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干部被举报为国民党，陈毅称周副主席可证明身份

1949年初夏，上海刚刚解放，在一次工商界会议上，一位神态儒雅的男子与市长陈毅并肩而立。

这场会议之前，举报信纷至沓来，信中都说他曾与国民党高官往来频繁，怀疑他也是国民党。

陈毅得知后，却说：周副主席能证明他的身份。

此人究竟是谁？他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身份？

一切还要从1939年说起，那时的上海，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全面清洗进步力量，特务的影子无处不在。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卢绪章接到了组织的通知。

那天夜里，他被人引进一间不起眼的屋子，简单寒暄后，江苏省委的负责人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他离开上海，前往重庆。

真正让他意外的是任务的内容，不是去前线，不是转入更隐蔽的地下工作，而是继续“做生意”，而且要做得比从前更像一个资本家。

广大华行将被改造为党的秘密机构，他要以商人的身份，打入国民党统治核心最复杂、最危险的区域。

在去重庆之前，卢绪章被安排前往红岩村，与周恩来见面。

他耐心地听完卢绪章关于上海、关于广大华行的情况汇报，等卢绪章说完，才慢慢开口。

他告诉卢绪章，这项任务不能公开，不能交叉联系，不能留下任何痕迹，广大华行内部的党员，必须由他单线领导。

他的真实身份，从这一刻起，只能存在于极少数人的记忆中；哪怕是父母、妻子，也不能透露半个字。

1940年夏天，卢绪章只身离开上海，踏上了前往重庆的路，他对家人只说是生意调动，去大后方发展市场。

到了重庆，卢绪章很快进入角色，广大华行重庆分行开业那天，车水马龙，宾客如云，商界名流、政府官员络绎不绝。

卢绪章站在门口迎客，西装笔挺，言谈从容，俨然一副精明干练的商人模样。

他不再回避社交，反而频繁出入各种场合，主动结识国民党政要、军界人物，与他们称兄道弟，推杯换盏。

当他看到一些国民党高官双手沾满鲜血，却还能若无其事地高谈阔论时，内心的厌恶只能死死压住。

当有人背后指责他“趋炎附势”“与虎谋皮”时，他不能辩解，只能一笑置之；甚至连一些昔日朋友的疏远与鄙夷，他也只能默默承受。

作为单线联系的特殊党员，卢绪章既是交通员、情报员，也是经济支柱。

他通过广大华行，为地下党筹措经费，转移资金，掩护同志；同时，又要确保这家“商行”在敌人眼皮底下长期存活。

在重庆站稳脚跟之后，卢绪章很快发现，仅仅“像个资本家”还远远不够。

要让广大华行活下去，要让这层伪装牢不可破，他必须走得更深，深到连敌人都把他当成自己人。

1942年春天的一天，一位衣着考究、举止从容的中年人出现在广大华行的办公室里。

对方自称张军光，是昆明中和大药房的董事长，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中颇有人脉。

当天晚上，卢绪章设宴为张军光接风，酒桌上出现的几张面孔，让他意识到，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应酬。

施公猛、梁若节、严少白，这些名字，在地下党内部早有记载，军统、中统的重要人物，手上沾着无数同志的鲜血。

此刻，他们却神态自若地坐在自己对面，谈笑风生，仿佛只是几个普通的生意伙伴。

卢绪章举杯、落座、应答，从不抢话，也不刻意回避，谈到生意，他条理清晰；说起时局，他含糊带过。

对方抛出试探性的问题时，他总能用一句看似随意却又滴水不漏的话轻轻带走话题。

整场酒局下来，没有一句多余，却让在座的人对他刮目相看，正是在这样的场合里，卢绪章开始一点点进入敌人的“朋友圈”。

施公猛对他颇为欣赏，称他“懂分寸、讲信用”；梁若节觉得他“是个只认钱、不惹事的聪明人”；严少白甚至私下对人说，卢绪章“是可以合作的对象”。

这些评价，在别人看来或许只是场面话，但对卢绪章而言，却意味着一层更厚的保护壳。

那是一张能在重庆畅通无阻的通行证，从那之后，他出入一些场合，再无人敢轻易盘问。

警察、特务见到证件，态度立刻变得客气；就连一些原本态度暧昧的人，也开始主动示好。

随着他在国民党高层中的“名声”越来越响，一些昔日的朋友开始与他保持距离，有人当面不说，背后却议论纷纷。

更有甚者，直接指责他“早已变了立场”，这些话，像针一样扎进他心里，却不能反驳半句。

1947年之后的上海，表面平静之下，却早已暗流汹涌，国民党统治日渐败退，党派林立、特务遍地。

而在这座风雨欲来的城市中央，一家名叫“广大药房”的商号仍在悄无声息地扩张。

这是一家经营西药、医疗器械的公司，门面不大，却地段极佳，坐落于南京路核心地带。

门口整日人流不息，白衣药师站在柜台后彬彬有礼，一派安稳生意人的气象。

而更隐蔽的“广大华行”，则继续运转着一张看不见的红色网络，为中共提供情报、转运物资、接应同志。

它表面是一家药房，骨子里却是一处秘密交通点，一张巨网的一个结点。

此时的卢绪章，表面上是“资本家卢老板”，身着长衫、每日应酬，在商界混得风生水起。

而在黑暗之中，他则是无数地下党员的保护伞，是组织秘密工作的统筹者，是一线情报人员的“联络站”。

只是，再高明的掩饰，也终有被察觉的一天，那是194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卢绪章刚刚从夜宴中归来，还未更衣，便接到一通电话。

市警察局稽查处传唤，说他有重大嫌疑，与“苏联驻沪机构”私下勾连，极可能为共产党传递情报，要求“当面面谈”。

卢绪章脸色未变，放下电话，默默洗了把脸，面上波澜不惊，心里却快速盘算着应对。

赴约那天，他身着常服，手持皮包，神态从容，走进警署时甚至还向门口的稽查员点了点头。

对方面无表情地带他进了讯问室，几个便衣围坐四周，神情凝重，一开口便是直刺要害。

“卢绪章，我们掌握确凿证据，你驾驶车牌50008号的汽车频繁出入苏联驻沪总领事馆，你现在最好从实招来：你是不是共产党？”

卢绪章面不改色，把皮包放在桌上，语气不急不缓：“各位，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

说罢，他又顿了一下，补了一句：“我是陈果夫先生的常客，各位若是不信，大可以打电话去问问‘果公’。”

几位便衣对视了一眼，脸上神色变得微妙，陈果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CC系核心人物，在特务系统内部，他就是“天”，他一句话，可以让一个案子立刻“归档”。

早在一年多前，卢绪章便开始精心谋划一项“合作”：为陈果夫出资建立一家新制药厂，提供设备、人脉与技术支持。

借此，他成功与“果公”建立了某种“互利共生”的关系，卢绪章提供“资本家”的资源，陈果夫提供政治保护。

这个人脉，是他多年来最危险、也最有力的一枚棋子，而如今，这枚棋子派上了用场。

警署负责人听罢，神情顿时一松，连忙道歉，随后将他送出警署，态度恭敬。

那段时间，在陈果夫、施公猛、梁若节、黄金荣等人的共同“庇护”下，广大华行不仅没有在政治风暴中覆灭，反而在多个政治派系之间游走腾挪。

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卢绪章被委任为“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贸易处副处长”。

上海工商界内部，议论声在私下流传，很快演变成铺天盖地的“举报信”，一封接一封地送往市政府。

这些信语言或婉转或激烈，却无一不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卢绪章的政治立场是否可靠？”

信件越堆越高，最终到了陈毅市长的案头，那天下午，陈毅看着这些信，脸上露出一丝哭笑不得的神情。

6月下旬，市政府决定召开一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陈毅亲自主持，目的是安抚民心，稳定经济，鼓励资本家配合新政府接管。

卢绪章，作为贸易处副处长，也被安排列席，他穿着整洁的解放军军装，腰板笔直地走向主席台，在陈毅身旁落座。

短短几步，台下窃窃私语四起，议论声低而急促：“你看，那不是卢绪章吗？”

“怎么……穿的是解放军军装？”

“我还以为他早逃到香港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居然成了解放军干部？”

陈毅全都看在眼里，他不动声色，直到会议接近尾声，才说：“今天有些事，我要向大家做个说明。”

会场顿时安静，陈毅一改之前平和语调，语气顿起波澜：“近日，市政府收到不少信件，关于我们的一位同志，说他是旧社会的资本家，说他和国民党高官来往密切，说他是‘敌人’的人……”

台下鸦雀无声，陈毅突然一笑：“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卢绪章同志，不仅是我党的干部，更是恩来同志，亲自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他的身份，周副主席可以作证！”

全场震动，几个坐在前排的工商界代表，惊得站起身来，面面相觑。

陈毅目光扫视全场，又补了一句：“若没有卢绪章同志，广大华行就不会为党转移数百万美元的资金；若没有他，这座城市中的许多同志，恐怕也无法活着走出白色恐怖。”

说完，他拍拍卢绪章的肩膀，语气含笑：“大家，不要误会自己人了。”

那一刻，卢绪章坐在主席台上，腰挺得更直，几十年风雨，一朝揭开，台下掌声响起。

那一天，卢绪章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等会议结束后，他悄然离场，走出会场时，他才缓缓站在阳光下，抬头看了一眼，目光望向东方。

他终于不用再隐藏，不用再伪装，那个在黑夜中沉默行走的人，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