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5岁的资深互联网用户小陈发现自己开始下意识地滑动,快速划过那些曾让他沉迷的、高度符合个人偏好的短视频时,一种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不是满足,而是熟悉的厌倦。他发现,自己竟然开始主动搜索一些“冷门”、“奇怪”甚至与自己历史兴趣完全无关的关键词,只为“看点不一样的”。这一微妙的行为转向,并非孤例。
它标志着以算法精准推荐为核心的“兴趣茧房”模型,在运行多年后,正遭遇其理论前提的深刻挑战——用户并非被动接受信息投喂的容器,而是会疲劳、会反抗、会主动寻求突破的认知主体。极度精准的个性化推荐在经历初期的效率蜜月期后,正陷入边际效用递减的困境。“兴趣茧房”非但未能如预期般越来越坚固,反而因内部信息营养的极度匮乏与用户持续的认知疲劳,而引发大规模的用户主动逃离与搜索行为回流。这预示着,一个单纯“推荐为王”的时代正迎来它的转折点,用户与算法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动态且充满张力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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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惊喜”到“枷锁”:精准推荐的效能衰减与用户倦怠
“兴趣茧房”的逻辑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之上:第一,用户的兴趣是稳定且可被数据完整描绘的;第二,持续满足用户的已知兴趣会带来更高的参与度和满意度。然而,现实远比模型复杂。当算法将这一逻辑执行到极致,矛盾便开始显现。
首当其冲的是信息环境的“内卷化”与认知营养的衰竭。算法致力于在用户已划定的兴趣领域内不断挖掘相似内容,导致用户接触的信息光谱越来越窄,内容同质性极高。如同在一片过度耕种的土地上反复种植同一种作物,最终会导致土壤贫瘠。用户最初因发现“懂我”的内容而产生的惊喜感,逐渐被“怎么又是这些”的审美疲劳所取代。这种高度重复的刺激,不仅无法带来新的认知增益,反而消耗用户的注意力资源,引发心理学意义上的“认知倦怠”。用户陷入一种“刷了很多,却好像什么都没看”的空虚状态,深度思考与信息整合的能力在碎片化的投喂中被悄然削弱。
其次,用户的兴趣本身是流动、发展和具有探索性的,而静态的算法模型难以捕捉这种动态性。人类的好奇心本能驱动着我们超越已知领域,探索未知。当算法构建的“茧房”过于严密,以至于完全屏蔽了意料之外的信息时,它就从一种便利的工具,异化为一种认知的枷锁。用户,特别是成长于数字时代的年轻用户,开始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被“困”在了系统里。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催生了主动的“破茧”行为。在小红书、豆瓣等社区,主动寻找“冷门推荐”、“反算法内容”和“踩坑避雷”笔记成为一种新的风潮;用户有意识地使用“不感兴趣”按钮、重置兴趣标签,甚至创建“小号”来打破主账号形成的兴趣定式。这些行为都明确传递出一个信号:用户渴望恢复对信息选择的部分控制权,渴望“偶遇”的惊喜,而非完全的“预见”。
最终,这导致了平台核心交互模式的悄然回流:搜索行为的权重在用户主动选择中得以提升。当推荐流变得乏善可陈,用户便回归最原始、最自主的信息获取方式——主动搜索。搜索代表着明确的需求和意图,它不再是被动接受算法的揣度,而是用户主动向信息世界发出提问。这一变化具有标志性意义,它说明纯粹基于历史行为的预测模型,已无法完全覆盖用户在当下情境中复杂、多变的信息需求。推荐与搜索,从“推荐为主、搜索为辅”的单向关系,正在向“推荐满足惯性需求,搜索满足探索与即时需求”的互补关系演变。
二、 理论透视:“信息偶遇”的剥夺与公共领域的“带宽压缩”
从传播学与认知科学的理论视角审视,“兴趣茧房”的危机,本质上是技术理性对人性化信息交往过程的僭越,其后果超越了个人体验,波及社会认知的深层结构。
一方面,精准推荐系统地剥夺了“信息偶遇”这一关键的社会认知机制。“信息偶遇”指的是在非直接寻获目的下,偶然接触到有价值或有趣信息的过程。它不仅是灵感和创新的重要来源,也是个体突破自身认知边界、与社会保持“弱连接”的重要渠道。偶遇不同观点、不同领域的信息,能够温和地挑战我们的既有观念,促进批判性思维和社会同理心。当算法将信息环境修剪得过于“整洁”,只留下已知兴趣的“强相关”内容时,这种宝贵的偶发性、跨界性的认知碰撞机会便大幅减少。社会如同由无数个平行但互不流通的“认知隧道”构成,整体思想的流动性与创新活力因此受损。
另一方面,正如学者在批判“新闻泰勒主义”时所揭示的,算法主导的“可见性剥夺”与“算法规训”正在重构公共领域,导致社会整体认知呈现“带宽压缩”状态。在宏观层面,当所有平台都采用相似的、以“最大化用户停留时长”为目标的推荐逻辑时,能够获得最大可见性的内容类型便会趋同——往往是那些最能激发即时情绪反应(如愤怒、焦虑、狂喜)、最符合简单叙事、最易于理解消化的内容。而需要深度思考、背景知识或呈现复杂性的多元叙事和严肃议题,则被系统性边缘化。这导致公共讨论的“带宽”被压缩,复杂现实被简化为同质化的、情绪化的符号,理性对话的空间受到挤压。人们虽然看到更多自己“喜欢”的内容,但关于社会整体的、真实的、多维的图景却变得愈发模糊和扁平。
用户当前的倦怠与反弹,可以视作对这种“压缩”状态的本能反抗。当个体感到自己的认知世界日益狭窄和情绪化时,其寻求多样性和深度的内在动力便会启动。这不仅仅是品味的疲劳,更是认知生态系统在单一化压力下的一种自我调节 attempt。
三、 破局之路:从“迎合者”到“拓展者”的平台责任与用户素养
面对“兴趣茧房”的效能危机与用户反弹,简单的算法微调已不足以应对。这要求平台重新定位其价值角色,从单一追求用户时长的“迎合者”,转向助力用户成长与认知拓展的“拓展者”;同时也要求用户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成为更积极的信息环境共建者。
对平台而言,核心在于设计“可控的随机性”与“价值加权”的混合推荐机制。 首先,平台可以有意引入一定比例的“非相关”内容,例如设立“探索”频道、增加“你可能还感兴趣”(基于内容网络而非用户行为)的推荐,或随机插入高质量的跨领域内容。这并非放弃精准,而是在精准的基础上,为“信息偶遇”保留制度性窗口。其次,必须改革以“互动率”、“停留时长”为唯一圭臬的评估体系,建立包含“信息质量”、“知识密度”、“观点多样性”和“社会价值”在内的多元评价维度。算法不应只学习用户“喜欢”什么,还应尝试评估并推广那些对用户和社会“有益”的内容。
例如,对科普、深度报道、理性讨论等内容类型给予流量加权,即使其短期互动数据不如娱乐性内容。这需要平台承担起超越商业指标的社会责任,将培育健康的公共话语环境作为其长远发展的基础设施来投入。
对用户而言,关键在于培养“算法素养”与“主动信息管理”能力。 用户需要认识到,自己在算法面前并非完全被动。可以通过定期清理缓存、有意识地浏览不同信源、关注意见相左的优质创作者、主动使用搜索和订阅功能,来“教育”和“修正”算法对自己的画像。更重要的是,用户应建立起对信息环境的批判性认知,警惕长期沉浸于同质化信息所带来的认知局限和情绪极化风险,有意识地将一部分注意力分配给深度阅读和系统性学习,以对抗碎片化投喂带来的思维惰性。
最终,健康的数字信息生态,应是一种介于绝对控制与绝对放任之间的“有管理的多样性”状态。它既尊重个人的兴趣偏好,又为跨出舒适区提供友好的阶梯和激励;既利用算法的效率优势,又以人文价值引导其发展方向。当平台与用户共同致力于打破那层日渐板结的“茧房”,信息流动将不再是塑造偏见的回音壁,而有望重新成为激发思考、连接社会、孕育创新的广阔原野。这不仅是技术的优化,更是一场关于如何在数字时代保有认知自由与思想活力的社会实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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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M. K., Kusbit D., Metsky E., et al. Working with machines: The impact of algorithmic and data-driven management on human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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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萌. “数字泰勒主义”影响下的外卖平台“计件工资制”研究[J]. 社会, 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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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易白,智库学者,文艺创作者。长期从事政策研究、智库咨询与公益普法,曾担任军队政工网《建言献策》频道编辑、多家报刊专栏作者及特约撰稿人。在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及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有持续观察与研究。文艺创作逾三十年,诗歌、散文、歌曲、绘画、影视及音乐作品累计在各级各类比赛中获奖百余次,作品散见于多种文学期刊及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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