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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是渐渐深起来的。先是早晚的风里有了凉,后来连午后的日头也显得薄了,光斜斜地穿过梧桐的枝叶,在水泥地上投出些晃动的、疏疏落落的影子。我和老陈约在巷口那家旧馆子见面,是七年来的头一遭。
店还是老样子,油腻的方桌,长条的板凳,灯泡蒙着经年的烟尘,光便显得昏黄而温软。我们要了啤酒,几样简单的小菜,话头起初是散着的,像窗外被风卷着的落叶,东一句,西一句。后来不知怎的,就落在了“工作”这两个沉甸甸的字上。
“你说,怪不怪,”老陈抿了一口酒,眼睛望着门外空荡荡的街,“满世界都听见人说找不着活儿,可你往四下里看看,活儿真的少了么?”
我没接话。顺着他的目光望去,一个穿黄衣的外卖骑手,正歪着身子靠在电瓶车上,对着手机屏幕,很急很快地说着什么。说完了,手机往车头一塞,人便像一枚被弹弓射出的石子,“嗖”地一下,没入街道那头更深的昏暗里去了。
“活儿是有的,”老陈把目光收回来,声音低低的,像在自言自语,“少的,怕是弯下腰去捡的那份心了。”他给我说起他公司仓库的事,五千块一个月的缺,来问的人不少,可真能留下的,却没有几个。他提起一个曾在外企风光过的人,来了,谈了,最后却纠结于奖金、晋升这些渺远的东西。“他忘了,人得先站在地上,才能想天有多高。”老陈叹了口气,那气息悠长,仿佛也带着秋的凉意。
这让我忽然想起我的父亲来。他是个泥瓦匠,一双粗粝的手,能砌出笔直的墙。我小时候,他常在晚饭后,坐在院里那棵枣树下,用瓦刀细细地刮去鞋底的泥块。那时他总说:“人啊,只要不惜力,黄土里也能刨出食来。怕的是眼高手低,脚下的地嫌硬,头上的天又够不着。”枣树的影子,一团浓黑的墨似的,把他和他说的话,都静静地罩在里面。那时我不懂,如今坐在这陌生的酒馆里,隔着七年的光阴,那句话的意思,倒像被这昏黄的灯光煮透了,一丝一丝地渗到心里来。
“人从低处往上走,不难;难的是从高处落下来,怎么接着地。”老陈又说。他的话,让我想起山。少年时爬山,总盯着最高的那座峰,对脚下的碎石与沟坎,是不屑一顾的。待到年长些,爬过几座山了,才渐渐明白,重要的不是你在哪座山峰上,而是你的双脚,是否还能稳稳地、踏实地,踩在不论高低的泥土上。
夜渐渐沉了,像一滴浓墨滴进清水里,匀匀地化开。酒馆里只剩下我们这一桌。老板靠在柜台上,头一点一点地打着瞌睡。世界静下来,便听得见外面风走过的声音,呼呼的,一阵紧似一阵,催促着树梢上那些最后的、顽固的叶子。
“你看那些叶子,”老陈指着窗外,一片叶子正打着旋,不情愿似地,慢慢悠悠地往下落,“有的落在干净道上,被人扫了去;有的落在泥沟里,烂了,成了土。可最苦的,是那些吊在最高枝上的,枯了,干了,还抓着枝子不肯放,总以为还有别的去处。最后风一停,它们就悬在那儿,成了冬天里一个干瘪的、难看的记号。”
我们付了账,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玻璃门。风立刻灌满了衣袖,冷冷的,让人精神一凛。在巷口分别时,老陈点了一支烟,那一点暗红的光,在他指间明灭,像夏夜里最后一只萤火虫。
我独自往回走。拐过街角,又看见了那个黄衣的骑手。他坐在人行道的花坛边上,捧着一盒饭,正大口地吃着。他的电瓶车就停在身旁,车头上架着的手机,屏幕还亮着,幽幽的蓝光,映着他沾了灰的、年轻的脸。他就那么吃着,静静的,与这深秋的夜色,仿佛融成了一体。
我忽然觉得,这世上或许本没有所谓“好活”“赖活”之分。活就是活,是你睁开眼睛,就必须去面对、去填满的一天。那些抱怨着无路可走的人,或许并不是路断了,而是他们心里,还横着一道自己设下的、名为“体面”或“过去”的栅栏,舍不得跨过来。人总是先为自己画一个圈,然后才感叹天地狭窄。
快到家时,经过一片小小的街心公园。借着路灯,我看见一个清洁工,正佝偻着腰,一下一下,极认真地,将散落的落叶扫拢到一起。沙,沙,沙……那声音沉稳而绵长,是这秋夜里,最踏实的一种节奏。
我站住了,听了很久。明天,太阳会照样升起,街道会被车流与人声填满,新的活计会等着人去做。而所有的路,大概都始于此——先弯下腰,捡起你眼前的那片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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