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味豨莶草治疗面瘫，五剂病消！

秋意是渐渐深起来的。先是早晚的风里有了凉，后来连午后的日头也显得薄了，光斜斜地穿过梧桐的枝叶，在水泥地上投出些晃动的、疏疏落落的影子。我和老陈约在巷口那家旧馆子见面，是七年来的头一遭。

店还是老样子，油腻的方桌，长条的板凳，灯泡蒙着经年的烟尘，光便显得昏黄而温软。我们要了啤酒，几样简单的小菜，话头起初是散着的，像窗外被风卷着的落叶，东一句，西一句。后来不知怎的，就落在了“工作”这两个沉甸甸的字上。

“你说，怪不怪，”老陈抿了一口酒，眼睛望着门外空荡荡的街，“满世界都听见人说找不着活儿，可你往四下里看看，活儿真的少了么？”

我没接话。顺着他的目光望去，一个穿黄衣的外卖骑手，正歪着身子靠在电瓶车上，对着手机屏幕，很急很快地说着什么。说完了，手机往车头一塞，人便像一枚被弹弓射出的石子，“嗖”地一下，没入街道那头更深的昏暗里去了。

“活儿是有的，”老陈把目光收回来，声音低低的，像在自言自语，“少的，怕是弯下腰去捡的那份心了。”他给我说起他公司仓库的事，五千块一个月的缺，来问的人不少，可真能留下的，却没有几个。他提起一个曾在外企风光过的人，来了，谈了，最后却纠结于奖金、晋升这些渺远的东西。“他忘了，人得先站在地上，才能想天有多高。”老陈叹了口气，那气息悠长，仿佛也带着秋的凉意。

这让我忽然想起我的父亲来。他是个泥瓦匠，一双粗粝的手，能砌出笔直的墙。我小时候，他常在晚饭后，坐在院里那棵枣树下，用瓦刀细细地刮去鞋底的泥块。那时他总说：“人啊，只要不惜力，黄土里也能刨出食来。怕的是眼高手低，脚下的地嫌硬，头上的天又够不着。”枣树的影子，一团浓黑的墨似的，把他和他说的话，都静静地罩在里面。那时我不懂，如今坐在这陌生的酒馆里，隔着七年的光阴，那句话的意思，倒像被这昏黄的灯光煮透了，一丝一丝地渗到心里来。

“人从低处往上走，不难；难的是从高处落下来，怎么接着地。”老陈又说。他的话，让我想起山。少年时爬山，总盯着最高的那座峰，对脚下的碎石与沟坎，是不屑一顾的。待到年长些，爬过几座山了，才渐渐明白，重要的不是你在哪座山峰上，而是你的双脚，是否还能稳稳地、踏实地，踩在不论高低的泥土上。

夜渐渐沉了，像一滴浓墨滴进清水里，匀匀地化开。酒馆里只剩下我们这一桌。老板靠在柜台上，头一点一点地打着瞌睡。世界静下来，便听得见外面风走过的声音，呼呼的，一阵紧似一阵，催促着树梢上那些最后的、顽固的叶子。

“你看那些叶子，”老陈指着窗外，一片叶子正打着旋，不情愿似地，慢慢悠悠地往下落，“有的落在干净道上，被人扫了去；有的落在泥沟里，烂了，成了土。可最苦的，是那些吊在最高枝上的，枯了，干了，还抓着枝子不肯放，总以为还有别的去处。最后风一停，它们就悬在那儿，成了冬天里一个干瘪的、难看的记号。”

我们付了账，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玻璃门。风立刻灌满了衣袖，冷冷的，让人精神一凛。在巷口分别时，老陈点了一支烟，那一点暗红的光，在他指间明灭，像夏夜里最后一只萤火虫。

我独自往回走。拐过街角，又看见了那个黄衣的骑手。他坐在人行道的花坛边上，捧着一盒饭，正大口地吃着。他的电瓶车就停在身旁，车头上架着的手机，屏幕还亮着，幽幽的蓝光，映着他沾了灰的、年轻的脸。他就那么吃着，静静的，与这深秋的夜色，仿佛融成了一体。

我忽然觉得，这世上或许本没有所谓“好活”“赖活”之分。活就是活，是你睁开眼睛，就必须去面对、去填满的一天。那些抱怨着无路可走的人，或许并不是路断了，而是他们心里，还横着一道自己设下的、名为“体面”或“过去”的栅栏，舍不得跨过来。人总是先为自己画一个圈，然后才感叹天地狭窄。

快到家时，经过一片小小的街心公园。借着路灯，我看见一个清洁工，正佝偻着腰，一下一下，极认真地，将散落的落叶扫拢到一起。沙，沙，沙……那声音沉稳而绵长，是这秋夜里，最踏实的一种节奏。

我站住了，听了很久。明天，太阳会照样升起，街道会被车流与人声填满，新的活计会等着人去做。而所有的路，大概都始于此——先弯下腰，捡起你眼前的那片落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