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地下革命的广东小伙，始终不敢向家人透露自己的身份，直到建国后才知晓，亲哥哥的秘密代号就是10

“柯院长，这旗子真的要挂吗？”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澳门平安戏院的后台，空气紧张得像要把人挤爆，几个工作人员手里捧着那面鲜红的五星红旗，手都在抖。
柯麟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那张平日里只用来给病人看诊的儒雅脸庞，此刻却透着一股子从未有过的杀伐决断，他只说了一个字：“挂！”
台下的柯正平此时正坐在角落里，手心里全是冷汗，他死死盯着台上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脑子里嗡嗡作响，三十年的往事像幻灯片一样在眼前炸开。
原来那个让他憋屈了半辈子、被他暗地里嫌弃太胆小、太安逸的亲大哥，竟然藏得比深海里的鱼还要深……

01

这事儿吧，得从二十年代的澳门说起。

那时候的澳门，说白了就是个神仙打架、凡人遭殃的地界，葡萄牙人管着面子，国民党特务管着里子，满大街都是眼线。

就在这么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有个叫柯麟的年轻医生，凭着一手精湛的医术，硬是在澳门站稳了脚跟。

柯麟这人，在当时的澳门名气大得很。

他不光医术好，为人处世更是圆滑得滴水不漏，上到澳葡政府的高官，下到像何贤、马万祺这样的商界大佬，都对他客客气气的。

在所有人的眼里，柯院长就是个标准的“上流社会精英”：每天穿着考究的西装，出入都是高档场所，给穷人看病不收钱那是做慈善，跟富人喝茶那是搞社交。

国民党的特务也不是吃素的，盯着柯麟看了好几年。

结果看来看去，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这人就是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最多也就是个有点良心的医生，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

可这帮特务要是知道柯麟的真实底细，估计能把大牙给吓掉。

早在1927年，咱们党最困难的时候，柯麟就已经跟着叶剑英元帅干革命了，他是正儿八经的老党员，受组织的指派，专门来澳门“钉钉子”的。

他的任务就一个：利用医生的身份，在澳门这张复杂的网里，织出一张属于咱们自己的情报网。

但这事儿，除了中央那几个核心领导，谁也不知道。

就连跟他住在一个城市、流着同样血脉的亲弟弟柯正平，也被蒙在鼓里。

这柯正平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在澳门搞了个“南光公司”，挂的是贸易公司的牌子，干的全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买卖。

内陆缺什么，他就搞什么。

从大米、食盐到紧缺的药品、汽油，只要是前线需要的，他就算把澳门翻个底朝天也要运过去。

这哥俩，一个在镜湖医院救死扶伤，是人人尊敬的“活菩薩”；一个在码头风里来雨里去，是黑白通吃的“大老板”。

最有意思的是，这两人在澳门住了十几年，愣是演了一出“最熟悉的陌生人”。

02

你要说这哥俩感情不好？那绝对是胡扯。

柯麟比柯正平大几岁，那是长兄如父，每逢过年过节，两家人聚在一起吃饭，那气氛也是热热闹闹的。

但这里头有个怪事儿，每次一聊到时局，聊到打仗，聊到“那边”的情况，刚才还谈笑风生的柯麟，立马就变了脸。

要么是端起茶杯说“莫谈国事”，要么就是顾左右而言他，甚至还要教训弟弟几句，让他安分守己，别在外面惹事。

柯正平心里那个憋屈啊，简直没法说。

他心想，大哥你也是读过书的人，当年在广州也是热血青年，怎么越活越回去了？

外面都打成一锅粥了，无数同胞在流血，你还守着你那医院过安稳日子？

有好几次，柯正平都话到嘴边了，想暗示一下大哥，要不要为国家出点力，哪怕捐点药也行啊。

结果呢？

每次都被柯麟那个严厉的眼神给瞪了回去，有时候柯麟还会故意用那种“明哲保身”的语气教育他：“做生意就好好做生意，别掺和那些掉脑袋的事。”

时间一长，柯正平也死了心。

他琢磨着，自家大哥可能真的就是个纯粹的医生，胆子小，求安稳，已经被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给腐蚀了。

既然这样，那自己干的那些掉脑袋的事，就更不能把大哥拖下水了，免得吓坏了他。

于是，这哥俩就出现了一种极其荒诞的局面：

弟弟在外面为了给游击队运一船药，急得嘴上起泡，还得防着特务抓人，回到家还要装作只是生意不顺；

哥哥在医院里跟葡萄牙总督谈笑风生，却在深夜里悄悄把最重要的情报塞进药箱夹层，第二天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地去给富太太看病。

两人都在为同一个目标拼命，却都以为对方是“局外人”。

这种日子，一过就是十几年，这保密工作做得，连枕边人都没完全摸透，更别说兄弟了。

这就叫专业，这就叫信仰。

03

其实柯麟心里的苦，比柯正平多得多。

作为党在澳门的最高负责人，他的代号极其隐秘，甚至可以直接跟叶剑英单线联系，这个级别的特工，那是国宝级的人物。

他不是不想告诉弟弟，是不能，也不敢。

做地下工作，最大的原则就是烂在肚子里，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暴露的风险，这个风险，不光是他自己的命，更是整个华南情报网的安危。

看着弟弟在外面横冲直撞，柯麟心里比谁都急。

有好几次，柯正平的南光公司遇到了大麻烦，货被扣了，人被抓了，急得团团转。

柯正平不知道的是，每一次化险为夷的背后，其实都有人在暗中发力。

那次南光公司的一批重要物资被澳葡海关扣下，眼看就要露馅，柯正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结果第二天，海关那边突然松了口，说是“误会”，直接放行了。

柯正平还以为是自己运气好，或者是哪个生意伙伴帮忙疏通了关系。

他哪里知道，那是前一天晚上，柯麟亲自登门拜访了澳葡政府的高层，用自己多年积累的人脉和威望，不动声色地把这事儿给平了。

在柯麟的眼里，弟弟虽然一腔热血，但毕竟年轻，有时候做事太冲动。

他这个做大哥的，只能在暗处默默地护着，既要保护弟弟的安全，又要保证弟弟不这层窗户纸不被捅破。

这种隐忍，比在战场上拼刺刀还要难受。

战场上你面对的是敌人，你可以怒吼，可以厮杀；可在这里，你面对的是亲人，是误解，你还得陪着笑脸，装作一副懦弱的样子。

多少个深夜，柯麟独自坐在书房里，听着窗外的海浪声，看着对面弟弟家的灯光，心里默默念叨：“老弟啊，再忍忍，等天亮了，咱们就能好好喝一杯了。”

04

一九四九年，这天终于要亮了。

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消息传到澳门的时候，整个小城都沸腾了，老百姓在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大家都知道，那个旧时代要过去了。

但这时候局势反而更紧张。

国民党虽然败了，但在澳门的残余势力还在，那帮特务杀红了眼，正盯着谁敢在这个时候冒头。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柯正平接到了一个死命令：

要在十月十日这一天，在澳门搞一个盛大的庆祝大会，要让五星红旗在澳门升起来，要向全世界宣告澳门同胞的心声。

这活儿不好干啊，简直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跳舞。

不仅要防着特务搞破坏、扔炸弹，还得找个有足够分量的人来镇场子。

这个人在澳门得有面子，得黑白两道都买账，得让葡萄牙人不敢动，最关键的是，得有胆量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公开表态。

柯正平愁得头发都要白了。

他把澳门有名有姓的大佬都过了一遍，心里也没个底，那些生意人，虽然也爱国，但到了这种真刀真枪的时刻，多少还是有点顾虑。

就在他准备咬咬牙，自己硬着头皮上的时候，他突然收到了上级的通知。

上级告诉他，庆祝大会的地点定在平安戏院，主持大会的人选已经定好了，让他到时候配合就行，做好安保工作。

柯正平心里还在犯嘀咕：这谁啊？这么大面子？

这时候敢站出来，那是真汉子，是把身家性命都赌上了。

十月十日那天，平安戏院人山人海。

特务们在暗处盯着，戏院周围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连空气里都弥漫着火药味。

柯正平带着人守在各个路口，手一直按在腰间，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

大会开始了，大幕拉开，聚光灯啪的一下打在舞台中央。

柯正平抬头一看，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了一样，彻底傻了。

那个站在舞台正中央，正在整理衣领准备讲话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那个他以为“胆小怕事”、“只求安稳”、让他憋屈了十几年的亲大哥——柯麟！

05

那一刻，柯正平觉得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只见平日里温文尔雅的柯大院长，此刻站在麦克风前，身姿挺拔得像一棵青松。

他推了推眼镜，目光扫过台下的每一个人，声音洪亮，字字千钧。

他没有丝毫的畏惧，公开宣布支持新中国，宣布那面红旗的意义，每一句话都像是砸在特务们的心口上。

台下的掌声像雷一样响起来，差点把戏院的顶棚给掀翻。

何贤鼓掌了，马万祺鼓掌了，整个澳门的爱国同胞都沸腾了，大家的眼里都含着泪花。

而在角落里的柯正平，眼泪早就止不住地往下流。

他看着台上的大哥，突然觉得大哥的身影变得无比高大，那些年的误解、埋怨，在这一瞬间全都烟消云散，化作了无尽的敬佩和愧疚。

等到大会结束，兄弟俩在后台碰了面。

周围的人都在忙着庆祝，柯正平看着大哥，嘴唇哆嗦着，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千言万语都堵在嗓子眼里。

反倒是柯麟，摘下眼镜擦了擦，脸上露出了那熟悉的、温和的笑容。

他走过来，重重地拍了拍弟弟的肩膀，说了一句让柯正平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老弟，这一手藏得挺深啊，南光公司搞得不错。”

柯正平这才反应过来，合着大哥早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

原来，柯麟早在1926年就入了党，这么多年，他一直是党在澳门的高级负责人。

那个传说中神龙见首不见尾、一直跟高层单线联系、让无数特务闻风丧胆的神秘代号“10”，就是他！

柯正平这才恍然大悟，合着自己这么多年在外面风风火火地搞革命，其实一直是在大哥的眼皮子底下“班门弄斧”。

自己好几次差点暴露，之所以能化险为夷，背后全是大哥在暗中护着。

那家南光公司能顺风顺水，那家镜湖医院能成为地下党的避风港，这两兄弟，一明一暗，一医一商，硬是撑起了澳门统战工作的半壁江山。

06

这事儿之后，澳门的格局彻底变了。

柯麟不再隐藏，他大大方方地站到了台前，成了澳门爱国事业的领头羊。

他继续在镜湖医院治病救人，把医院办成了澳门最好的医院，后来还回了广州，当了中山医学院的院长，那是真真正正的一代医学宗师。

柯正平呢，也不用再偷偷摸摸了。

他把南光公司做成了著名的南光集团，成了连接澳门和内地的桥梁，在后来的抗美援朝中，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你想想看，那个年代的革命者，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为了一个信念，能把亲情压在心底二十年；为了一个目标，能面对亲兄弟都守口如瓶。

这不是冷血，这是大爱。

在那面五星红旗升起之前，他们是孤独的潜伏者，在黑暗中独自前行；在红旗升起之后，他们是生死与共的亲兄弟，在阳光下并肩作战。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硬核”亲情，这才是真正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那天晚上，兄弟俩终于坐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顿酒。

酒过三巡，柯正平借着酒劲问大哥：“哥，你那时候咋就那么能忍呢？我就在你眼皮子底下，你都不透个底？”

柯麟笑了笑，看着窗外澳门的夜景，淡淡地说了一句：“那时候黑啊，我不忍着，怎么能护着你看到天亮呢？”

这句话，柯正平记了一辈子。

柯正平后来常坐在南光公司的办公室里，望着窗外繁华的澳门，总会想起那个惊心动魄的下午。

那时候大哥柯麟已经走了，留给他的只有那副眼镜和满柜子的医书。

但他知道，大哥从来没有离开过。

就像那面在平安戏院升起的五星红旗一样，永远飘扬在澳门的上空，也永远飘扬在他的心里。

一九九一年，柯麟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二零零五年，柯正平在澳门病逝，享年94岁。

这两兄弟，生在一个屋檐下，战在一个战壕里，最后也都圆满地走完了这波澜壮阔的一生。

你说这人生，是不是比戏还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