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回长沙给外婆祝寿，遭到姨外婆讨债：毛姑爷欠我100块银元

01

“主席现在当了大官了，能不能把当年借我的钱还了？”

1950年4月，长沙城里喜气洋洋，毛岸英正给外婆杨老太太办八十大寿。就在大家推杯换盏、互相道贺的时候，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太太语出惊人，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给震住了。

这老太太不是别人，正是杨开慧的亲姨妈，毛岸英的姨外婆向振恺。

在场的人都捏了一把汗，心想这老太太是不是糊涂了？今儿个是什么日子？那是杨家老太君的八十大寿，来的都是省里的头面人物，毛岸英代表的可是毛主席。在这个节骨眼上提“讨债”，这不是给主席上眼药吗？

可谁也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所有等着看笑话的人都闭上了嘴。

这事儿吧，得从头说起。1950年春天，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百废待兴。毛泽东在北京忙得脚不沾地，可心里一直挂念着湖南老家的岳母杨老太太。眼瞅着老人家八十大寿要到了，毛泽东实在抽不开身，就派了大儿子毛岸英代父祝寿。

毛岸英临走前，毛泽东特意交代了两件事：一是给外婆磕头祝寿，二是顺道回韶山看看乡亲们，但是有一条铁律——不准带警卫，不准摆架子，一切按普通探亲办。

到了长沙，那场面确实热闹。湖南刚解放，老百姓对毛主席的感情那叫一个深。杨老太太精神头也足，看到高大帅气的外孙，乐得合不拢嘴。毛岸英当众念了父亲的亲笔信，还送上了人参、鹿茸这些补品。

就在大家伙儿沉浸在喜悦里的时候，毛岸英在人群里注意到了姨外婆向振恺。和满堂光鲜的宾客不一样，姨外婆显得格外落魄，整个人瘦得像根干柴，眼神里透着股子凄凉。

毛岸英是个细心人，赶紧过去搀扶老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姨外婆向振恺颤颤巍巍地拉着毛岸英的手，说出了开头那句让全场鸦雀无声的话：毛姑爷欠我100块大洋，这笔账，该算算了吧？

02

一百块大洋，在1950年可不是个小数目。更要命的是，这笔债一拖就是三十年。

面对姨外婆的突然发难，毛岸英没有半点不耐烦，反而扶着老人坐下，细声细气地问起了缘由。这一问不要紧，一段尘封了30年的往事被翻了出来。

把时间拨回到1920年。那年头的长沙，乱得像锅粥。军阀张敬尧刚被赶跑，谭延闿为了装点门面，搞起了“联省自治”，允许老百姓办报社、搞社团。

年轻的毛泽东瞅准了这个机会，想在长沙办个“文化书社”，专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想法是好的，可现实是骨感的——没钱。

那时候搞革命，真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还得自己掏腰包。毛泽东当时穷得叮当响，易礼容后来回忆说，当时书社开办费只有20块钱，还是借来的。

这点钱哪够啊？租房子、印书、进货，到处都要钱。毛泽东急得团团转，这时候，杨开慧的姨妈向振恺站了出来。

向振恺是个苦命人，早年守寡，带着个女儿过日子，平时靠纺纱织布攒点辛苦钱。听说毛润之这个侄女婿要干大事，缺钱用，她二话没说，回家把床底下的罐子刨了出来，那是她这辈子从牙缝里省下来的100块大洋积蓄，一股脑全塞给了毛泽东。

这100块大洋，在当时绝对是笔巨款，更是文化书社的救命钱。有了这笔钱，文化书社才算真正立住了脚，成了后来湖南革命火种的传播地。

可这钱借出去容易，还回来就难了。后来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杨开慧不幸牺牲，这一家子为了革命散的散、亡的亡，哪还顾得上这笔私人债务？

向振恺这边呢，日子是越过越苦。唯一的女儿也守了寡，母女俩相依为命，在大动荡的年代里像浮萍一样飘零。到了1950年，老太太不仅穷，还一身病，实在是活不下去了，这才不得不向此时已是“大人物”的侄孙开了口。

听完这段往事，毛岸英的眼圈红了。他紧紧握住姨外婆枯瘦的手，郑重地承诺：这笔钱，爸爸肯定记得，回北京我就如实汇报！

03

这趟回湖南，毛岸英不光是来祝寿的，他还遇上了一件更棘手的事——土改划成分。

当时全国上下正在搞土地改革，这可是动真格的。杨家在板仓是大户，虽然杨昌济先生一生清贫，致力教育，但祖上留下的田产确实不少。

按照当时的《土改法》，杨家这情况，怎么着也得划个“地主”。可问题来了，杨家那是烈士家庭啊！杨开慧那是毛主席的夫人，那是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英雄。这“地主”的帽子要是扣在烈士家属头上，谁心里能过得去？

土改工作队的人犯了难，村里的老百姓也议论纷纷。有人说，杨家出了这么多烈士，应该划成“中农”甚至“自由职业”；也有人坚持原则，说有多少地就算什么成分，不能搞特殊。

会议开得那叫一个纠结，大家都看着毛岸英，心想主席的儿子在这儿，只要他歪歪嘴，这事儿不就过去了？

亲戚们也都在暗暗期待，希望毛岸英能帮杨家说句话，把成分往低了划一划。

谁知道，当一个贫农协会的成员站起来，壮着胆子说：“按规定，杨家应该划地主”的时候，毛岸英竟然第一个站起来鼓掌！

这一下，全场都愣住了。毛岸英一脸严肃地说：“这位同志说得对！法就是法，规矩就是规矩。杨家虽然有烈士，但田产是实打实的，该划地主就得划地主，不能因为是我外婆家就搞特殊！”

这一番话，说得在场的人心服口服。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成分划为地主，但在政治待遇上，严格按烈士家属对待。

这就是毛岸英，在原则问题上，那是六亲不认的“硬骨头”。但在亲情问题上，他又是那个最柔软的孩子。

处理完土改的事，毛岸英带着对外婆和姨外婆的牵挂，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北京。

04

回到中南海，毛岸英第一件事就是找父亲汇报工作。

当他提到姨外婆讨债这事儿时，心里其实有点忐忑，不知道父亲会是什么反应。毕竟，现在的父亲是国家主席，被亲戚追着讨几十年前的旧债，听起来多少有点“尴尬”。

没想到，毛泽东听完，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笑，笑出了多少心酸和感慨。他拍着大腿说：“是有这么回事！那时候真是穷啊，多亏了向家姨妈这100块钱，那是雪中送炭啊！”

笑完之后，毛泽东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他深吸了一口烟，缓缓说道：“这笔债，光还钱是还不清喽。”

毛岸英有点不解，100块大洋虽然值钱，但现在也不是还不起啊？

毛泽东摆摆手，说：“这不是钱的事。人家在咱们最困难的时候把棺材本都拿出来了，这份情义，是拿钱能买断的吗？现在老人家这岁数了，身体又不好，光给一笔钱，万一花完了怎么办？生病了谁照顾？”

思索片刻后，毛泽东做了一个决定：不还本金，直接养老！

他让毛岸英代笔写信，安排向振恺立刻搬到长沙城里，和外婆杨老太太住在一起。两姐妹做个伴，生活开销全部由他毛泽东个人承担。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从自己的稿费里，每个月拿出200块钱寄过去。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几块钱就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200块绝对是一笔巨款。

这哪里是还债啊，这分明是把姨外婆当成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在奉养。

05

故事的结局，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圆满。

向振恺和杨老太太这两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在长沙度过了安稳的晚年。每个月收到北京寄来的生活费，向振恺总是老泪纵横，逢人就说：“毛姑爷是个有良心的人啊，当了这么大的官，还没忘了我这个穷老婆子。”

这笔“良心债”，毛泽东一直还到了底。

1960年，向振恺去世。毛泽东知道后，特意寄去了300元丧葬费，让老人走得风风光光。

两年后，杨老太太也走了。毛泽东悲痛万分，写信给大舅哥杨开智，说：“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一句“我们两家同是一家”，道尽了这位领袖对亲情的珍视。

这事儿传出来后，老百姓都竖大拇指。要知道，自古以来，“人一走茶就凉”的事儿多了去了，更何况是当了皇帝、做了大官的。可毛泽东呢？他不仅没忘本，还把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演绎到了极致。

那100块大洋，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线，串起了那个年代的艰难与温情。它让我们看到，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伟人也有着最朴素、最动人的烟火人情味。

有些人欠债，欠的是钱，还的是纸；毛泽东欠债，欠的是情，还的是心。

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又好像永远也算不清。因为在情义二字面前，所有的数字，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