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和骗局

◎LILY

在被问到《鹅之书》的创作缘起时，李翊云说，她在爱尔兰作家伊丽莎白·鲍恩的一本评论集里读到一篇发表于1957年的文章，写的是四个年龄介于九岁到二十一岁之间的法国作者，或也可称为神童或天才作家。其中一个女孩来自农村，她出版了两三本记述二战后法国乡村生活的小说，然后就销声匿迹。李翊云被这段简单的介绍吸引，开始四处打听，甚至亲自前往法国，可惜李翊云的法国编辑和宣传人员都未听说过这女孩。后来通过查找资料，李翊云得知这女孩去了英国一间淑女学堂上学，而那儿的校长判定这女孩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女孩便是《鹅之书》里阿涅丝的原型。

古往今来，天才或神童始终是一个能让人津津乐道不休的话题。就在翻译《鹅之书》的前后，网络上发生了一起热闹的真假天才之争。有个少女靠自学从某数学竞赛中脱颖而出，被捧成数学天才。很快质疑的声音出现，有人从相关信息中搜寻破绽，企图证明这是一场造假作弊的骗局。更有意思的是，紧接着另一派声音响起，试图仗义地驳斥那些质疑，支持“这个少女是天才”的结论。不管最后的真相如何，我想到的是《鹅之书》里反面人物汤森太太对已被冠上神童作家光环的阿涅丝讲的一句话：“这个世上从来不缺天才，世人也随时准备好追崇下一个天才。”

隐约记得、或我相信，当李翊云在英语文坛崭露头角时，一个母语不是英语的作者，第一本英语短篇集就荣获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这样的成绩多半也会让人把她誉为天才吧。于是我忍不住猜想，汤森太太对阿涅丝的这番告诫会不会也是李翊云自己与自己的对话？

《鹅之书》的英语编辑在读完书稿后表示，这本书是“李翊云最具自传色彩的小说”，在翻译过程中我对这一点感受颇深。无论是阿涅丝去巴黎参加出版商安排的宣传活动，接受记者采访、在摄影师的指导下摆出各种姿势拍照，还是在英国的淑女学堂反抗严厉的校长，偷藏日记、不按她的要求和期许创作、写自己爱写的故事，甚至是汤森太太对阿涅丝作文的评语，都在令我好奇，它们是不是李翊云本人的经历？但显然，《鹅之书》绝非一部自传体小说，再多引起人联想的细节也无法让人把李翊云和阿涅丝或法比耶娜对号入座起来。

从《我该走了吗》开始，或更确切地可以追溯至《理性终结之处》，李翊云在创作上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她从一个素来用第三人称写小说的作者转为用第一人称写作。在这一转变中，她似乎突破了某些东西，将自己更透明地写入作品。在阅读她最近的这两部长篇时，我仿佛常常瞥见李翊云的影子，却又明确知晓这些人物里没有一个是她、或和她有关。

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在从父子关系的角度分析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时写过，乔伊斯“从二十二岁起，除了几次在都柏林短暂逗留外，他确保自己不与父亲多见面……他的背井离乡不仅是要逃离他出生的这座城市，也是为了让都柏林和这个赋予他生命的男人可以变得虚而不实”。接着托宾又写道：“在父亲缺席的情况下，他……设法理清他父亲的经历，让其获得重生，使已成幻影的东西变得真切实在。”这两段话生动地阐释了小说创作中微妙的虚与实。《鹅之书》让人看到的正是一个更自信驾驭这种虚实关系的李翊云。

翻译完《鹅之书》不久，在阅读传奇编辑罗伯特·戈特利布的回忆录《我信仰阅读》时，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不约而同。戈特利布记述他在给《纽约客》撰稿期间，有一篇文章，从选题到最后成文，他和主编大卫·瑞姆尼克之间出现分歧。这篇文章发表在2006年的一期《纽约客》上，属于纪实文学，报道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在法国文坛名噪一时的一位神童诗人米诺·德鲁埃——在《鹅之书》里，这个名字连同弗朗索瓦丝·萨冈一起被一笔带过——当时的出版界围绕她掀起一场大纷争，有一半人认为她的诗实际是她母亲代笔，另一半人则坚决地捍卫她。

瑞姆尼克不明白戈布利特为何想要写这个现已被人遗忘的神童，而更令他不解的是，当戈布利特来到布列塔尼、德鲁埃目前生活的小镇，路过她的住所、见到一位从屋里走出来的中年妇人时，出于尊重她的隐私——德鲁埃事先已拒绝了戈布利特的采访请求——他和同去的友人悄悄溜走了。“你到了那里。你看见了她。你为什么不敲敲门，想办法跟她说几句话？那是一个记者要干的事！”“可我不是记者，”戈布利特说。这段对答令人哑然失笑。

类似地，在《鹅之书》的结尾，阿涅丝回忆了她和一位文学史家见面的事，她“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不为我的过往辩护或提出反驳。”直至收到法比耶娜的死讯，阿涅丝“打断……生活来写书：一个假冒的神童的故事，一个关于法比耶娜和阿涅丝的真实的故事”。李翊云说：“本质上所有的骗局都是一样的……比起骗局本身，我更感兴趣的是骗局背后的故事。”在合上《鹅之书》之际，我已然忘记那个“假冒的神童的故事”，萦绕心头的是两个女孩间一段复杂难言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