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谁同坐》：十位知识分子的精神画像

我的新作《与谁同坐》，包含十篇长文，为中国现当代十位知识分子，一一绘制肖像：徐玉诺、董作宾、刘半农、许地山、张元济、吴昌硕、朱生豪、蔡楚生、陈从周和成公亮。十位先生，身份各异，或诗人、考古学家、作家、教育家、出版人，或画家、翻译家、电影导演，或园林学家、琴人，一概是司马迁所言的“倜傥非常之人”，各自承载着一个时代的重负与梦想。

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性构建与社会进程中，在救亡、解放、变革等时代主题下，在不同文化场域，他们，启蒙、新民、创造，以心灵之灼热、才华之耀目、行动之勇毅，合力重塑一个民族的性情与容颜：更开阔而非自闭，更明亮而非黯淡，更生机勃勃而非萎靡孱弱。

他们的爱、悲辛与狂喜，就是一个国度的爱、悲辛与狂喜。

“何谓中国”“何以中国”，十位先生以非凡的个人史，交出答卷。

十位先生，一概生于忧患，死于非凡：在黑暗里燃灯，去废墟上种花，于时代喧嚣中静处独立如凛凛长松。

不论生命历程悠长或短促，十位先生，始终将个人的选择、创造，紧密连结于民族命运，身处风云变乱亦不废志命。他们是稀有的另类，是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所言之“同时代人”——既介入时代，又“死死地凝视它”，拒绝随波逐流，以勇气和智慧，迸发人的光芒。

那也正是中国文化、文明、文章之光芒。

他们，就是孔子所言的君子（“君子忧道不忧贫”），曾子所说的士（“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所赞美的大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辛弃疾所咏唱的先生（“谁似先生高举，一行白鹭青天”），梁启超所定义的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鲁迅所激赏的智识者（“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他们，就是穆旦诗中所言的“泉涌的眼泪”，被一个民族“干枯的眼睛”所期待，以“新生的野力涌出了祖国的欢笑”。

十位先生，并非尽人皆知，在宏阔激越的近现代历史叙事中，往往被一笔带过，甚至只字不提。但，准确理解一个时代，若只凝目于荦荦大端，忽视委曲小变，必导致思想的片面、枯涩、概念化。需要追溯、重述，去复苏被淡忘的先贤，让民族记忆获得总体性和感染力。念兹在兹，朝斯夕斯，那些君子、士、大人、先生、侠、智识者，那些似乎更容易被亲近、效仿的人，就成为晚生吾辈永远的同代人，并肩面对新疑难新变局。

于是，自现代诗人徐玉诺起笔，我开始写作这部书。

在苏州拙政园，有“与谁同坐轩”，轩名来自苏轼名句：“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十位先生就是明月清风，在黯淡中升起，自边缘处吹来，为民族精神之堂庑增光辉、驱尘埃。与他们同坐，是一见如故，也是久别重逢。于是，生者变得明朗、清新、高旷深远，死者则欣然、安然。

这部书的名字“与谁同坐”，即源于此意。

“向别人致敬，是对有关自己的描述的补充：诗人通过他或她的赞赏所展示的力量和纯粹性，使自己避免陷入粗俗的自我主义。在向重要楷模致敬和回忆真实生活中或文学中决定性的邂逅时，作者等于是在阐述用来评判自我的标准。”在谈论“诗人的散文”时，美国作家、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如是说。

写作《与谁同坐》，就是一种自我映照和校正。

四年来，我一次次返回百年中国的历史现场，上溯下延，心摹神追，直抵十位先生足迹的幽深处：开封、安阳、南阳、北京、李庄、香港、上海、嘉兴、杭州、汕头、苏州、南京、扬州……一支笔，像考古学者手中的鹤嘴锄、洛阳铲，寻觅那些重要楷模之遗迹，发现种种“决定性的邂逅”，这也是在寻找认识自我的镜子、尺度。

我辨认、沉思、阐述。

“贴着人物写”，是沈从文先生传授的方法，于小说、散文乃至一切文学体裁，皆如此。在《与谁同坐》一书中，我常以“现在进行时态”叙事、沉思，犹如与先生们同处共在，目视之、耳听之、心随之。这，就需要借助于想象力，依照人性、历史的逻辑，去揭示那潜在的一切，让残缺的事实，焕发真实的力量。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有“写境”“造境”之说。我试图融合“写”与“造”，让十位先生，挣脱历史资料中的抽象化、碎片状，重获人生秩序，呈现出完整的精神景观。

自然，也就产生“散文是否可以虚构”这一讨论。对“虚构”一词理解不同，讨论者也就各说各话。各说各话，比众口一词好。不同观点带来不同向度的探索，有益于散文文体的变革，以免陷入僵化、陈腐之泥沼。

散文与小说、诗歌一样，拥有虚构的权力。但，散文中的虚构，理应是局部、细节的虚构，须保持节制和分寸感，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使文本干壮叶茂。若陷入整体性虚构，就等于取消散文这一文体，干脆直接写小说罢了。

在《与谁同坐》中，《从一九三三年秋天开始》一文，写翻译家朱生豪。我虚构了七封致朱生豪的信，从莎士比亚，到朱生豪的同事、同学、老师、儿子、妻子和我，以七种角度道出关于朱生豪的一切。七封信是虚构的，信中的人物、事件、情感，是真实的。这样的叙述方式，也是受启发于朱生豪。他寡言，善于写信，尤善于写情书，致唯一的恋人、妻子宋清如。那数百封情书震动当代读者：这世上，竟然存在着如此深情的人、如此纯粹的爱。在这篇散文末尾，我从朱生豪情书中，摘出一些原句，调整顺序，重新组合为一首“朱生豪的情诗”，献给宋清如，也是献给朱生豪所眷恋的一切。

作家汗漫，郭天容/绘

“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在《国史大纲》序言中，钱穆先生对研读中国历史的人们，如是期待。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陈寅恪先生则写道：“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温情与敬意”“了解之同情”，即贴近人物和现场，回到前人的时代境遇中，理解之、表达之，而不可脸谱化、概念化。

《与谁同坐》所写的十位现当代知识分子，距我们并不遥远。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经历前所未有之巨变，十位先生，各有不为人知的重负、创痛。对他们所承受、所创造的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我能够做到；但符合“了解之同情”这一要求，则难度很大。因为，他们苍茫幽深，“横看成岭侧成峰”。

我只能以有限、片面的书写，致敬无边无际的先生和中国。

“有限”“片面”，如此留有空白的书写，反而会产生诗性，契合于十位先生一概拥有的诗人气质：为理想中的一切献身，为人生的美善而发愤，就是在以脊椎之笔写诗，直至重重倒在大地上，成为十个句号，不，成为十个省略号。

后人之重叙、怀想，让先生们从被遗忘的境地中，一次次复活，坐在我们身边，彼此都不孤单了。

原标题：《致敬那些倜傥非常之人，他们坐在我们身边，彼此都不孤单了》

栏目主编：陆梅

文字编辑：何晶

本文作者：汗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