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正经历着文物界的“郭美美时刻”！

作者 | Talk君

大家好，我是talk君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一个社会最深层的信任是如何被打破的？

2011年，一个叫郭美美的年轻女孩在社交媒体上炫耀她的财富，自称是“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一夜之间，整个中国慈善体系的公信力几乎崩溃。人们不再相信自己的善款会被妥善使用，街头募捐箱前多了犹豫的眼神，那些犹豫背后，是信任碎裂的声音。

十几年后的今天，同样的崩塌正在文博领域上演。

南京博物院，这个本应是守护文明记忆的神圣殿堂，正经历着属于自己的“郭美美时刻”。而这一次，被辜负的不是普通人的爱心捐款，而是承载着家族记忆与文化传承的珍贵文物。

1959年，庞叔令家族向南京博物院无偿捐赠137件庞莱臣“虚斋旧藏”书画，其中就包括《江南春》图卷等作品。

结果2025年，本应躺在博物馆的《江南春》现身北京拍卖市场，估价8800万元，在庞莱臣曾孙女庞叔令举报后，拍卖公司才作撤拍处理。

后来，庞叔令前往南京博物院核验捐赠藏品，才发现包括《江南春》在内的五件画作已不知去向。南博回应称，这五件作品1961年和1964年分别经专家组鉴定为“伪作”，1990年代已依规定进行“处置”……

双重面孔：徐湖平的文博人生

在南京博物院事件中，有一个名字绕不开：徐湖平。

公开资料显示，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文博界的权威人物，是南京博物院的前任掌门人。

在外人眼中，他是文化的守护者，是连接历史与当下的使者。这样的身份背后，本应是对文物的敬畏之心，是对历史传承的责任感。

然而，当庞家捐赠的《江南春》以8800万元的价格出现在拍卖行，当一系列证据指向他签字批准了那些“伪作”的划拨，当退休员工实名举报他涉嫌盗卖故宫南迁文物时，徐湖平的形象开始变得模糊。

他不仅担任南京博物院院长，还同时兼任江苏省文物总店法定代表人。这种“官商一体”的身份安排，让他既能以博物院领导身份批准文物“划拨”，又能以商店法人身份“接收”并“销售”。

更引人注目的是，徐湖平与相关方关系密切。徐湖平的儿子徐湘江也在2004年在上海成立艺术品拍卖公司，被质疑存在利益输送。

我常常思考这种双重性。一个人如何能在公共领域扮演着文化守护者的角色，私下却可能参与着对文物的系统性破坏？

也许答案在于权力的不受制约，在于制度漏洞给予的双重可能性，也在于文博领域长期存在的封闭性与不透明性。

当一幅捐赠的珍品被认定为“伪作”，从博物院“划拨”到文物总店，再由与院长关系密切的拍卖行高价售出，整个链条看起来如此顺畅，如此自然，仿佛一切都有正当理由。

被撕开的封条与被篡改的标签

根据前员工举报，此次事件并非突发，此前涉及的还有故宫南迁文物。

2211箱故宫南迁文物，封条上贴着的是抗战时期的印记，那是半个多世纪前为了保护国宝免于战火而封存的记忆。当这些封条被撕开，十万多件文物从“固定资产”变成了“流动资产”，一种微妙的转变发生了。

南京博物院的退休员工在举报中描述了这个过程。据他所说，徐湖平让人将真迹鉴定为“赝品”，或把完好的文物标记为“损毁”，然后低价流转到文物商店，再通过关系密切的拍卖公司变现。

这个过程中，文物的本质被改变了：它们不再是需要被保护的文化遗产，而是可以交易的资产。

“伪作”这个标签，在这种情况下变成了一种极为便利的工具。它可以将任何珍贵的捐赠品重新定义，可以将任何不合规的流转合理化。

当一幅被专家鉴定为国宝级的作品突然变成了“伪作”，当它的去向文件上购买者只是模糊的“顾客”，当它的价格从处理时的数千元飙升到拍卖时的数千万元，这背后所揭示的，绝不仅仅是鉴定标准的变化。

庞家的捐赠，发生在1959年。那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无数藏家怀着对国家的信任，将家族珍藏捐赠给公立机构。

他们相信，这些承载着文化记忆的物件，会在国家的守护下得到更好的保存，会成为全民共同的文化财富。

这种捐赠，是一种托付，也是一种信任的表达。

六十年后，当庞家后人发现这些托付之物莫名出现在拍卖市场，当他们询问去向时得到的是涂改过的文件和“伪作”的解释，那份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信任，遭遇了怎样的背弃？

十七年的沉默与压抑的真相

最令人不安的，也许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它被压制的时间长度。

自2008年起，南京博物院就有四十多名员工多次联名举报徐湖平的问题。这些举报材料甚至刊发于新华社内参，却在随后的十七年间石沉大海。

十七年，足够一代人长大成人，足够一个机构完成多次人事更迭，也足够让一个可能存在的问题系统生根发芽、盘根错节。

为什么这么多人的声音无法被听见？为什么如此严重的指控能够被长期压制？这些问题背后，是比单一个案更值得深思的系统性问题。

当内部监督机制失效，当检举渠道受阻，当权力足以压制真相，制度的漏洞就变成了黑洞，吞噬着正义与公信。

而这次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关注，也许正是因为公众对长期压抑的不满达到了临界点。网络时代的传播特性，让原本可能被压制的问题无法再被轻易掩盖。这是技术带来的改变，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从南京到海外：当信任缺失改变文物去向

南京博物院事件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南京一地。

当年，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公开宣布，接受了史上数量最多且意义最为非凡的一批中国书画捐赠——翁万戈家藏。

关于翁同龢后人翁万戈将大量文物捐赠给海外博物馆这件事，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国内舆论批评翁万戈为何不将文物留在国内时，他可能面临的是一个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考量：如果国内文保机构的管理如此令人担忧，将文物送往制度更完善、管理更透明的海外机构，是否反而是对文物更好的保护？

这种考量背后，是信任缺失的直接后果。

当捐赠者无法确信自己的捐赠会被妥善保管、会被尊重对待，他们自然会寻找更可靠的途径。文物的流动，于是成为了信任度的风向标。

这让我想起郭美美事件后中国慈善界的困境。当红十字会等机构的公信力受损，民间捐赠急剧下降，无数需要帮助的人因此受到影响。

信任的崩塌，最终伤害的是那些最需要支持的人群。同样，在文博领域，信任危机最终伤害的，是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

余思：信任重建的可能性

南京博物院事件正在调查中，最终结论有待官方公布。但无论如何，这一事件已经对中国文博系统的公信力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与郭美美事件后的红十字会一样，南京博物院乃至整个文博系统，现在面临的是信任重建的艰巨任务。这种重建，不能仅靠公关手段或表面文章，而需要深层的制度改革和彻底的透明化。

文物与善款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承载着捐赠者的信任与期待。不同的是，文物还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

当一幅古画从博物院流入拍卖行，失去的不仅是一件物品，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一份信任的契约，一种文化的延续。

12月23日，徐湖平夫妇被工作人员从家中带走调查。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和江苏省已成立联合调查组

怎么把制度的漏洞补上，怎么让捐赠人放心，怎么让文物真正得到保护——这些问题，比处理一两个人要难得多。

信任碎了，就像打碎的瓷器，能粘起来，但裂痕永远都在。南京博物院这块牌子，怕是要用很久很久，才能重新擦亮了。

希望这一次，能有个不一样的结局。毕竟，谁都不希望，下一个“郭美美事件”在另一个领域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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