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王朝（719）-永嘉之乱（14）

西晋地图。

公元309年正月，火星侵犯紫宫（即紫微垣）。这一异常天象被匈奴汉国太史令宣于修之解读为攻取洛阳的吉兆，汉主刘渊迁都平阳，改元河瑞。此天象虽未直接引发西晋朝廷迁都或改元之议。但被视为重大凶兆，加剧了洛阳朝野的不安情绪。然而，天象的警示终究需要通过人世的政治与治理来应验。

刘渊。匈奴族。东晋十六国时期汉国开国皇帝。匈奴冒顿单于之后。南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

当洛阳朝廷还在为‘荧惑犯紫微’的凶兆惶惑无策时，维系帝国命脉的荆州却已陷入了更现实的治理断层。作为长江中游屏障，荆州是西晋抵御南方流民与上游威胁的战略要地。荆州的治乱兴衰正以更具体的方式，预示着一场人间的“荧惑之乱”已不可避免。这里的故事，始于一位堪称楷模的能吏。却在其身后迅速陷入无人可继的治理断层。生动演绎了西晋末年“人亡政息”的悲剧。让我们将目光从星空与庙堂下移，投向自公元300年起荆州大地上的治乱轨迹。

刘弘。西晋名将，汉末扬州刺史刘馥之孙、曹魏镇北将军刘靖之子。

公元300年，西晋名将，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都督荆州。以“安抚流民、开垦荒地、流通商贸”为施政核心。每年拨发官米两万斛，专项赈济新归附的巴蜀流民。刘弘于襄阳，樊城间修堰灌田，后世称‘义阳堰’（荆州北部义阳郡一带）。垦复、灌溉共四千顷。使官府租税收入倍增。开放州内军屯田地，准许流民耕种并免其三年赋税，此举吸引十余万流民携家归附。刘弘夜巡军营，见老妇织麻则赐灯照明；闻孤儿啼哭，即遣吏收养。故刘弘被荆州民众尊称为“刘父”。刘弘的儿子刘璠随父亲刘弘治理荆州，政绩卓著，也深得民心。荆州刺史刘弘去世后，百姓罢市巷哭，如丧父母。刘弘被葬于今湖南省安乡县黄山头镇南禅湾，祭祀不绝。

八王之乱的宗室族谱。

公元305年底，八王之乱接近尾声。东海王司马越即将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东海王司马越任命自己的堂弟，高密孝王司马略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出镇襄阳。高密王司马略出镇荆州，只是西晋动荡局势中一枚过渡性的“稳子”。高密王司马略性格宽厚却无威严。

司马略。晋宣帝司马懿四弟曹魏东武城侯司马馗之孙，高密文献王司马泰第三子。

高密王司马略到任后，留用刘弘旧僚以延续赈济流民之策，并上奏朝廷请求废除苛捐杂税。允许流民自行耕种荒田。荆州、湘州暂时得以喘息。因为高密王司马略兵力薄弱，朝廷的命令连汉水以北都难以推行。当时蜀中数万户，约四五万人聚集在南阳、顺阳一带。高密王司马略只是命令流民各自推举首领自我保护。没有设置州兵进行监护。荆州地区的郡守请求修筑荆州北部防御要冲的义阳、武阳、平靖三关城来防备流民。司马略也因为经费不足而不予批准。

荆州地图。

公元309年5月，竟陵太守丘迈擅自诛杀流民首领杜皂，侨居的流民群体惊扰不安。高密王司马略无法控制局面，这成了公元310年王如之乱的先兆。襄阳太守皮初恃功骄横，高密王司马略想要剥夺他的兵权，反而被皮初轻视。顺阳内史兼北中郎将刘璠多次劝谏“应该尽快补充兵员、巩固沔口防线”。高密王司马略只是点头答应，几个月都没有决断。

刘璠，沛国相（今安徽省濉溪县北）人。镇南将军刘弘儿子，刘弘去世后为顺阳内史兼北中郎将，后为越骑校尉。

公元309年3月，44岁的高密王司马略突然去世。荆州府库中没有现成的粮食，宿卫士兵只有三千老弱。高密王司马略的“宽厚”政策虽延缓了矛盾，但未根本解决流民生计问题。其治下流民问题累积，最终因为西晋朝廷强制遣返流民，于次年引发王如之乱。高密王司马略临终前上表请求“让刘璠继承我的职位”，西晋朝廷没有采纳。过了两个月，流民攻打穰县，州兵溃散逃跑。人们追思高密王司马略。只说他没有暴政，但也惋惜他没有平定乱世的才能。高密王司马略的猝逝，使荆州陷入权力真空。朝廷急于寻找既有名望又能镇抚一方的人选。于是选择了出身名门、素有清誉的山简。

山简。镇南将军。西晋时期名士，司徒山涛第五子。

西晋名士，司徒山涛第五子山简曾向晋怀帝司马炽上疏建议，命群臣各自推举贤才，以广招贤士。使国家富强。晋怀帝司马炽听从了山简的建议，并且非常欣赏山简。公元309年8月，高密王司马略去世后。山简被西晋朝廷任命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出镇襄阳。山简后来还被任命加督宁、益二州军事。征南将军山简以“刘弘子刘璠民望过高，恐生变”为由上表朝廷。西晋朝廷于是征召刘璠担任越骑校尉前往洛阳。江汉地区的父老乡亲感觉突然失去了依靠，流民们也变得仓皇失措。

司马炽。晋怀帝。西晋第三位皇帝。晋武帝司马炎第二十五子。晋惠帝司马衷异母弟，母为王媛姬。

征南将军山简到任后，悠闲地过着日子。并且沉迷于饮酒。荆州的豪强大族习氏，拥有一座美丽的园林和池塘。山简每次外出游玩。大多去那座池塘边。每游于此，必纵酒酣醉。自比秦汉间“高阳酒徒”郦食其，故时人戏称其地为“高阳池”。

高阳池”，是荆州豪族习氏园林中的一处著名景致。山简每游于此，必纵酒酣醉。比秦汉间“高阳酒徒”郦食其。

征南将军山简除了酗酒外，还不打开粮仓赈济灾民，也不处理诉讼案件。导致荆州粮价飞涨，流民与土著冲突激化。州郡官员迎合他的旨意，关闭粮市自我防守。巴蜀、关中地区侨居此地的人率先截断道路抢夺粮食。当地土著居民只能修筑坞堡抵抗。十天之内，汉水、沔水一带烽火相连，村庄变成废墟。南方州郡逐渐陷入混乱。到了这个时候，荆州父老们追思刘弘。甚至有人痛哭着说“如果刘父亲还在，哪会看到战乱的烽烟啊”。当荆州因山简的庸碌而渐生乱象之时，西晋帝国的权力中心——洛阳，正被东海王司马越带入一场更深重的政治风暴。

司马越。东海王。晋宣帝司马懿四弟曹魏东武城侯司马馗之孙，高密文献王司马泰长子。

公元307年元月，八王之乱落幕，太傅东海王司马越成为最后赢家。然而，新即位的晋怀帝司马炽展现出不似其兄惠帝的平庸，反而意图亲政。这直接触动了权臣司马越的利益，令他‘不能专权，十分不高兴’。

司马衷。晋惠帝。西晋第二位皇帝。晋武帝司马炎嫡次子。母为武元皇后杨艳。智力低下。

公元307年3月，太傅东海王司马越主动请求离开中央。出镇许昌。通过以退为进，远离朝廷以遥控政局。

汲桑。西晋时期农民起义军首领。力能扛鼎，闻呼数里。

公元307年5月，汲桑、石勒打着为成都王司马颖报仇的旗号，攻破邺城。杀了司马越之弟司马腾，震动天下。东海王司马越坐镇许昌，任命苟晞等将领讨伐，并在战事关键时进驻官渡声援。

司马腾。东赢公。晋宣帝司马懿四弟曹魏东武城侯司马馗之孙，高密文献王司马泰次子，东海孝献王司马越之弟。

公元308年元月，太傅、录尚书事，东海王司马越回到既可屏蔽洛阳东南，又能连接兖州、青州的豫州重镇许昌。东海王司马越在此积蓄力量。遥控洛阳朝局。将对朝廷的威胁维持在“可进可退”的临界点。公元308年3月，东海王司马越把大本营东迁至控制黄河下游、连接青徐的战略要地兖州鄄城（今山东鄄城）。东海王司马越驻屯鄄城，一方面掌控东方财赋与兵源，另一方面借机扩张势力，远离洛阳却能遥控朝局。公元308年7月，因为鄄城城墙无故崩塌。东海王司马越视为不祥之兆。立即北迁至北望河北，西指洛阳的黄河重要渡口濮阳（今河南濮阳）。同时，派部将王斌率五千兵卒入洛阳，名为加强防卫，实为监控朝廷。公元308年8月，东海王司马越将大本营西迁至战略要地荥阳。他以此为中心指挥全局。公元308年10月，成功击退王弥对洛阳的进攻。

刘琨。西晋时期大臣、政治家、文学家、音乐家、军事家。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西晋光禄大夫刘蕃之子。

公元308年11月，又命并州刺史刘琨发兵北攻壶关以牵制汉军。东海王司马越坐镇荥有双重战略意图。 荥阳是洛阳东面最后的天然屏障。在此驻屯重兵，能够成为抵御汉国（刘渊、石勒）南下的前线。

石勒。羯族。后赵开国皇帝、政治家、军事家。少帝石弘之父，武帝石虎堂叔。

荥阳距洛阳仅数十里，骑兵朝发夕至。东海王司马越驻此，等于将刀尖抵在了京师咽喉。晋怀帝司马炽的一举一动皆在其阴影之下。形成了 “天子在阼，太傅守门” 的极致高压局面。东海王司马越在外面虽然占据了军事要地，可心里还是怕朝里的人不服。于是打着“进京朝见”的旗号，其实是想除掉皇帝身边的亲信，好让自己独掌大权。

王敦。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治书侍御史王基的儿子，东晋时期大臣。

公元309年3月，太傅东海王司马越率精兵自荥阳返回洛阳。中书监王敦对亲近的人说：“太傅独揽大权。而选用官员时，尚书还按照旧有的制度来制约他。他这次来，必定会有所诛杀。”当初晋怀帝司马炽还是皇太弟的时候就与中庶子缪播关系友好。等到晋怀帝司马炽即位后，任命缪播为中书监，缪胤为太仆卿，把他们当作心腹。

缪播。西晋大臣，光禄大夫缪悦之子。中书监。

晋怀帝司马炽的舅舅散骑常侍王延、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等人皆参与机密事务。太傅东海王司马越怀疑皇帝身边的朝臣对自己怀有二心，其心腹刘舆、潘滔趁机劝司马越将缪播等人尽数铲除。尽管缪播与其从弟缪胤曾为司马越立下过关键功绩，司马越仍决意下手，诬陷缪播等人意图作乱，随即派遣平东将军王秉率三千甲士闯入皇宫，在晋怀帝面前将缪播等十余人逮捕，交付廷尉治罪。晋怀帝司马炽悲愤不已，拉着缪播的手道：“奸臣贼子，无世无之！”却无力施救。

东海兰陵名门。光禄大夫父亲缪悦之子。堂兄缪播。太仆卿。河间王河间王司马颙前妃之弟。

可悲的是，如今身陷囹圄的缪播，缪胤兄弟，昔日正是助东海王司马越奠定胜局的关键之人。公元305年，因缪播父亲缪悦是司马越故吏，司马越视缪播为可信之人，遂委派缪播与其从弟缪胤前往长安，游说当时挟持晋惠帝司马衷的河间王司马颙。缪胤为司马颙已故王妃之弟，兄弟二人因此在司马颙阵营中具有一定信任基础。缪播提出“分陕而治”之策，承诺以陕地为界东西分权，并建议司马颙诛杀其麾下主战悍将张方以平息众怒。

司马颙。河间王。西晋宗室大臣。司马懿之弟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孙，太原烈王司马瑰之子。

此计被司马颙采纳后，其军事支柱张方被杀，导致实力大损、军心涣散，司马颙阵营迅速瓦解。晋惠帝最终被司马越阵营的祁弘迎回洛阳，缪播、缪胤实为司马越平定关中立下大功。

张方。河间王司马颙手下大将。

然而，功高并未免祸。东海王司马越仍将缪播、缪胤兄弟，连同王延、何绥等人一并处死。公元309年5月，东海王司马越认为近来国家发生的事变。大多是由宫廷内的官员引起。于是上奏请求罢免担任宿卫并且有侯爵的人。当时殿中的武官几乎全部被封侯。因此晋怀帝司马炽周围的宿卫差不多都走了。东海王司马越另外派右卫将军何伦、左卫将军王秉统领东海国的几百名士兵担任宿卫。彻底架空晋怀帝司马炽，从而实现完全专权。但此举使得东海王司马越“大失众望，人心尽失”。

司马炎。司马昭嫡长子。西晋开国皇帝。

宫廷权斗的血腥，只是西晋上层腐烂的一幅截面。若将目光从司马越的幕府稍稍移开，投向那些开国勋贵的家族命运，便会发现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崩溃模式。 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西晋开国元勋何曾家族的命运。

何曾。原名何谏，西晋开国元勋，曹魏太仆何夔之子。

何曾侍奉晋武帝司马炎宴饮。退朝后对儿子们说：“皇上开创大业。我每次在宴会上，不曾听到他谈论治理国家的长远计划。只说些平常的琐事，这不是为子孙谋划的做法，他自己这一代或许没问题，但后代恐怕就危险了！你们还可以幸免。”他又指着孙子们说：“这些人必定会遭遇灾祸。”

何遵。散骑常侍、侍中，大鸿胪。何曾之子。

等到何曾的孙子尚书何绥被杀，他的哥哥何嵩哭着说：“我们的祖父大概是圣人吧！”当初何曾每设宴动辄万钱。还说没有值得下筷子的菜肴。他的儿子何劭，每天吃饭花费两万钱。何绥和他的弟弟何机、何羡，更加奢侈。给人写信，用词和礼节都很傲慢。

何绥。侍中何遵次子，官至侍中、尚书。祖父何曾为西晋开国元勋。

河内人王尼看到何绥的信，对别人说：“伯蔚（何绥）身处乱世却如此骄傲豪奢，难道能免于灾祸吗？”有人说：“伯蔚要是听到你这话，肯定会想办法害你。”王尼说：“伯蔚恐怕还没有听到我的话，他自己就死啦！”到了永嘉末年，何氏家族已无一人幸存。

何氏族谱。

后世评价西晋何氏家族兴衰时指出。何曾讥讽武帝贪图安逸懒惰，只图眼前，不做长远考虑。他知道天下将要大乱，子孙必定会和他一起遭受忧患，这是多么明智啊！然而他自己生活奢侈，让子孙继承这种风气。最终因为骄奢导致家族灭亡，他的明智又在哪里呢！况且他身为宰相，知道君主的过错。却不向君主进言，而是私下里在家里说，这不是忠臣的行为。

刘寔。三国至西晋时期重臣、学者，汉章帝刘炟第五子济北惠王刘寿之后。

当何氏家族因骄奢专权而举族覆灭时，另一位历经四朝的清俭老臣——刘寔，正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走完他九十一岁的人生。他的存在与退场，仿佛为西晋末年的权斗与腐败提供了一面稀有的品德明镜，却也映射出个人的贤德在时代洪流前的无奈。公元220年，刘寔出生。身为汉章帝之子济北惠王刘寿的后裔，却少时家贫，曾以贩卖牛衣为生。然而他矢志好学，即便手执绳索劳作时仍口诵诗书，终以博通古今闻名。他初以计吏入洛，历任尚书郎、廷尉正等职。公元263年，魏国伐蜀，刘寔独具慧眼，预言“钟会、邓艾虽能克蜀，恐皆不得还”，后来果然应验，其识见由此为人所重。西晋建立后，刘寔累迁少府、太常等职。

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之战。

公元280年，他随杜预伐吴，任军司。虽因儿子刘夏受贿两次受到牵连免官，但其清廉自守的品格始终未受质疑，故能屡次复起，官至国子祭酒、太子太保。公元299年，晋惠帝司马衷拜刘寔为司空，后转太傅。可谓位极人臣。然而刘寔一生恪守清俭。贫贱时“杖策徒行”，休息时不扰主人，自理杂事。显达后仍不营宅第，俸禄多用于赡养亲故。在礼法弛废的当时，他严守丧制，妻丧期间绝不以妾侍充房，虽遭讥笑而不改其节，其德操为世所罕有。这样一位以德望立身的老臣，面对愈演愈烈的朝局动荡，最终选择了抽身远引。 公元307年，晋怀帝司马炽即位，欲再授刘寔太尉之职，他以年老坚辞。朝廷屡诏不允。直至左丞刘坦上疏力陈：“老人不用筋力为礼。刘寔年逾九十，命悬旦夕，宜听其所守。”公元309年，晋怀帝司马炽终于下诏，允其以侯爵归第，位在三司之上。赐几杖、宅邸，并承诺“国家大政，将就咨之”。此时西晋已危如累卵，这项殊荣更像是对一个即将逝去的道德时代的最后挽歌。就在刘寔归家荣养的同年。西晋朝廷在权臣司马越操控下，做出了新的人事安排。

王衍。西晋末年重臣，著名的清谈家、思想家。名士王戎之从弟，平北将军王义之子。

太傅司马越任命王敦为扬州刺史。 任命王衍为太尉。东海王司马越本人则辞去兖州牧，兼任司徒，进一步将中央权柄收拢于其私人幕府。然而，任何人事布局在此时都已难挽狂澜。公元310年，九十一岁的刘寔安然离世，他个人的善终与其预见的天下大乱形成了残酷的对照。他所著《春秋条例》等著作尚在，而他所效忠的西晋王朝，其“荧惑之乱”的人间剧本，正随着流民的烽火与匈奴的铁骑，加速走向最终章。西晋朝廷内部动荡未平，天灾又加剧了社会危机。

《大旱之兆》。

公元309年6月，西晋全国范围遭遇特大旱灾。长江、汉水、黄河、洛水等主要河流全部干枯，人可徒步而过。太史令高堂冲上奏朝廷“旱情至极必生战火，占象显示兵戈将起。四方大河尽皆枯竭，为王者所深忌的大凶之兆。”旱灾对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造成毁灭性打击。但是西晋朝廷非但不有效赈济，反而变本加厉地盘剥。沉重的赋役压得百姓喘不过气。大量失去土地和生计的农民背井离乡，成为流民。当他们聚集到颍川、襄城等相对富庶的地区寻求生路时。当地官府采取的简单粗暴的 “驱赶返乡”政策。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王弥。西晋叛民领袖，汝南太守王颀之孙。

公元309年11月，匈奴汉国将领王弥向南出兵轘辕时。西晋朝廷和地方官府的注意力完全被王弥的军事行动吸引，地方防御力量空虚。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一带一向被当地居民欺凌的流民开始焚烧官府仓库、城池建筑（许昌，襄城）。诛杀郡守级别的二千石官员。这些行动直接摧毁了现有的统治机器。暴动迅速蔓延，波及颍川、襄城、汝南、南阳等地，达数万家之众。

“流民之怒：颍川与襄城的抗争”。

暴动者甚至未能共推一名首领，仅以‘乞活’为号。与李特在益州建立成汉政权或杜弢在湘州起义那样有明确政治纲领和组织不同，颍川、襄城的流民暴动更可能是一种自发的、求生性质的反抗。他们虽然趁势而起，给予了西晋地方统治沉重打击，但并未建立起稳固的政权或提出长远的政治目标，其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王弥军事行动的响应和利用。这次流民暴动虽然最终被西晋朝廷镇压，但其历史影响深远。颍川、襄城地处中原腹地，紧邻都城洛阳。这里的暴动严重动摇了西晋王朝的统治根基，使其在应对汉赵政权等外部威胁时更加捉襟见肘。公元309年12月，东海王司马越为了进一步集中权力。辞去兖州牧，兼任司徒。西晋朝廷形同其私人幕府。公元309年末，西晋朝廷实质已成东海王司马越“私人幕府”。怀帝形同傀儡，中央权威尽失。司马越虽通过血腥清洗与宿卫置换实现绝对专权，然“大失众望，人心尽失”。地方上，荆州因山简庸碌陷入混乱，中原旱灾与流民问题交织，汉国刘渊、石勒等外患持续加压。至此，星空的凶兆已在人间全然应验。天象终须人事配合。中央权威沦为私器，地方治理彻底崩坏，膏腴之地化为焦土。内外交困中，西晋王朝已无可挽回地滑向永嘉之乱的深渊。历史的隐喻，有时比星象更为直白。当 310 年正月王如军在襄阳举火时，火星早已离开紫微垣，而人间的‘荧惑’才刚刚开始。翌年，太史令再奏：‘荧惑守斗，兵丧并起。’而此时的洛阳，帝星虽在，辅星已散——殿中烛火犹明，执烛之人却已无处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