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赔太多是在扰乱市场”？这话才是“地主老板”的恶意

一、不同的处理方案

身在职场的朋友大多难免经历离职，辞退或裁员，也就是解除劳动合同，有意思的是，同样的事，在不同公司的会议室里，上演的经常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剧本。

在许多跨国企业里，你能看到，HR把文件推到你面前，逐条解释，“这是法定的N+1，这一项是公司额外补偿，综合下来，大致是N+X”，然后感谢你对公司对这些年来的贡献。

而在另一端，签自愿离职，拿N+1算好的，不少是能少点就少点，甚至耍小手段逼你“自愿“离开连赔偿都没。

在这样的语境里，当前段时间中山佳能通出国内，网传给出“2.5N+1”赔偿时，又见那句荒诞的话：“外企给的赔偿太多，是在恶意扰乱市场。”

正常的打工人，听到这应该是震惊的，好似压低赔偿才正常，你给多了，就是坏规矩，这样的价值观居然有脸公开宣告。

二、“赔得多”，真的是“扰乱市场”吗？

说“扰乱市场”的人，潜台词是这样的：

我们这么多年，一直用压低赔偿、打擦边球的方式控制成本，大家都这么干，你给这么多钱，让我们怎么办？

如果企业把违法成本、拖欠补偿当成“竞争优势”，那么任何一家愿意多承担一点责任的公司，都会被视为“搅局者”。

问题不在于“给得多“，而在于有些老板习惯了给得少。

更关键的是，真正“扰乱”的不是补偿金的数额，而是价值标尺：把遵守法律、尊重契约视为“坏规矩”，把压低员工权益、转嫁经营风险当作“正常经营”；这才是最危险的，它试图把“侵权”塑造成一种“合理的市场行为”。

三、“不敢赌”与“习惯赌”

对多数跨国公司来说，在中国的用工合规，不只是中国法律的问题，还是母国法律、总部治理、投资者关系的综合问题。

一旦爆出严重劳动争议，国外股东会质疑管理层；全球媒体可以迅速放大个案，形成长期负面；某些国家甚至会引入“人权、劳工标准”等指标来评估一家企业的整体表现。

因此，对于外企来说，“违法或打擦边球”带来的隐性成本极高。算一圈账，往往发现：不如一开始就把补偿给足，省掉后面的一连串风险。

反观国内不少民企，面对的是另一种生态：

劳动监察资源有限，监管存在空白和不平衡；劳动仲裁虽然门槛不高，但周期长、过程复杂，很多员工中途放弃；企业内部有法务，有固定合作的律所，而普通员工对法律一知半解。

在这样的现实结构下，有些企业就“赌一把”的成本很低：赌员工不懂法；没有时间、金钱去维权；赌监管不会主动上门。

赢了，就省下一笔赔偿；输了，大不了按照法律补给你，算一笔事后成本。

如果把“违法当成本控制”，那么外企“不敢赌”，民企“敢赌”，自然会在赔偿金上呈现明确差异。

问题在于，谁更在意违规的代价。

四、“地主思维“与”契约精神”

在现代商业中，职员和公司本是顾佣的契约关系，然而，有些老板，潜意识却还是“地主思维”。

在某些企业主眼中，员工不是平等的契约主体，而是依附性的“家人”。

当你能熬夜加班、为公司拼命时，你是“自己人”，可以谈理想、谈情怀，“公司就是大家的家”；当你年纪上来了、身体吃不消了、行业风口变了，你就成了“多余的人”。

在这种关系里，所谓的“以公司为家”，实质上是在员工身上附加了一层道德义务（忠诚、感恩、服从）；却在企业自己需要裁员时，不愿意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

在现代意义上，劳动合同就是劳动者出售自己有限时间和技能的一份合约，这份关系开始于签字的那一刻；也应当在终止时，通过合理的补偿画上句号，情感叙事可以有，但不能取代契约关系。

真正成熟的用人制度，不是要求员工“把公司当家”，而是承认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经济个体，有权利计较每一条条款。

从这个意义上看，外企高于法定标准的赔偿，并不是“糖衣炮弹”，而是一种更接近现代契约逻辑的做法，我买的是你的时间和能力；当我不再需要这份服务时，应当为终止合同支付相应对价；在这笔对价之外，多给的一部分，是为了减少摩擦，维护双方最后的体面。

五、民企的困境与选择

把问题全部归咎于“黑心老板”，并不公平，也不准确。

许多民营企业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长期面对的是，上游品牌或平台压价；下游消费者对价格极为敏感；原材料、物流、租金、人力成本刚性上升；行业政策、消费风向不断摇摆。

在这样的环境里，可以调整的空间极小，而“人”，却成了最灵活、也最没有抵抗力的成本科目；于是，在经济下行、订单减少的时候，做一笔“无情”的减法，似乎变成“理性的”选择。

这并不是为违法裁员辩护，而是提醒我们，要改变劳动现场的粗暴，不能只用道德指责，还要看到背后的结构性困境。

如果一个行业整体利润极薄，对规则的尊重往往最先被牺牲；

如果监管执行不均，最容易变形的，往往是话语权最少、最易被替代的那一方。

因此，真正的命题不是“外企好，民企坏”，而是在一个竞争激烈、利润有限的市场里，有没有可能，通过规则设计和治理改良，让“守法尊人”的企业不至于被淘汰？这才是现实中更为关键的问题。

六、打工人的知法与改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打工人对法律条文是陌生的；但这几年，情况在悄悄变化：年轻一代更愿意把劳动关系看作“我付出，我要回报”的契约，而不是“我依附，你赏饭吃”的恩赐。

当越来越多的人知法维法，企业在“灰色地带”的空间就会被一点点压缩，那些指责“外企赔太多扰乱市场”的声音，本质上是在抵抗这种变化，他们希望所有人都回到那个“不懂法”“不计较”的时代；希望“低赔偿”“无赔偿”成为行业不言自明的潜规则。

但一个健康的市场，正常的做法不应当是，“让高标准的往下降，大家一起糊弄”；而应当是，“让恶意压低的被纠偏，让正常赔付成为基线”。

真正应当被视为“扰乱市场”的，是那些，公然用违法手段压低经营成本的企业；通过威胁、欺骗、信息不对称，剥夺劳动者正当权益的管理者；企图把“侵权常态化”的声音。

而外企高标准的裁员补偿，无论出发点是品牌考虑，还是法律压力，至少提醒了我们，劳动合同是一份可以较真到底的契约；员工在离开公司时，理应获得与其付出相匹配的尊重与回报；

裁员这件事，本身并无善恶；一个文明的市场，不必仰赖“良心”，而是应当通过制度，让“不良心”付出更高代价；否则，所谓的“繁荣”，只不过是建立在压低尊严、透支信任之上的虚假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