慧。而大部分俄占土地未能收回的现实，更深刻揭示了一个真理：领土完整的维护，根本在于国家实力的强盛，但领土问题的解决，同样需要兼顾历史经纬与现实利益，在国家核心利益与和平发展大局中寻求平衡。

那些未能收回的土地，是近代中国国力衰微的历史印记；而香港、澳门的回归与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则是当代中国崛起的有力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