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被一次性植入6个心脏支架后去世

男子被一次性植入6个心脏支架后去世

42岁男子无指征手术植入6枚支架后离世 家属质疑医院过度医疗，调解未果陷维权困境

“好好的一个人，没病没痛被医院叫去做手术，结果再也没回来。”67岁的徐女士坐在吉林舒兰的家中，望着儿子的遗像泣不成声。2025年7月26日，她42岁的儿子陈先生在舒兰市人民医院接受心脏支架手术后，突发心脏骤停，经8天抢救无效离世。让徐女士无法接受的是，术前儿子并无任何不适症状，却被一次性植入6枚支架，而这场手术的起因，是医院三个多月内7次的电话催促。如今，医患双方共同委托的鉴定认定医方存在过错，但责任对等的结论让家属难以认同，调解失败后，年迈的徐女士和忙碌的儿媳陷入了维权无门的困境。

幸福家庭的轨迹，从一次体检后悄然偏移。徐女士介绍，儿子陈先生是当地国企职工，儿媳是教师，还有一个乖巧的女儿，一家三口生活美满。2024年11月，陈先生在吉林市一家医院体检时，医生建议做心脏支架手术。恰逢舒兰市人民医院外聘了沈阳某知名医院的李姓专家，陈先生便选择在该院接受手术，由李医生主刀植入1枚支架。“术后恢复得很好，血压也降下来了，很快就回归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徐女士说，当时一家人都以为这场健康小插曲已经过去。

转折发生在2025年4月。徐女士回忆，4月1日，儿子接到舒兰市人民医院医生的电话，对方告知李姓专家即将再次来院坐诊，询问是否愿意再来做支架手术，“医生当时说‘多做一个支架多活十年’，这句话我亲自听到了。”由于工作繁忙，且术后身体并无任何不适，陈先生当场拒绝了手术建议。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只是医院催促的开始。徐女士提供的通话记录显示，从4月到7月的三个多月里，该院同一位医生的电话号码先后7次与陈先生通话，既有呼出也有呼入，最后一次通话发生在7月21日。“每次电话都说是李医生要来，但需要攒够十几个患者才会来，我儿子就是被他们选中的‘凑数’患者。”徐女士的语气中满是愤懑。

在多次电话催促下，陈先生最终同意前往医院。2025年7月26日早上，他驾车带着妻子和女儿前往舒兰市人民医院，中午还和家人一起吃了饭，将女儿送到辅导班后，才和妻子返回医院等候手术。“当天有八九个病号，我儿子被排到了最后一个，下午5点多才进手术室。”徐女士说，她和儿媳、亲家母在手术室外全程等候，期间没有任何医生向家属告知手术进展或相关情况。大约一个小时后，手术结束，陈先生被推出手术室，第一句话就告诉儿媳：“医生给我一次性做了五六个支架。”

更让家属感到意外的是，陈先生还透露，当天的手术医生并非之前承诺的李姓专家，而是舒兰市人民医院的本地医生。就在家属和陈先生沟通的间隙，主治医生走进病房询问情况，陈先生告知对方自己胸口发闷，医生却表示这是术后正常反应，让他稍作休息即可缓解。然而，医生离开病房没多久，意外就发生了。“我儿子突然瞪大眼睛、嘴里吐白沫，整个人失去了意识。”徐女士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医生紧急赶来抢救，诊断为心脏骤停，虽暂时保住了性命，但陈先生随即被转入重症监护室。7月30日，陈先生被转至吉大一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但心肌损伤标记物肌钙蛋白等指标持续偏高，心脏功能始终不稳定。8月3日，陈先生再次突发病情危重，经全力抢救无效离世。

痛失爱子后，徐女士一家与医院共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专业鉴定。2025年8月出具的鉴定报告清晰载明，陈先生7月26日所做的手术为“药物洗脱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置入三根血管的支架+三根血管操作”等多项组合手术，术前并无急性心肌缺血症状，心肌损伤标志物等指标也无明显异常。术后仅31分钟，陈先生就突发意识不清、无自主呼吸等症状，心电图提示室颤。鉴定结果明确，陈先生符合心脏介入术后多发心肌间质小血管栓塞（斑块碎屑）、心肌损伤致心律失常、心力衰竭死亡的特征。

关于医方责任，鉴定报告指出，陈先生病情复杂，第一次心脏介入术后8个月病情发生变化、病变加重，按照风险评分系统属于高风险PC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患者，但医方未进行相关风险评估，手术适应症选择欠准确，存在明确的医疗过错。不过，鉴于陈先生本身疾病严重等因素，鉴定机构建议医方与患方责任参与度为对等原因，即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

这一鉴定结论让徐女士一家无法接受。“两份鉴定报告都明确写了术前患者无症状、无心肌损伤指征，这样的情况下医院凭什么要给我儿子做手术？”徐女士质疑，医院大概率是为了追求收益，强行给无手术指征的患者做手术，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她还透露，尸检时工作人员从儿子心脏中取出了7枚支架，“一次性植入这么多支架，很难说不是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此外，医院承诺由李姓专家主刀却临时更换医生的行为，也让家属认为存在欺诈嫌疑。

为解决纠纷，卫生行政机关介入调解。2025年11月上旬，吉林市卫生调解委员会提出调解方案，建议医院承担55%的责任，赔偿家属约50万元。但这一方案遭到了徐女士的拒绝：“我儿子虽然本身有病，但这绝不是医院把他治死的理由。他术前没有任何症状，本来可以不做手术，现在人没了，调解方案既没考虑我的养老问题，也没充分考虑精神损害赔偿，我们无法接受。”

调解失败后，医院方面建议家属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但这对徐女士一家而言却难以实现。“我儿媳妇是老师，上班时间要求很严，根本抽不出太多时间；我快70岁了，身体不好，连走路都费劲，更没有精力去走漫长的诉讼程序。”徐女士无奈地说，老伴10年前就去世了，陈先生是她唯一的儿子，原本她对自己的晚年养老充满信心，如今儿子突然离世，不仅让家庭破碎，也让她的晚年生活陷入绝望。

针对家属质疑的“三个多月7次电话催促手术”一事，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于12月24日联系到舒兰市人民医院一位部门负责人。该负责人不愿就此事过多回应，仅表示患方已向多部门反映情况并聘请了律师，相关诊疗问题已完成鉴定，吉林市医调委也进行了合规调解，因死者母亲不接受调解方案才未能达成一致。对于电话催促的问题，该负责人给出了明确回应：“因为患者2024年在我院做过一次支架手术，医生多次打电话是正常的术后回访，体现的是对患者的负责任。”

随后，记者又联系到舒兰市卫健委一名部门负责人，对方表示按照相关规定，作为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不能接受采访，需要向有关部门汇报后再做答复。但截至记者发稿，始终未收到该部门的任何回应。

此次事件也引发了医疗行业内的关注与讨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相关专家表示，冠心病支架手术有着严格的适应症要求，需同时满足“有心绞痛、心肌梗死等症状”“血管狭窄程度至少80%以上”“血管直径≥2.25毫米”三个条件，否则不应随意进行支架置入手术。而从国际通行标准来看，接受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患者平均支架数量仅为1.5枚，一次性植入6枚支架的情况极为罕见，且每增加1枚支架，支架内血栓风险就会上升13%，医疗风险显著增加。

法律界人士则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医疗机构开展医疗活动应当遵循医学科学规律，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诊疗相关规范、常规，对患者实施诊疗措施应当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属的明确同意。此次事件中，医方在患者无明确手术指征的情况下实施手术，且未充分告知患者手术医生变更等关键信息，已涉嫌侵犯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和选择权。若家属对鉴定结论有异议，可申请重新鉴定或通过司法途径申请医疗损害责任司法鉴定，由法院对医方责任进行最终认定。

目前，徐女士一家仍在为维权奔波。这起悲剧不仅让一个幸福的家庭破碎，更折射出基层医疗领域可能存在的过度医疗、诊疗不规范等问题。在医疗行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规范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平衡医疗服务的公益性与经营性，保障患者的合法权益，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值得相关部门深思与警醒。舒兰市人民医院的7次电话催促背后，究竟是“负责任的回访”还是“逐利性的营销”？这起医疗纠纷最终将如何收场，记者将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