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回忆淞沪与南京抗战：各种因素导致我们屡战屡败

在1938年3月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何应钦承认在淞沪会战中犯错，但他不敢批评最高统帅部，他只是承认撤退时过于混乱。【何应钦在台湾不敢说真话。除了此刻正在北京的张治中，没有人敢泄露真相。】

何应钦

相对来讲，在淞沪会战中，成功地保卫浦东是我最满意的经历。首先，在三个月的战斗中，敌人从来没有能够在浦东上岸；其次，我妥善运用了炮兵部队。我从未造访上海的外国租界，虽然去那儿很方便。我也没有让我太太去过南市。

在淞沪会战中，我从一开始打到结尾，同时张治中、陈诚、薛岳顺利地指挥着左翼军。此外，我一身担任右翼军、中央军、第八第九集团军等四个总司令的职务。然而，我甚至没有见到我的名字出现在何应钦所著《八年抗战之中国》一书的淞沪会战章节中。

我在杭州停留几天后，蒋先生要我去南京。我把杭州交给刘建绪，可是我的司令部留在那个城市。到南京后，我碰到汪精卫。他邀我出席他的家宴，还有其他宾客。他没有表现出悲观情绪，也没有把书籍用品搬到户外。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充满了信心，他认为他能守住南京，我也是这样看法。我们中国军人信奉以下教谕：“不成功，便成仁。”唐生智要我做他的副司令长官，我说：“好！”为什么？因为担任副司令长官所负的责任比较轻。

我觐见蒋先生，告诉他我同唐生智的谈话内容。他说：“不，回到前线去。我已经决定任命罗卓英为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我希望你去指挥几支桂系部队，你指挥他们比较合适。”蒋先生考虑到我过去跟桂系的渊源。他要我去江苏宜兴指挥桂系第八十四军夏威与第七军廖磊的部队。

第八集团军总部迁到宜兴。最高统帅部命令我占领敌军沿着京沪铁路向南京进攻部队的侧翼阵地，其他敌军则沿着京杭公路依傍长江向南京进发。

我到达宜兴时，敌军已逼近广德与常州。12月2日，江阴陷落。我已无能为力。

那时是否有苏联飞机与飞行员协助中国空军我不清楚，我没见过苏联飞机。

南京是由上海的溃军防守的。想一想，它要耗多少天才能从上海跑到南京呀！我部下的勇士们认为：为什么跑这么快？敌军来犯，我们应该随时抵抗！别人跑得更快。我军刚到南京，敌军已踏上我们的门槛。溃兵既混乱又无组织，没有时间去重新组织与整顿，所以南京是没法防守的。设若我们有一支劲旅驻扎在南京，敌军不会这么快就攻占南京，这座龙盘虎踞的城市至少可以守一个月。

敌军逼近时，城门紧闭，唐生智悄悄溜到长江对岸的浦口去了。为此他受到惩罚——以后他就一直走下坡路了。罗卓英跟着唐偷跑，但他未受处分，因为他只是副司令长官。12月12 日至13日，南京弃守。

邓龙光刚到南京，他没有时间重新整理粤军，只好带了几名亲随突围。如果我奉命防守南京，我也会试图突围。

然而，我的部下，多数不能突破敌人重围，转移伤兵更是不可能的了。我接到撤往浙江于潜的命令。在途中，我遇见一家难民，带着小孩，我问他们往哪儿逃。他们告诉我，他们是松江人氏，他们不知道往哪里跑，只是紧跟着部队。我说，你们是平民，可以留下的，未必有什么危险。他们回答：“我们不愿做亡国奴！”面对人民的爱国情怀，我深受感动。

1939年12月20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到达浙江金华后，召集会议考查战绩。与会者有驻防浙皖边界的高级军官。会议决定撤销第八集团军编制，着我将部队移交给黄绍竑。

我认为这是一种惩罚，虽然没有明文提及。这是我首次遭遇这类的事，我猜忖他们不想要我，也许有人认为我已不适宜担任总司令。也可能是基于以下事实：白崇禧到了金华，而我指挥的部队竟是桂军。黄绍竑原是广西人。因此，我移交了军级单位，便同总部参谋人员及集团军一起退往后方的江山。

战地服务队在江山重新建立。我们撤出上海后，钱亦石去世了，他的队员们把他秘密下葬后，一个个逃出敌占的上海，许多人打扮成难民或苦力。

我任命余海湛为战地服务队队长，他是陈公博的亲信、陈的北大同学。是否我故意遴选非中共党员负责该队呢？是的。自从我的集团军司令部被解散后，我将部队移交给其他人。

1938年1月6日，我们抵达江西贵溪执行解散我的司令部之工作。在贵溪后方军医院发生了伤兵事件。在那里伤兵确实给当地民众制造了麻烦，那时军纪松弛了。我有权处决五名肇事伤兵。在那个地区，我是最高长官，不需要向上级请示；如果需要，我可以下令处决严重违犯军法者。

1月9日，我去武汉路过南昌。我向薛岳罗卓英推荐我的第八集团军司令部被编遣的参谋们。诚然，那些参谋都希望我举荐，但并非每个人都愿意侍候薛岳与罗卓英，当时我国的人事制度未踏上正轨。薛岳说：“好！让他们来吧！”我计划把集团军移交给薛岳。

我从南昌去长沙，然后赴武汉。1月11日，我到达武汉就拜访陈诚，向他报告撤销第八集团军司令部的事项。当夜，我见到了汪精卫。我告诉他有关我在淞沪会战期间的见闻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他没讲任何悲观的话。

我每天都见到陈公博，他住在黄献臣的家里，这段时期我每天都去那儿。

到了武汉，才了解陶德曼的调停意图，他的使命成了人们的话题，变成公开的秘密。由于我反对和谈，我担忧政府可能接受和谈条款，许多民众不愿意对日妥协。由于南京惨败的阴影，许多高级将领动摇不定，但我相信蒋先生是坚定不移的。早在庐山谈话会上，我就发现他对抗战前途持坚定、乐观态度。

1月19日，我觐见蒋先生。他要我再度统率第八集团军。我说我不想重为冯妇，但最后不得不服从命令，但蒋批准我请假两周。我下令，在返回故乡彩岭村时，我要求司令部成员与集团军官兵在贵溪听候命令。自1923年以来我没有回过家乡，这是我探望亲属的一个好机会。

2月5日，在接到蒋先生急电催我马上接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后，我离开彩岭村去武汉。政府要我去打日本鬼子，我很高兴，这种心情同打内战时截然不同。我感到乐观。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中华民族拥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我敢断言，在军人中间，不存在沮丧情绪，人人都很乐观，人人都希望继续抵抗，大家都确实感到乐观。考虑到淞沪会战与南京保卫战的失利，我们的战略目标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一旦敌军泥足深陷，它们会投降或逃走的。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我的观点代表了绝大多数军人的观点。从小我们便受到爱国教育——投降是可耻的。我们必须继续战斗。

倘若没有乐观精神，就没法继续战斗。正如常言所说，世上有两种军人，一种是屡战屡败，另一种屡败屡战。我们属于后者。这是专指军官而言，士兵的平均教育程度是那么低，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具备远见卓识。

2月14日，我在武汉谒见蒋先生，讨论有关第八集团军事务。3月3日，我去长沙重新组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我下令司令部与集团军移驻江西萍乡进行重组与训练工作。

3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会议在武昌揭幕，我25日抵达武汉。在临全会之前我会晤了汪精卫，国民党左派人士情绪低落。我们都已知道蒋先生将会在临全会上当选国民党总裁。【我们都知道CC系掌控了党的选举，二陈兄弟拥有极大权力。】

我们所期待的事终于成为现实，蒋先生当选中国国民党总裁后，他陪同汪精卫走上讲台说，设立副总裁职位是个好主意，而汪先生是此职位的最佳人选。如果副总裁由党代表选举产生，汪精卫可能选不上。【谁会当选？陈果夫。蒋先生知道CC系的实力，这才指定汪出任副总裁。】

【汪精卫热泪盈眶。】国民党左派很不高兴。【他们流泪，我也哭了。我感到，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汪精卫应该当选总裁，而不是蒋先生。依据国民党的历史，汪精卫比蒋先生资格老得多。蒋先生无权独揽党政军大权。他在政治上否定了汪精卫，没有提及军权，同样不赋予汪精卫党权，太过分了！】

【临全会决议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目的是加强蒋先生对国民党的控制，抵消陈氏兄弟——他俩已掌握了党权。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党争。】

黄琪翔、郭沫若、叶挺、陈铭枢和我并肩拍了张照。1927年，郭沫若任过我统率的第二方面军党代表，其余人都是第四军的。周恩来称我们为“五虎将”。那天他到场了，但没有同我们合影。

1938年3月秒摄于汉口的“五虎将”。左起：黄琪翔、陈铭枢、郭沫若、张发奎、叶挺。

4月12日，我回到萍乡。5月13日，我的司令部进驻河南郑州准备作战。在去郑州途中，我到了汉口。5月17日，我一到汉口，蒋先生就命令我暂时停留武汉候命。那时欧震的第四军与其他单位归我指挥。离开第四军时，我曾决心摆脱它。可是，第四军官兵仍然尊敬我。第四军驻武汉的后方办事处人员同我商量有关李朗如是否需要出售第四军在香港的房产，将所得款项汇来武汉协助伤兵治疗的事。第四军在淞沪会战时隶属于薛岳的第十九集团军，伤亡惨重。我想，这么做是正确的，于是派冯次淇持薛岳与我签署的信件告诉李朗如出售该屋。李朗如拒绝了，说买房的钱是唐生智的。

6月6日，接到蒋先生命令，保卫大武汉的计划已经拟就，我被任命为第二兵团总司令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薛岳任第一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率第三兵团。我们都隶属于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副总司令是罗卓英。第九集团军与第七十军隶属于我，前者由吴奇伟统率，其基本队伍由第四军军长欧震指挥。我在第八集团军总部实施指挥。

那时官兵们的素质比起淞沪会战时要差一些，士兵未受过良好的训练。士气有所低落，但一切都还正常。就如我常常说的，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支持是战争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不可分离的。

在武汉时期的军队装备，总的说来，数量与质量方面同淞沪会战时期相似，医药与通讯供应就不大充足了。我们的装备远远比不上敌军，虽然我军人数众多，但我们无法取胜。我知道，打败仗是不可避免的。

我要求陈诚介绍合适人选接替朱晖日担任我的参谋长。我希望我的参谋长在中央人脉良好且能上达天听。陈诚推荐他的保定军校同学、河北籍的陈宝仓，他侍奉陈诚多年，陈诚对他十分器重。我想既然是陈诚的亲信，陈宝仓对我可以有所帮助。朱晖日便调任粤汉铁路卫戍司令。

在军委会设立陈诚主掌的政治部后，第二兵团也设立了政治处。周恩来出任陈诚的副手，郭沫若掌握政治部第三处。在这一时期，陈诚与郭沫若成了好朋友，他俩常常来我的司令部。

第二兵团政治处的功能是武装军队的头脑，负责军队内部的政训以及促进军民合作。政治处的经费由军委会政治部提供。政治处的人事由军委会政治部任命。我推荐福建人郑震宇任政治处主任。我认识他时，他还在伦敦大学念书。他从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由陈氏兄弟保送去英国留学，但他对陈氏兄弟心怀不满。由于我同陈诚的交情，中枢接受了我的推荐，任命他为政治处主任。中央还派遣黄埔毕业生吴吕熙担任政治处副主任，政治处的人员包括文官与军官两种。文官人数较多。政治处绝大多数军官是黄埔毕业生。

战地服务队划归政治处管理，其工作性质与人事没有改变。唯一的变化是，服务队不再直接由我指挥。军需物资的运输由第二兵团经理部主任萧文负责，其执行官是周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