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朋友圈怎么发？可以参考一下曾国藩们……

图源：视觉中国

新年发笔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仪式活动，曾经遍布中国。钟叔河《元旦试笔》认为，“在长辈人中，凡家蓄笔砚者，此风大约一直绵延到了1949年，包括乡间冬烘先生和‘耕读传家’及略识‘之’‘无’的农工商人在内”。事实上即便在“十七年时期”，私人日记中仍保留了新年发笔的记录。改革开放之后，新年发笔的传统再度得到复兴。新年发笔传统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令人不自觉想要窥探其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所在。例如在家族之中，新年发笔的传统如何建立？普遍性的新年发笔，在主流男性文人群体之外，是否渗入闺门？这种传统力量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新年发笔虽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过年习俗，却也表现出明显的家族性。前述梁章钜《浪迹续谈》提及其父嘱其新年发笔，可见梁氏家族新年发笔里面的科举因素。而在曾国藩家族，这一传统在时间和形式上也有明显的传承轨迹。《曾国藩日记》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起，即有元旦试笔的记载，此后尽管时有辍笔，但道光二十五年（1845）、同治六年（1867）、九年（1870）元旦的日记中均明确记载试笔一事。曾国藩坚持新年发笔，并将其记载到日记中的行为，应当影响到了其子曾纪泽（1839—1890）。曾国藩同治九年正月初一日日记云，“早饭后……旋至幕府贺年。至上房，家人行礼，试笔作字”。曾纪泽同一天日记记载，“午后习字一纸，又写零字甚多”。这天，曾纪泽在曾国藩幕府中，对读父子二人日记，可见曾纪泽午后习字，正是他事实上的新年发笔。而《曾纪泽日记》明确记载发笔之事，则是从下一年度开始。现存《曾纪泽日记》中，有十三年的正月初一日均显著提及发笔一事。此外，曾纪泽还保留了曾国藩新年作零字以试笔的习惯。

更为重要的是，《曾纪泽日记》明确提及了家中如何保持此类传统，其光绪十二年（1886）元旦日记云，“辰正三刻起……发笔后，偕内人率儿女祀祖先及受贺， 观儿辈发笔”。可见，新年发笔在曾氏家族不再是个人的新年选项，而是家族传承的必须事宜。从曾纪泽观儿辈发笔一事，又可初步推测：发笔已成为曾氏家族过年期间刻意经营的家族人文景观。这种长者观看子孙辈发笔的新年一景，应当是许多诗书之家汲汲经营的家族文化事务。距离湖南数千公里之外的温州，地方文人张棡（1860—1942）民国八年（1919）正月初一日日记载，诸儿开笔，大儿、三儿并吟五律。新年发笔关联着书香、关联着家族的读书事业，故而对书香门第而言，家族众多后裔纷纷在新年发笔，不仅昭示家族读书事业后继有人，也象征着家族兴旺香火绵延。

新年发笔是一代代文人规训而来的传统，父辈写，也要求孩子们这样写。读书人家的孩子，元旦这一天首要的日课可能就是发笔，发笔之后，才能玩耍和娱乐。如钟叔河在《元旦发笔》中所言，这天早上，“在大人的安排下，洗漱后被叫去坐好，磨墨展纸，用毛笔写下‘元旦发笔，万事如意’八个字，将其粘贴在壁上，任务便算完成，可以顽耍到正月十六看龙灯了”。曾国藩与钟叔河都是湖南人，而梁章钜、林则徐等人则是福建人，这是否表明，新年发笔这一充满仪式感的活动，可能还存在一些地域性或族群特征？至少就满洲八旗而言，从宫中到一般大臣及八旗子弟，均喜欢在新年发笔中书写单字。

对边缘地区的文人而言，新年举笔书红更具有象征意味，且表现出更为持久的生命力。清代处于文化较为边缘的湖南地区的曾国藩、郭嵩焘等人十分看中这一传统，可能并非偶然。一些文化较为发达地区的文人，虽然也知悉这种习俗，但没有特意坚持。如江苏常熟人徐兆玮（1867—1940），其1911年正月初四日日记中录，“《辛亥元旦》：试墨襟痕旧，书红亥字新。元日红笺书吉语黏壁上，亦吾乡旧俗也”。但在此后，其日记却很少记载新年发笔事。尽管徐兆玮可能每年元旦都进行事实上的新年发笔，但此事在其日记中仅仅留下淡淡的痕迹，表明他对此可能并不那么看重。而在遥远的云南，宣统三年（1911）正月初一日，时任浙江提学使的云南人袁嘉穀（1872—1937）在正月初一日日记写下“回署午饭，一室融融，举笔书红，循常例也”。袁嘉穀不仅郑重其事，而且透露新年发笔是自己一贯遵循的常例，这再度表明文化边缘地区的人对这一习俗更加重视。

新年发笔逐步浸染到闺阁之中，更证明此风之盛。清代闺秀日记存世不多，明确记载新年元旦事者更少。山西代县人冯婉琳（1848—1914）为洪洞董文灿之妻，所著《佩芸日记》载有同治六年（1867）、七年、八年及光绪十年元旦事，其中光绪十年元旦日记云，“晴煦无风。诵经竟午。试笔作楷”。初二日“用牙牌课卜行年”。新年占卜并试笔，是洪洞董氏家族传统，董麟、董文焕（1833—1877）兄弟《观阜山房日记》《岘樵山房日记》均有元旦牙牌占卜、《易经》占卜的记载：《观阜山房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初一载“占牙牌”，《岘樵山房日记》同治二年正月初一载“元日试笔，再用东坡除夕韵”。看来，冯婉琳试笔或与董氏家族元旦试笔之风有关，不过与董氏兄弟多作试笔诗稍异，冯氏试笔是作楷书。可惜，冯婉琳日记明确记载元旦“试笔”仅如上一次。其同治七年元旦日记记载牙牌课卜，而同治七年正月初五日日记始提及“作楷”，这或许也是一次试笔。尽管关于女性在传统中国新年试笔的记载甚少，但冯婉琳的日记至少表明，闺阁之中也渐染此风。

跳出神州大地看待新年发笔，还可见这一传统是中华文化的特质。文人即便身处域外，情结浓厚者也不忘新年发笔。浙江余姚人邵友濂（1841—1901）随曾纪泽出使俄国，光绪四年（1878）日记仍载“元旦举笔，万事大吉”。次年元旦日记复云， “庚辰元旦举笔，凡事如意大吉”。有时，邵友濂并不明确标出“试笔”“举笔”等字眼，却仍见元旦举笔之意。如光绪七年（1881）元旦日记所记“辛巳元旦，大吉大利”之类。此外，曾纪泽出使俄国以后，其日记也没有忘记新年发笔之事。这些远涉重洋的文人，在异国他乡庆贺新年，仍不忘新年发笔，无疑表明，新年发笔已成为海外游子新年文事的核心之一。

注：为便于阅读，本文已省略注释。原文摘自尧育飞著《大清万象：清代日记中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第三章。

《大清万象：清代日记中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尧育飞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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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年终朋友圈怎么发？可以参考一下曾国藩们……》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金久超

来源：作者：尧育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