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巴并蜀：秦并六国的关键一步

当函谷关的晨霜尚未散尽，战国的风云已在秦川上空聚散。公元前338年，为秦国注入变法强筋的秦孝公溘然长逝，二十四年的励精图治为秦国埋下崛起的火种，而接过这副重担的，正是其子嬴驷——史称秦惠文王。这位年轻君主的抉择，将决定秦国是继续蛰伏，还是迈出东出兼并的关键一步，而一场关乎国运的战略博弈，正悄然在咸阳宫酝酿。

秦惠文王执政的二十二年间（公元前337年–公元前311年），以张仪为谋主，凭连横之策瓦解六国合纵；以司马错为干将，用铁骑之刃拓展疆土。在其诸多战略举措中，吞灭巴、蜀两国的决策，犹如一枚定音砝码，彻底改变了战国的力量格局，成为秦国霸业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巴、蜀二国，皆是先秦时期西南腹地的强国。巴人世代聚居川东、鄂西，虽被中原诸侯归入“南蛮”之列，与周王室无宗法分封渊源，却凭借剽悍民风在江汉流域立足。其曾与蜀国联手伐楚，后因实力衰减退守阆中一带，与东邻的蜀国形成长期对峙。蜀国的历史更为悠远，相传武王伐纣之时，便有蜀人出兵相助的记载。至战国中后期，蜀国国力日盛，势力不断东扩，与巴国的冲突愈演愈烈，战火常年燃烧在川蜀大地。

公元前316年，蜀国举全国之力进攻巴国，巴国危在旦夕，遂向秦国遣使求救。这一请求，将秦惠文王推向了战略抉择的十字路口：是挥师西南征伐巴蜀，还是坚守东线防备韩国？彼时韩国正趁秦国权力交替之际，出兵进犯东部边境；而蜀道“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艰险，更让出兵决策充满未知。咸阳宫的朝议之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激烈碰撞，秦国的未来走向悬而未决。

丞相张仪率先发声，力主弃蜀伐韩。在他看来，成就霸王之业的关键，在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三川之地与周王室所在，正是天下的政治中心与财富枢纽，是诸侯瞩目之地。“陛下若舍此不图，反而与戎狄化外的蜀国争夺利益，绝非成就王业的正途。”张仪进一步献策：应先与魏、楚两国修好，解除侧翼威胁，随后集中兵力进攻韩国，夺取三川之地，进而控制周王室。“挟天子以令天下，此乃事半功倍的王业之策。”其言辞恳切，直指中原战略的核心价值。

张仪的话音刚落，大将司马错便挺身而出，针锋相对地提出伐蜀之议。他开篇立论：“欲使国家富强，必拓疆土；欲使军队强盛，必富百姓；欲成就王业，必施恩德。三者齐备，王业自至。”紧接着，他直击秦国现状——“幅员尚狭，民力未富”，主张战略应“从易处着手”。在司马错眼中，蜀国偏远西陲，首领昏聩，国内政乱频发，“以秦之力伐之，如豺狼逐群羊，克之易如反掌”。更关键的是伐蜀的战略价值：“取其地可扩秦之疆域，获其财可富秦之百姓。灭蜀而天下不谓秦暴，得利而诸侯不责秦贪，此乃名利双收之举。”反观伐韩之策，司马错直言其危：“周室虽衰，仍是天下共主；韩国近周，实为其盟。若周知九鼎将失，韩知三川将亡，必联手求援于齐、赵，结好于楚、魏以自救。届时周献九鼎于楚，韩割三川于魏，大王何以阻止？此乃危途也。”一番话层层递进，将两种战略的利弊剖析得淋漓尽致。

秦惠文王听罢沉思良久，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任命其为主将率军伐蜀。秦军以精锐之师翻越秦岭天险，以迅雷之势击破蜀军，迅速平定蜀地；随后又借巴国内乱之机，顺势将巴国纳入版图。从出兵到平定巴蜀，秦军一路势如破竹，西南富庶之地尽数归入秦国囊中。

巴蜀的并入，使秦国疆域面积骤增一倍有余，不仅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粮食、矿产资源，更得到了大量人口补充，国力由此实现质的飞跃。这片“天府之国”成为秦国稳固的后方基地，为日后秦军东出函谷、横扫六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也让山东诸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慑。一场咸阳宫的战略之争，最终为秦国的统一大业埋下了关键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