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娘给陌生妇人三十块钱，两年后，娘去世爹下放，妇人找上门

今年六月，娘安详地走了。我们姊妹五个都守在床边，握着她的手，陪她走完了最后一程。她脸上带着平静，像只是睡着了。她活了92岁，儿孙满堂，走时无病无痛，是村里人都说的“喜丧”。可我心里知道，我生命里真正属于母亲的那部分温暖，随着她的离去，又空了一大块。

她不是我的生母，却给了我母亲的温暖。

我叫程红英，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我的生母是市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生父是省城一所大学的教授。如果人生有既定的轨道，我或许会沿着父母铺就的路，安稳地长大。然而，时代的巨浪轻易就打翻了小船。

娘讲过无数次她和我生母的相遇。那是1966年春，娘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现在的大姐，得了急病，高烧不退，浑身发黄。村里赤脚医生看了直摇头。娘和养父抱着大姐心急火燎地赶到了市人民医院。

诊断结果是急性肝炎，需要立刻住院治疗。缴费处报出的数字，让娘眼前一黑——他们带来的钱，还差一大截。娘抱着昏迷的大姐，蹲在人来人往的医院走廊角落里，急得直掉眼泪，又不敢放声哭，怕惹人厌烦。

就在这时，我母亲经过，停下了脚步。她蹲下身，轻声问：“同志，孩子怎么了？别着急，慢慢说。”

娘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语无伦次地说了情况。母亲仔细检查了一下大姐的状况，眉头微蹙，对娘说：“这病耽搁不得，得马上用药。钱的事，你先别急。” 她站起身，对旁边的护士交代了几句，然后对娘说：“你在这儿等着，我回家一趟。”

大概半个多小时后，母亲回来了，把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布包塞进娘手里：“这里是三十块钱，你先拿去交押金，给孩子治病要紧。”

三十块钱！在那个年月，对于农民家庭，是一笔巨款，是娘和爹起早贪黑干一年也未必能攒下的数目。娘愣住了，攥着那还带着体温的布包，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就要给母亲跪下：“大夫……这……这怎么使得……我们素不相识……”

母亲赶紧扶住她，语气温和：“快别这样，救人要紧。钱是身外物，孩子的命比什么都重要。快去办手续吧。”

大姐最终捡回了一条命。出院那天，娘千恩万谢，执意问清了母亲的姓名和住址，红着眼圈说：“林大夫（我生母姓林），这钱我一定还！您是我们的恩人！”

生母微笑着摇摇头：“不用总惦记着，把日子过好，把孩子带好，比什么都强。”

娘把这份恩情和地址，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谁也想不到，仅仅两年后，风云突变。196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一群带着红袖章的人冲进了我们家，打砸声、斥骂声、玻璃碎裂声混杂在一起。那些我熟悉的书籍、父亲的讲义、母亲的照片、家里的钢琴……全成了“罪证”。生母试图阻拦他们毁坏一个装有她医学资料的箱子，被粗暴地推倒在地，后脑重重磕在冰冷的砖石地面上，当场血流如注。那些人扬长而去，留下满屋狼藉和昏迷不醒的母亲。

母亲没能再醒过来，几天后，在冰冷和恐惧中去世了。父亲很快也被带走，不知去向，后来才知道被“下放”到了遥远的边疆农场。一夜之间，我从一个备受呵护的小女孩，变成了无父无母、还要照顾两岁弟弟的“孤儿”。那年，我六岁，弟弟程建军两岁。

爷爷奶奶早已过世，唯一的舅舅自身难保，也被卷入了风波。其他亲戚朋友，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生怕惹祸上身，对我们姐弟避之唯恐不及。我和弟弟靠着好心的邻居地接济，才勉强活了下来。

就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家门被敲响了。我胆战心惊地打开一条缝，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的农村妇女，风尘仆仆，面容黝黑但眼神清亮。她手里提着一个旧布包袱。

“请问……这里是林大夫家吗？”她小心翼翼地问。

我点点头，又警惕地看着她。

她看到我们姐弟的样子，眼睛一下子瞪大了，声音颤抖：“林大夫呢？这是怎么了……”

当从邻居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得知发生的一切后，这个陌生的女人——我的养母，当场就哭了。她搂住我和弟弟，把我们脏兮兮的小脸贴在她温暖的脸上，哭着说：“造孽啊……那么好的人……留下这两个可怜的娃……”

她没有丝毫犹豫，抹干眼泪，对我和弟弟说：“孩子，别怕。跟我走。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娘。”

周围有人悄悄劝她：“这可是右派家的孩子！沾上要倒霉的！”

养母抬起头，眼神异常坚定，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啥右派左派，俺一个乡下妇女不懂！俺只知道，林大夫是好人，是俺闺女的救命恩人！她的娃落难了，俺不能看着不管！天大的事，俺扛着！孩子俺带走了！”

就这样，在那个寒冷的冬日，养母一手牵着我，背上背着还在抽噎的弟弟，另一只手提着我们少得可怜的行李，离开了那个冰冷的“家”，走向了三十里外那个我从未去过的山村。

一路上，她不停地对我们说：“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崽，我就是你们的娘。咱家穷，但有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们。”

到了家，我才知道，养母自己有三个孩子：八岁的大姐秀云，五岁的三弟铁柱，还有刚满一岁、还在吃奶的小弟石头。加上我和弟弟，一下子变成了五个孩子。养母安排我排老二，弟弟排老四。

那时农村是生产队，口粮按人头分，多两张嘴，分到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养父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实汉子，对我们的到来，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扛起了更多的活，多挣些工分。饭桌上，是玉米糊糊，配上野菜团子。养母总是把糊糊里为数不多的几粒米捞给我们孩子，她自己常常只喝那清汤。为了让我们能多吃一口，她天不亮就进山，挖野菜，捡蘑菇，有时甚至冒险去摘些能吃的野果。有一次她为了采崖边的一丛野山枣，差点摔下去，回来时膝盖磕得血肉模糊，却把兜里仅存的几颗完好的枣子塞给我和弟弟。

最难的时候，村里也有人嚼舌根，说养母“捡了两个拖油瓶”，“自找苦吃”。养母听见了，从不争辩，只是更紧地护着我们。晚上，她会在油灯下，一边补着破衣服，一边对我们说：“红英，建军，你们要记住，你们亲娘亲爹，是读书人，是好人。你们也得读书，识字，将来做个明理的人。” 她没上过几天学，却固执地认为，读书是天底下顶要紧的事。她求了村里的老师，又省吃俭用，硬是让我们姐弟都上了村里的学堂。

日子在清贫与温暖交织中缓缓流淌。养母用她最质朴的善良和坚韧，为我们姐弟撑起了一片遮风避雨的天空，也把大姐、三弟、小弟，和我们真正拧成了一家人。我们一同分享一个烤红薯的香甜，一同在夏夜数星星，一同在困苦中相扶相依。那声“娘”，我叫得越来越自然，越来越发自肺腑。

1979年，春天真正到来的时候，父亲平反了，从边疆回来了。他来接我们。养母拉着我和弟弟的手，仔细地给我们整理衣服，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笑着说：“回去吧，回到你爹身边去。他才是你们的根。好好孝顺他，好好过日子。” 她把我们送到村口，看着我们上车，身影在尘土中越来越小，却始终没有转身离开。

回到城里，父亲对我们姐弟满怀愧疚，对养母更是感激涕零。他常常对我们说：“红英，建军，你们这辈子，不能忘了你们的养娘。她是在我们全家掉进冰窟窿的时候，伸出手，把你们拉上来的人。这份恩情，比山重。”

我们当然不会忘。工作后，我和弟弟隔三差五就往村里跑。父亲也利用他恢复工作后的一些关系和能力，尽力回报：他托人给高中毕业的三弟和小弟在县里安排了工作；又想办法把心灵手巧的大姐，介绍进了效益不错的县制衣厂。养母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我们五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在岁月的发酵下，情谊比许多亲兄弟姐妹还要深厚。谁家有事，一个电话，其他人立刻赶到。逢年过节，必定要聚在养母身边，小小的院子里挤得满满当当，笑声能传出老远。

如今，娘走了。送葬的队伍很长，我们五个“子女”和各自的家人，披麻戴孝，哭成一片。村里的老人们都说，娘这辈子，值了，养了这么多孝顺孩子。

是的，娘这一生，始于贫瘠的黄土，却用一次偶然的善意，结下了最深厚的缘分；用她农家妇女最本能的善良和不顾一切的担当，改写了两个孤苦孩子的命运，也为自己赢得了毫无血缘却胜似亲生的儿女满堂。

她不懂什么高深的大道理，她只认一个最朴素的理：人要知道感恩，要善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正是这份植根于泥土的、最原始的善良与信义，让她在那个黑白颠倒、人人自危的年代，敢于伸出温暖的手，接纳了两个“麻烦”，也让她收获了人世间最珍贵的情感回报。

我的生母给了我生命和文明的启蒙，而我的养母，用她的脊梁和胸怀，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做人的根基，和一个风雨飘摇后依然温暖坚实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