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银行ESG强信披名单扩容

16家银行碳排放总量同比下降碳减排贷款总额破60亿元业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为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引导市场主体构建内生驱动型绿色发展模式，我国正加快建立健全多维度、动态化的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正是如此。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卢陶然、李德尚玉 北京报道

2026年即将到来，在监管要求下ESG 强制信息披露元年大幕正在拉开，而A股银行ESG强信披名单也迎来了扩容。

依据证监会指导沪深北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可持续发展报告》，ESG强信披阵营锁定上证180、深证100、科创50、创业板指成分股及境内外同步上市企业。伴随上证180等指数调整，成都银行、沪农商行两家上市银行新晋入列。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A股银行ESG强信披名单再添两员，总数一举攀升至27家，囊括6家国有银行、9家股份制银行、10家城商行及2家农商行。这标志着，超六成A股上市银行（共计42家）正式迈入ESG强信披时代。

公开资料显示，在ESG强信披的银行中，27家银行均完成了2024年ESG报告披露。此番ESG“首考”来袭，27家银行的ESG信披成色几何？在业内人士看来，银行业ESG披露的重心，一头聚焦碳排放披露的关键信息，另一头则锚定绿色金融业务。

“双碳”目标引领下，环境信息成为ESG信息披露的重要一环。其中，碳排放总量又是环境信息披露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据公开资料发现，27家A股ESG强信披银行中，除成都银行外，余下26家银行均已披露当年碳排放相关数据。其中，16家银行碳排放总量同比下降，但仍有9家碳排放总量同比上升，1家国有大行、6家城商行、2家股份制银行碳排总量同比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城商行的减碳幅度和披露情况参差不齐。例如，成都银行尚未披露过碳排放，宁波银行未披露往年碳排放量，其余8家城商行中仅江苏银行和郑州银行的碳排放总量同比下降。

北京绿色金融协会副秘书长饶淑玲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未披露或披露不完整的银行，首先要将碳披露纳入ESG战略顶层设计，明确披露时间表和责任人。其次，根据自身规模选择合适的核算路径，大行可自建团队，中小银行可通过“外包+内部培训”的方式快速补齐能力。最后，要让信披“活起来”，通过披露不仅能发现运营层面减排机会，更能发现信贷资产中的高碳风险，反向推动绿色信贷结构优化，让信披从“合规负担”变为“绿色转型的导航仪”。

近日，由北京绿色金融协会联合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牵头，境内外多家机构共同撰写的 《中国银行业信贷资产碳排放研究报告2025》发布。报告发现，在银行信贷资产碳排放管理上，境内银行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地方试点（如上海浦东）上成效初显，但仅15%的系统重要性银行披露信贷资产碳排放数据，在数据质量、转型目标设定上仍存较大提升空间。而境外银行已普遍采用PCAF标准披露融资排放，荷兰银行、东亚银行等机构为石油天然气、电力等重点行业设定2030年中期减排目标，明确化石燃料信贷退出路径。

具体来看，上述27家银行中，碳排放总量同比增幅前五名的是北京银行、南京银行、青岛银行、重庆银行和杭州银行，同比增幅分别为13.88%、13.23%、11.92%、10.96%和10.02%。前五名减碳大户则是沪农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渝农商行和江苏银行，碳排放总量分别同比下降34.52%、23.64%、20.65%、17.89%、8.58%。

对此，有资深业内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银行业ESG披露质量整体不佳，核心问题集中在三方面。

一是碳排放披露有短板，范围1、范围2的碳排放数据可通过第三方核算，但范围3上下游的核算困难。国际要求披露范围3，但中国尚未编制细分到产品的化石能源投入产出表，只能用IPCC全球标准数据，与国内实际偏差大，且IPCC标准未获国内认可，同时生态环境部管控的碳排放数据是否向金融机构分享尚不明确，相关信息均未有效披露。

二是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披露不足。业内人士表示，国际要求大银行开展物理风险、转型风险测试，但国内大银行仅声称“已开展”，未披露情景设定、参数、结果及后续风险定价、资产组合调整举措。

三是生物多样性披露空白，TNFD框架无强制约束，ISSB的S2（气候变化）、S3（生态）标准未在国内落地，财政部未明确对应披露指标，且缺乏生物多样性基线数据，无法量化项目影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各企业2024年ESG报告后了解到，2024年披露范围3排放量的银行合计10家，较去年新增了6家，分别为农业银行、邮储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杭州银行。但整体来看，各行披露的范围3统计口径差异较大，涵盖城市用水、外购商品和服务、办公用纸、上游运输和配送等。

针对范围3披露难点，工商银行湖州分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银行的温室气体范围1（自身运营碳排放量）核算相对容易，该行于2020年起就逐年开展了相关核算工作，但金融资产端的碳核算，尤其是流动资金贷款等温室气体范围3碳排放核算是银行“难啃的硬骨头”。

“金融机构的温室气体范围3碳排放难核算的原因在于，金融机构信贷中流动贷款部分的行业投向多、类目分散、流动快。我们正在试图破解这个难题。”湖州市绿色金融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2025年以来，银行绿色金融保持强劲势头，而绿色金融是环境信息披露重要议题，银行信贷资金投向也实现纵深拓展，从传统的可再生能源、清洁生产等领域，进一步延伸至绿色建筑、绿色消费等新兴绿色场景。

作为我国金融体系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产品，绿色信贷规模近十年来实现持续稳步增长，总体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25年三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绿色贷款快速增长，截至三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43.51万亿元，比年初增长17.5%，前三季度增加6.47万亿元。

曾刚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碳减排支持工具作为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碳减排重点领域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据人民银行公开数据，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人民银行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累计支持金融机构发放碳减排贷款超过1.38万亿元，精准撬动社会资金流向低碳领域。为保持金融对绿色发展的支持力度，人民银行将延续实施碳减排支持工具到2027年。支持对象不断扩容，从原来的21家扩展到了多家外资行和几十家地方商业银行。

“绿色贷款余额、碳减排支持工具数据、绿色债券发行规模，以及转型金融与绿色金融的融合情况等指标既是政策要求，也是银行绿色业务的直接体现。”紫顶股东服务合伙人方领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ESG强信披银行的观察中发现，共有17家银行披露了2025年第三季度的最新数据，其余部分银行的统计时间节点多为2025年第二季度。17家银行共计向353个项目发放了61.90亿元的碳减排贷款，带动超17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量，加权平均利率为3%。

从碳减排贷款投向来看，大部分贷款投向为“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等领域；从碳减排贷款规模来看，2025年第三季度中，兴业银行碳减排贷款规模最高，超6亿元；从减排量来看，招商银行带动的减排量最高，为44万吨。

对此，曾刚向记者介绍，碳减排支持工具是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人民银行的政策框架，碳减排支持工具主要包括“碳减排支持工具本体”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两大类。

未来还有多个领域需要加大碳减排支持工具的开发设计。曾刚认为，一是高排放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二是气候投融资试点领域，三是循环经济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此外，还应关注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产品及碳排放权、排污权、用水权等资源环境要素担保贷款等创新产品的开发，以及数字化绿色金融工具的创新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