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伊两国恩仇历史：曾经的盟友为何变成如今的死敌？

谁能想到，今天隔着屏幕互相威胁要“把对方从地图上抹去”的以色列和伊朗，曾经好得能穿一条裤子？

这可不是夸张。

就在上世纪70年代，以色列最顶尖的军事工程师，可能正在德黑兰郊外的秘密基地里，手把手教伊朗同行怎么升级导弹。两国的高官喝着茶，谈着价值几十亿美元、能改变地区力量平衡的超级军售合同。

可一转眼，同样是德黑兰的街头，愤怒的人群爬上了以色列大使馆的栏杆，扯下国旗，欢天喜地地把馆舍的钥匙，交给了以色列的头号死敌：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场革命，如何能把最亲密的战友，变成不共戴天的仇人？故事得从那个被所有人误判的时代开始讲起。

时间倒回到冷战正酣的六七十年代。

那时的以色列，虽然打赢了几场中东战争，但在阿拉伯世界的汪洋大海里，依然像个孤独的堡垒，被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压得喘不过气。

中东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急需一个朋友，一个能在中东地区打破僵局、提供战略纵深的盟友。环顾四周，它看到了伊朗。

为什么是伊朗呢？

伊朗太特别了：它主体民族是波斯人，不是阿拉伯人；它和美国绑得很紧，国王巴列维一门心思搞“全盘西化”；它的伊斯兰信仰属于什叶派，和周边主流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历史上就疙疙瘩瘩。你看，敌人的敌人，就算不是朋友，也至少可以做生意。

对以色列来说，伊朗简直是个完美的“外围盟友”。而对于野心勃勃的巴列维国王来说，他要实现“伟大文明”的梦想，把伊朗打造成波斯湾的绝对霸主，甚至世界军事强国，他也需要最前沿的军事技术。

巴列维国王

美国和欧洲的武器固然好，但有时候附带的政治条件太多，手脚放不开。而以色列呢？这个在战火中淬炼出来的国家，有着令人惊叹的军事科技和实战经验，更重要的是，它办事灵活，保密性强，而且“货架上的产品”几乎都是针对阿拉伯对手量身定制的。

就这样，双方一拍即合，关系迅速升温，从暗送秋波到了蜜里调油的地步。

这段关系的核心，是一种超出一般人想象的军事共生。我们来看看当时的一些细节，就能明白他们好到了什么程度。以色列派驻伊朗的武官伊扎克·塞格夫后来回忆，他当时经手的合同金额高达12亿美元，这在七十年代简直是天文数字。

钱不是关键，关键是卖的东西：“导弹和飞机”，用他的话说，属于“高度敏感领域”。具体来说，以色列很可能向伊朗提供了中程弹道导弹的相关技术或蓝图，这为伊朗日后自己的远程打击能力埋下了第一块基石。

在空军方面，以色列的专家帮伊朗升级它的美制F-4、F-5战机，装上更先进的电子设备和武器系统，甚至可能探讨过联合研发新机型。

F-5战机

这还不是全部。双方的情报机构——以色列的摩萨德和伊朗的萨瓦克，关系铁到可以共享关于伊拉克等共同敌人的绝密情报。有说法称，以色列甚至在伊朗境内设立了监听站，用来监控苏联和阿拉伯国家的通讯。

那段时间，特拉维夫和德黑兰的高层往来密切，在他们眼中，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遏制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防备苏联的渗透、维护地区稳定。这让他们的联盟看起来坚不可摧。美国也乐见其成，把这看作是自己中东战略的两根关键支柱，一根是犹太人的以色列，一根是波斯人的伊朗，用来稳住这片是非之地。

但是，这个看似牢固的联盟，有一个致命的盲点：它完全建立在两个政权上层精英的算计之上，而彻底忽视了伊朗大地深处涌动的岩浆。

美国的中东问题官员亨利·普雷希特后来反思说：“我们对伊朗的社会潮流一无所知。”因为他们接触的，永远是西装革履的将军、部长和德黑兰的富商。这些人沉浸在“白色革命”带来的繁荣幻影里，坚定地告诉美国人和以色列人：国王的统治稳如泰山，伊朗正在飞速现代化，一切都很美好。

他们不会，也不愿意去传达坏消息：比如，强制性的西化如何撕裂了传统社会的肌体；快速的城市化带来了多少失意的青年；国王的秘密警察（萨瓦克）制造了多少恐惧与仇恨；以及，那些被边缘化的毛拉们（宗教学者），如何在清真寺和巴扎（市场）里，默默地积聚着反抗的力量。

这股力量在1978年彻底爆发了。成千上万的伊朗人走上街头，他们反对的，恰恰是国王和他所代表的一切：贪婪的西方、丧失灵魂的现代化、以及道德堕落的社会。

1979年伊朗德黑兰广场，一群拿着枪的女人

在示威者愤怒的眼中，那些豪华酒店、电影院、银行，甚至女性时尚的着装，都成了西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腐蚀伊朗的象征。

自然，作为国王最重要军事伙伴的以色列，也被牢牢地钉在了“敌人帮凶”的耻辱柱上。革命的风暴眼在1978年9月8日的“黑色星期五”形成，国王的军队在德黑兰向示威人群开枪，官方说死了87人，但民间流传的数字高达数千。这一天，君主制的最后一点合法性，在血泊中蒸发殆尽了。所有反对国王的力量，不管是民族主义者、左翼分子、自由主义者，还是强大的宗教势力，此刻都汇聚到了一个人名下：流亡在巴黎郊区的大阿亚图拉·霍梅尼。推翻国王，成为了全民唯一共识。

1979年2月，霍梅尼如先知般凯旋归来，巴列维王朝在几日内土崩瓦解。新政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旧世界进行最彻底、最决绝的切割，而以色列，就是这“旧世界”最醒目的标志之一。

霍梅尼

霍梅尼的革命逻辑清晰而激进：伊朗的苦难，源于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和其走狗以色列的依附；真正的独立，必须建立在与这两者完全敌对的基础上。于是，一场外交上的“地震”发生了。

革命胜利后不到两周，霍梅尼就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发出了盛大邀请。当阿拉法特抵达德黑兰时，他受到的是一位国家元首级别的欢迎，霍梅尼本人亲自拥抱他，称他为“兄弟”和“战士”。这个拥抱本身就是一个重磅宣言：新的伊朗，将把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置于其外交政策的中心，并将其定义为一场神圣的伊斯兰圣战。

阿拉法特

紧接着，更具象征意义的行动来了：霍梅尼政府宣布，将原以色列大使馆的建筑，完整地、正式地移交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其在伊朗的官方大使馆。

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几个月前，这里还进出着以色列的外交官和摩萨德特工，进行着高度机密的会谈；如今，大楼上悬挂起了巴勒斯坦的旗帜，阿拉法特的画像被挂进大厅，曾经商讨如何对付阿拉伯国家的房间，变成了策划如何抵抗以色列的指挥所。

这不仅仅是一次断交，这是一次仪式性的“净化和占领”。它用一种极度羞辱的方式宣告：以色列在这个国家存在的痕迹被彻底抹去，其空间被革命的敌对方所继承。那把象征外交特权与联盟信任的钥匙，被冷冷地交到了以色列死敌的手中。

一夜之间，价值数十亿的军售合同变成废纸，成百上千的以色列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匆忙撤离，仿佛他们从未在这里存在过。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战略蜜月，以这样一种戏剧性而残酷的方式，画上了休止符。

但这还不是结束，而是一场更漫长、更残酷对抗的开始。大使馆的移交，就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大使馆人质危机，伊朗与西方世界彻底撕破脸。

从此，“大撒旦”（美国）和“小撒旦”（以色列）成为伊朗革命话语中固定的一对魔鬼。既然无法直接地理接壤，对抗便以“代理人战争”这种更复杂、更危险的形式蔓延开来。

伊朗开始倾尽全力，通过其革命卫队下属的“圣城旅”，输出革命理念和军事支持，在以色列周边打造一个“抵抗轴心”：黎巴嫩的真主党、巴勒斯坦的伊斯兰圣战组织、乃至后来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都成为这条战线上的关键节点。

“圣城旅”指挥官

而以色列，则以频繁的越境空袭、精准的定点清除和网络攻击作为回应，目标直指伊朗的核设施、军事人员及其盟友。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每一则中东新闻，无论是黎巴嫩边境的火箭弹袭击，叙利亚境内神秘爆炸的军火库，还是红海上空的无人机拦截，其根源的源代码里，都能追溯到1979年德黑兰那个翻天覆地的冬天。

从共享导弹蓝图的密室盟友，到移交大使馆钥匙的羞辱性决裂，以色列与伊朗的反目，成了一部关于误判、革命、身份重构和地缘复仇的经典悲剧。

你说是不是很讽刺？当年那些为了对抗共同敌人而由以色列亲手加强的伊朗军事潜能，经过一场革命的转化，最终竟调转枪口，成了悬在以色列自己头顶最持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大概就是历史最让人唏嘘的玩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