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始终难以提振,来听听邢自强的破局办法:
扭转过去地方政府“重生产轻消费、重投资轻服务”的倾向,把过去投资于“物”——比如铁公基等基础设施和工业产能——的思路,转型到投资于人,即夯实社保体系,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敢于消费。同时推进财税体系改革,将地方政府主要依赖工厂端征收的增值税,转变为更多依赖直接税,如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让地方政府从实际利益出发,更重视最终需求和消费。
消费券发过了,补贴也给过了,利率也在下调,但大家还是不敢花钱。这本质上不是消费意愿的问题,而是收入问题——收入增长存在不确定性。任何消费刺激本质上都是短期行为,而收入问题背后,有一个很少被讨论但极其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地方的政策取向和财税结构。
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地方对经济结构的影响非常大。但长期以来,地方的理性选择是“重生产、重投资,轻消费、轻服务”。这并非因为地方不懂消费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生产端,而非消费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地方财政高度依赖两类来源:一是土地相关收入,二是生产端产生的税收,消费对地方财政的直接贡献十分有限。
这里必须简单回顾:1994年全国推行分税制改革,强化了中央的调控能力,同时也带来一个结果——地方开始更依赖自己看得见、抓得住的收入来源。因此,土地财政、招商引资、工业投资,逐步成为地方发展的核心抓手和增长工具。从激励机制上,地方被引导去拼产能、拼投资、拼规模,而非拼居民收入和消费质量。
这里简单科普三个税种:
第一,增值税,主要在生产和流通环节征收,工厂越多、产能越大,地方受益越多;
第二,消费税,更贴近最终消费,但地方分享比例有限;
第三,企业所得税,取决于企业利润,而非产量。这三种税对应三种发展导向:如果地方主要依赖增值税,自然会偏好多建厂、多上项目。这不是观念问题,而是算账后的理性选择。
所以,真正提振消费,必然意味着方向性转型——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过去,我们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工业产能等看得见的“物”;而投资于人,是把钱和资源花在人身上,直接让大家的钱包鼓起来,比如完善社保体系、稳定就业、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服务业岗位,打造可持续的收入来源。人要是没有了后顾之忧,消费自然而然就会发生,它不是被刺激出来的。
最后,我们把逻辑连成一条线: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回暖→企业利润修复→就业和工资改善→反过来支撑消费,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反过来,压成本、拼产量、打价格战,最终会把利润压没、把工资压低,消费自然会越来越弱。
因此,提振消费从来不是孤立的政策,而是发展观、财税结构和资源配置的系统性转型。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这一步迟早要走。我们最近也总听到国家提到“投资于人”的相关政策,接下来就看有哪些具体落地的措施。大家有什么观点,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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