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居人士应如何进行法律规划？

独居人士如何进行法律规划

作者｜陈汉（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兼职于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

独居人士如何进行法律规划

作者｜陈汉（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兼职于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

一、坠崖式的人生困境

2025年10月，上海虹口区46岁的蒋女士突发疾病被紧急送医。这位职业女性，父母早逝、未婚无子女，身边没有一个近亲，平日里过着财务独立、品质优越的独居生活。在同事的紧急帮助下，她被送往医院，却因手术需要家属签字而陷入困境——没有法定监护人，没有近亲属，甚至连动用自己的银行存款支付医疗费都成为难题。最终，即使一位远房表弟吴先生挺身而出，即使街道与民政部门积极作为，在法律程序的重重关卡中艰难签字，暂时解决了“没有近亲属”难题，然而两个月的治疗仍未能挽回蒋女士的生命，12月14日，蒋女士不幸离世。

是否选择婚姻，是否选择生育，是个人选择，不存在优劣之说。我们见过幸福的婚姻，也见过婚姻家庭成为负担与不幸的渊源。在这个引人关注的案件中，最令人遗憾的是：蒋女士的钱并未能及时用在抢救她的过程中，连去世之后能否用于购买墓地、能否用于给她办一个体面的告别，都成了需要民政研究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国家最终继承其遗产，虽然符合现行法律规定，但可能并不符合很多人的期待。

蒋女士的遭遇，既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在当下中国，像她这样“三无一独”（无配偶、无子女、无父母，独居生活）的人群，在大城市并不罕见。他们中许多人事业成功、财务独立，平日里享受着自由与高品质的生活，却未曾意识到，当疾病或意外突然降临，这种看似完美的生活方式会瞬间崩塌，坠入法律与制度的真空地带。

如果，碰到下一个类似于蒋女士一样的“三无一独”人士，我会提供哪些法律建议？明确一下，我们讨论的不是蔡澜这样的亿万富豪：只要有意愿，他们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来管理一切。

二、法律工具的选择

部分人士认为，蒋女士缺少一份遗嘱：只要立下遗嘱，身后事便有了安排。然而，蒋女士的案例清晰地告诉我们：遗嘱只解决“身后”的部分问题，却无法应对“生前”的危机。如果我是她的律师，我会更倾向于遗赠扶养协议而不是遗嘱这个工具。让我们来重新认识一下遗赠扶养协议制度。

（一）遗赠扶养协议

遗赠扶养协议，是一项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法律制度，并非舶来品。它承载着独特的社会保障功能。根据《民法典》第1158条，它是指自然人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个人签订协议，由后者承担生养死葬义务，享有受遗赠权利的民事协议。回溯至计划经济时代，农村“五保户”（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问题曾是基层治理的难题。集体组织资源有限，许多孤寡老人面临“老无所养、死无所葬”的困境。遗赠扶养协议恰在此时成为制度创新的关键一环——通过法律形式将集体或个人的扶养义务与遗产受让权绑定，既解决了五保户的基本生存需求，又避免了公共资源过度消耗。

在当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承担了社会保障兜底的职责；而遗赠扶养协议则逐步焕发出新的光芒，有了新的适用领域。

（二）如何定制一个遗赠扶养协议

相比遗嘱，作为双务协议的遗赠扶养协议可以提供更为全面的保障。

第一，在自治空间上，现行《民法典》对这一法律制度并未有限制性的规定，因此给当事人留下了意思自治的空间。

第二，在主动性上，意定监护人通常只介入必要的行动，例如医院授权等，而遗赠扶养人则可依据约定更多地主动介入，包括生活上的照顾等。

第三，在启动时间上，意定监护需要在陷入限制行为能力或者无行为能力之时才能启动，而遗赠抚养人可以依据约定在对方没有失去行为能力但是失去下楼/下床的能力之时就进行介入。

因此，过去遗赠扶养协议主要解决了遗赠事项，而今天可以依据意思自治解决更多的问题。

以类似蒋女士的情况为例，如果我来起草，我会考虑如下要点：

1. 协议中生养义务的触发机制，即明确启动介入的标志性事项；

2. 生养义务的具体标准及承担生养义务的“持续性报酬”；

3. 关于部分接管财产与全部接管财产的约定；

4. “死葬”即后事安排的具体标准与要求；

5. 关于第三方监督机制，包括对钱的监督（例如公证提存）及对行为的监督；

6. 动态调整与单方终止的清算机制。

因此，与传统的遗赠扶养协议不一样，当下我们可以将遗赠扶养协议分拆为一项组合：付费购买特定服务的长期协议，以及百年之后的遗赠。

当然，遗赠扶养协议主要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还需要授权等其他配套制度。

（三）专项授权：保守的优选

2021年《民法典》正式确立意定监护制度，这无疑是法律进步的重要标志。然而，在实务操作中，特定事项授权往往比意定监护更为成熟和实用。甚至，我个人认为意定监护在当下还属于一个探索阶段的新事物，特别是长期监护方面，并未有太多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

事实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持久授权书（EPA）制度给我们提供了宝贵借鉴。EPA允许委托人在意识清醒时指定代理人，在其丧失行为能力后处理财务和医疗事务。这一制度的关键在于“预先指定”和“即时生效”，避免了临时寻找监护人的仓促与不确定性。同时，中国香港的持久授权书需要在法院进行登记，因此是一个“受公权力监督”的授权。

相比之下，内地的意定监护虽有框架，但配套机制尚不完善：监护监督机制薄弱、监护人职责缺乏细化规定、公权力介入程度低。因此，我更倾向于一份授权，有限的授权、逐步的授权，而不是概括性的意定监护。

所谓有限的授权，逐步的授权，可以用一个脱敏案例来说明。

一位已经退休的离异单身无娃女士找到了我，在讨论了意定监护的“宽泛”之后，决定选择一位认识20多年比她小10岁左右的邻居女士作为被授权人，并进行了授权。所谓有限授权，是指授权了一张特定银行卡的网银并将密码、U盾、对应的验证手机，放在一个指定的地方。未来如果需要用钱，可以动用这个银行卡，但是其他资产并不在授权之列。所谓逐步的授权，是指如果出现了该女士需要住养老院由专人照顾（不再适应社区养老）的情形，那么被授权人可以出售一套指定的房产（出售的价款需要回到上述特定的银行卡），用于未来逐步支付养老院的费用。

当然，实践案例会更复杂一些。总之，比意定监护更细致，更具有可执行性。

（四）医疗预嘱

严格来说，意定监护是涵盖人身与财产的。上述的授权，原则上只限于财产。关于身体，则可能需要一份“医疗预嘱”。医疗预嘱（Advance Directive, Living Will），又称生前预嘱，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意识清醒时，预先以书面形式表达的关于自己在生命末期或丧失决策能力时，希望接受或拒绝何种医疗措施的意愿。这一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尊重患者的医疗自主权，确保个体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尊严得到保障。

2022年6月23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表决通过，首次将生前预嘱正式写入中国地方性法规，开创了我国医疗自主权保障的立法先河。其他区域虽然无明确规定，但从尊重当事人意愿的角度出发，只要不涉及主动寻求安乐死，本人认为其效力并不需要以地方性或者全国性的规定来“重述”。

如何写医疗预嘱需要非常专业的医学知识，对一个自然人可能走完最后一程的多种可能性需要有不同的预案。同时，一份严谨、细致的医疗预嘱也是让被授权人积极行事避免纠纷的重要方式。

三、公证助力

作为兼职律师，在服务客户类似法律文件之时，我都会建议客户尽量进行公证。公证作为国家证明制度的核心环节，其意义不是普通法律文书所能替代的。

第一，公证机构的专业审查确保了文件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尤其是对行为能力的认定），特别是双录的专业流程，减少了后续争议；

第二，公证文书具有更强证据效力，通常无需额外证明；

第三，公证文件具有可溯源性。当第三方看到相关人士持有公证法律文件时，可以致电公证处来核实文件的真伪，而其他法律文件，即使提供签署之时的视频，其确定性也没有公证强。

关于公证文件，一个法律上的小小疑问是：如果在文件中明确约定“本文件的修订必须以公证的形式做出”，是否有绝对排除未来以其他形式做出的法律效力，依然是存疑的，虽然我个人倾向于写入这个条款，以避免未来弱势一方被对方“挟持”而签署新的法律文件。

此外，公证提存与资金监管，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监督机制。

即使是有限授权，即使是逐步授权，也只能从外部机制上降低被授权人滥用的可能性，并不能杜绝。如果需要聘用一个监督者来事无巨细地确认，则会产生较高的成本，甚至如果监督者不在本地生活，则可能影响其时效性。而每个地方都有公证处，公证提存能解决“支出”的本地化审核问题。

换句话说，公证提存/公证资金监管可以视为一个家庭信托的低配替代版本。当下设立信托可能还是非常小众的一个选择，并且信托公司的营业场地密集程度，远低于公证处。个人认为，从细分领域看，大部分客户不会也不应该成为信托公司的客户，但是可以成为公证处的目标客户及服务对象。

至于以自然人作为受托人的民事信托，以及未接入国家公证体系的各类野生遗嘱库，我个人看法是：在有选择的时候，为什么选择它们呢？

以上文的退休阿姨为例，如果进入第二阶段授权卖掉房产之后，约定了需要将600万提存至指定的当地公证处，其他部分留在授权标的中的银行卡中，作为一种风险管理的措施。此时，如何与公证处达成一个职责与收费相匹配的提存协议，则是非常考验律师与公证处了。

四、两个残酷的事实

（一）届时有多少钱，决定了有多少选择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所有的服务都是需要收费的。生病住院的时候，能去协和国际部，还是去社区医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多少钱。

花钱的时候才需要有钱，而人到中年之后，最花钱的，不过是医疗与康复之时的照看。这些是最不确定的开支，从技术上看，唯有保险能解决。考虑到我不是保险专业人士，在此不展开。感兴趣的朋友直接问成熟的保险代理人或者经纪人。

有财产不代表有流动性。在需要钱的时候，例如要入住康复医院、疗养院的时候，如何将其他资产进行出售变卖，则是律师需要提前协助准备的事项。如上文所述，如何确保被授权人在必要的时候能出售掉不动产，并妥善安排出售所得，则需考虑律师与公证员，甚至只有公证的介入才能确保一定的可靠性。

（二）人性是经不起诱惑的

无论是授权，还是意定监护，都存在着他人滥用职权中饱私囊的可能性。例如在公开的案例“丁某甲诉丁某丙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2民再4号民事判决）中，作为监护人的亲妹妹卖掉了被监护人的房产，损害了被监护人的利益。亲妹妹尚且如此，其他人如何保证？

现阶段，虽然有监护监督的自由，但依然是不成熟的制度，仍处在探索中。

五、结语

职业原因，我见证过不少类似蒋女士的悲剧，特别是丁克家庭与亚丁克（有子女但是不在身边生活）家庭。他们往往不是源于贫穷或不幸，而是源于对法律工具的忽视和对人生的过度乐观。当下，我们既要尊重个人选择独居生活的自由，也要正视这种选择背后潜藏的风险。

基于制度成熟度与缺乏反复验证，现阶段我认为意定监护是一个需要慎重选择的事项。特别是对于蒋女士这样相对年轻的人士，一个特定事项的有限授权，及一个未来启动的遗赠扶养协议可能更能解决问题。而监护监督制度，以及其他监督机制，对于普通人可能依然是一个相对高成本的选择，因此公证提存可能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法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法律至少能解决部分问题：确保确定性的授权人，确保既有钱的到位，降低人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