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律师就是尊重法治、尊重权利 ——“两高三部”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实施十周年有感

2025年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以下简称“两高三部《保障权利规定》”）十周年。《保障权利规定》的出台和实施，开启了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体系化建设的序章。笔者不揣浅陋,就《保障权利规定》出台、实施十年来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谈谈自己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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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权利规定》出台十年来的成效

回望十年，从2014年12月最高检率先制定《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开始，中国最高司法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范性文件，各地也陆续制定了相关细则，出台了许多创新举措，着力破解律师执业过程中存在的立案难、会见难、阅卷难、调查难、发问难、质证难、辩论难、沟通难、维权难等问题。

比如，2015年12月最高法出台《关于切实依法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2017年4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全国律协发布《关于建立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的通知》，2018年4月最高法、司法部发布《关于依法保障律师诉讼权利和规范律师参与庭审活动的通知》，2019年10月公安部、司法部发布《关于进一步保障和规范看守所律师会见工作的通知》，2023年3月最高检、司法部、全国律协《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十条意见》（以下简称《十条意见》），2025年3月公安部发布《看守所依法保障律师会见通信权利工作规范》，2025年12月最高检、司法部联合印发《依法保障律师阅卷权利工作规定》等，覆盖律师执业各个流程的权利保障规范网已然织就并日趋严密。

有感十年，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共识不断巩固，理念逐步转变为现实，积极的变化清晰可见。法院、检察院设置律师绿色通道、律师休息区，进出法庭不用开包安检，可以携带使用电脑；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预约，看守所接待大厅变得宽敞、明亮，有的甚至配备自动售货机、咖啡机等；申请调查令容易了，通过审判信息化系统查询案件信息、联系法官方便快捷；“法官在庭审程序中要认真听取各方律师意见”“不得随意打断律师发言”“不得使用训斥、嘲讽等不尊重律师的语言语气”慢慢成为庭审常态……前述种种变化都表明，2015年以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在各方共同呼吁、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效。

▐“应当尊重律师”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尊重的是律师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工作者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方面的地位和职责

“两高三部”《保障权利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尊重律师，健全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制度”“不得阻碍律师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不得侵害律师合法权利”。要充分理解“应当尊重律师”的深意，以及《保障权利规定》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意义和作用，需要我们站位更高一些、视野更宽广一些。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三中全会《决定》”），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四中全会《决定》”），这两个《决定》标志着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为我国发展战略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中全会《决定》”第（34）条规定，“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四中全会《决定》”中有30处提到律师，明确提出“提高律师队伍业务素质，完善执业保障机制”等改革任务。因此，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维度，就不难理解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重要意义。律师队伍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在法治中国建设中承担重要职责。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已故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邹碧华说过：“律师对法官的尊重程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法治发达程度；法官对律师的尊重程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司法公正程度”。尊重律师不是宣传口号、不是表面功夫，不仅意味着执法司法机关为律师依法执业提供必要的硬件和软件保障、执法司法人员理性平和文明对待律师，更应该体现在尊重律师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方面的重要地位和职责，把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内化为执法司法理念、维护执法司法公正文明的行为准则。律师权利是当事人权利的延伸和拓展，代表着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实质上就是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在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律师就是尊重法治、尊重权利。

实践中，从内心到言行上不尊重律师的现象比比皆是。“千万不要相信律师”不仅仅是某知名企业家对律师职业群体的不实攻击、抹黑，在很多执法司法人员眼中律师是为了钱找麻烦的人。尊重律师不仅仅是尊重某个律师个体，更是要尊重律师群体的诉讼地位，根本上是尊重法治内在的对抗与说理机制，尊重每个公民通过其专业代理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尊重律师不应是政法机关对律师群体的恩赐或礼遇，而应成为所有司法工作人员一种根植于心的职业素养和行为自觉。当办案人员每一次拿起电话通知律师程序进展时，当看守所民警每一次依法安排会见时，当法官每一次耐心聆听律师质证辩论时，他们都是在具体而微地践行“尊重法律、尊重权利”的誓言。不管是出于手握公权力的傲慢，还是出于对律师群体的错误认知，不尊重律师都是执法司法观念落后的产物。“应当尊重律师”蕴含的是依法治国的弘旨要义，体现的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大势所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当首先更新执法司法理念，把尊重律师、依法保障律师权利作为履行职权的自觉行动。否则，思想认识、执法司法理念问题不解决、偏差不纠正，出台再多的规范性文件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侵害律师执业权利的问题。

▐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要瞄准痛点难点问题，从根本上、制度上下大力气治理

“两高三部”《保障权利规定》出台以来，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很多老大难、新问题仍然困扰着律师。笔者作为主要从事刑事业务的律师，结合执业经历谈几个具体问题。

（一）律师知情权被“普遍性漠视”

知情权是最基本的律师执业权利，也是律师依法履行职责的基础。“两高三部”《保障权利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中，有很多篇幅都是保障律师知情权的内容。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侦查期间辩护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条规定，辩护律师向公安机关了解案件有关情况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将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以及当时已查明的该罪的主要事实，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变更、解除强制措施，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等案件有关情况，告知接受委托或者指派的辩护律师，并记录在案。“两高三部”《保障权利规定》第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依法向办案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或者被指控的罪名及当时已查明的该罪的主要事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采取、变更、解除强制措施的情况，侦查机关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等情况，办案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告知辩护律师。办案机关作出移送审查起诉、退回补充侦查、提起公诉、延期审理、二审不开庭审理、宣告判决等重大程序性决定的，以及人民检察院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应当依法及时告知辩护律师。”《十条意见》中在“充分保障律师对案件办理重要程序性事项的知情权”方面提出，“人民检察院在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退回补侦、改变管辖、提起公诉等事项时，应通过电话、短信或 APP 推送等方式及时通知律师，并向律师提供办案人员姓名与联系方式”。

仅就笔者代理刑事案件的经历来说，相关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保障律师知情权方面可以说都“不及格”。笔者回忆执业以来代理的全国各地的刑事案件中，除了开庭通知、个别案件收到过中止审理、延期审理的通知外，几乎没有碰到过办案机关承办人主动口头或书面告知程序性事项的情况，基本上都是律师根据法律规定判断案件程序节点，或者家属告知，或者主动联系办案人员询问案件程序性事项进展。向公安机关了解案件有关情况,办案人员最多口头告知当事人被拘留涉嫌的一个罪名，不会告知嫌疑人涉嫌的全部罪名，更不会告知已查明的各罪名的主要事实。笔者所在律所很多律师代理全国各地刑事案件，据笔者了解，刑事案件大体都是上述情况。

之所以会出现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对程序性事项律师知情权的“普遍性漠视”“习惯性忽视”，笔者认为除了前述的执法司法理念的原因外，主要是因为：一是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对律师知情权没有明确、具体规定，“两高三部”《保障权利规定》等规范性文件效力较低，难以对执法司法人员形成有效约束。二是程序性事项对案件最终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等实体结果影响不大，程序性事项告知、律师知情权是“无关痛痒”的小事，不会因为程序性事项告知缺失等瑕疵导致非法证据排除、事实无法认定、案件无法判决、案件发挥重审等实质后果。三是违反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的责任不明确、追究不到位，难以形成以责任倒逼执法司法人员依法保障律师知情权的机制。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修改完善法律、推进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中予以解决。

（二）特定刑事案件律师会见遭遇“技术性障碍”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法、2015年“两高三部”《保障权利规定》发布以来，除了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案件侦查阶段会见嫌疑人需要批准外，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上不会遭受阻碍。但笔者在实践中也发现，有三种类型案件律师会见往往遭遇侦查机关设置的“技术性障碍”。一类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案件。尽管按照法律规定律师可以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但实践中由于办案人员种种阻碍导致律师实际上无法会见。比如，有的案件不告知律师办案部门和承办人员，辩护律师不知道找谁递交委托手续、沟通安排会见；有的案件办案人员避而不接电话、避而不见律师，或者以犯罪嫌疑人被提讯等理由，迟迟无法安排辩护律师会见。另一类是办案部门和人员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为由阻碍律师会见。有的案件刑事拘留的罪名不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罪名，但办案部门人员口头告知或者向看守所发函，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等为由，暂停律师会见。辩护律师提交会见申请，办案部门要么对会见申请不按照规定作出决定，要么以存在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情形作出不许可会见的决定。还有一类案件办案部门以案件情况特殊、侦查人员在提讯等名义，公然违反法律通知看守所不安排律师会见。

2015年“两高三部”《保障权利规定》第七条规定，看守所不得以未收到办案机关通知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第九条规定，侦查机关不得随意解释和扩大前款所述三类案件（注：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范围，限制律师会见。2025年最高检、公安部出台《关于依法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和监督的规定》，对律师会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嫌疑人作出了明确规定。法律规定和工作要求都非常明确，但办案人员如果曲解法律规定或者公然违反法律规定阻碍律师会见，就造成实践中有权利依据但律师就是见不到当事人的“怪现象”。

（三）律师申请权难获支持导致“辩审对抗”

律师申请调取证据、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申请证人出庭等申请权，是律师依法履行职责的重要保障，对于准确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全面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关键作用。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上述申请往往难以得到合议庭支持，但辩护人又往往认为申请事项对于案件罪与非罪、罪轻罪重、此罪与彼罪等认定非常重要，因此导致审判过程中“控辩对抗”最终演变成“辩审对抗”。

根据笔者的观察，近年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些刑事案件，许多争议点都集中在律师申请权无法获得支持的问题上。为何居中裁判的合议庭及审判人员不愿意支持律师申请事项而俨然成为与辩护人对抗的“控方”，笔者认为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主要原因是我国刑事诉讼长期存在以“侦查为中心”、“重口供轻客观证据”、“重配合轻制约”等问题。“四中全会”《决定》确立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等改革任务，就是要解决上述问题。笔者期待，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推进，律师申请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的问题也随之得以解决。

（四）律师执业权利保障面临“维权难”

2015年“两高三部”《保障权利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应当建立健全律师执业权利救济机制。2017年“两高三部”与全国律协联合下发《关于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的通知》（以下简称《联动处置机制通知》），推动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确保律师执业权利受到侵犯后第一时间受理、第一时间调查、第一时间处理、第一时间反馈，切实提高维护律师执业权利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根据最高检公布的数据，2020年1月至12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计审查办理侵犯律师执业权利控告申诉案件2000余件。从受理案件情况看，反映“限制律师会见通信”的，共计600余件；反映“未送达文书或告知移送情况”的，共计300余件；反映“不允许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共计200余件。检察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能，查实侵犯律师执业权利案件1200余件，通知纠正700余件，发出检察建议500件[1]。2023年检察机关纠正执法司法人员侵犯律师执业权利2355件，同比上升32.3%[2]。2024年检察机关督促纠正阻碍律师执业权利1310件[3]。2012年2月5日，最高检对外发布首批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典型案例，涉及公安、检察、法院等办案主体，涵盖会见权、知情权等律师执业权利。2025年，最高检、司法部、全国律协联合发布5件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典型案例。应当说，近年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公、检、法、司、律协都是积极行动、有所作为。

实践中，尽管有各方参与的维护律师执业权利机制，但律师执业权利受到侵害后维权救济并非易事。以笔者关于某案件会见当事人的亲身维权经历为例。某市公安局以案件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且存在有碍侦查情形为由通知看守所暂不许可律师会见。后公安机关以涉嫌聚众斗殴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某市公安局又违法将嫌疑人指定所属某县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仍然不安排律师会见。笔者针对以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不允许律师会见问题，先后向办案单位及上级单位投诉、检察机关及上一级检察机关控告。办案单位、省公安厅都是群众信访窗口接待律师、登记接收材料，笔者根本无法查到《联动处置机制通知》里要求公开的受理律师投诉的法制部门的电话。某市检察院对笔者控告十日后答复是，“请依法律程序向侦查机关申请”，“已督促某某市公安局尽快依法予以答复”，实际上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不许可律师会见的理由是否成立、某市公安局对律师申请会见不作出决定等行为是否违法没有作出认定。某县检察院接受笔者的投诉后一直没有书面回复。案件从5月26日办案单位通知看守所暂停律师会见，直到7月7日案件被指定异地公安机关管辖，期间笔者反复投诉、控告均未能会见到当事人。等笔者能够会见当事人时询问得知，之前公安机关并未告知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也未讯问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事实。

▐结语

我国律师的执业权利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中。由于关于律师权利的法律规定比较分散、原则，导致实务中律师行使权利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难题，因此需要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等出台规范性文件予以明确。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一是要靠观念更新、法治进步；二是要完善法律法规，让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内置于法律规定和诉讼程序中；三是要强化责任追究机制，对侵害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推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帆风顺。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漫漫征途，或许需要下一个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努力。但方向已然清晰。笔者相信，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和进步，律师执业权利的法律法规将会不断健全，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制度机制将会更加健全，阻碍、侵害律师执业权利的现象将逐步减少，每一项律师执业权利都成为每一位律师在每一个案件中能够真切感受到的法治现实。

注释：

[1]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102/t20210205_508328.shtml

[2]https://www.spp.gov.cn/spp/2024zgjgzbg/202403/t20240308_647975.shtml

[3]https://www.spp.gov.cn/spp/2025zgjgzbg/202503/t20250308_688253.shtml

作者介绍

实习生罗嗣欣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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