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奎：25年来的经济学与经济学界

李井奎参加《太学》演讲录制现场图。本文为新经济学家智库专稿，转载请注明来源。本文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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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展望：25年来的经济学与经济学界

李井奎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临近2025年岁末，21世纪的第一个25年即将落下帷幕。回想起25年前我到浙江大学跟随史晋川、周其仁、汪丁丁诸位先生攻读经济学，彼时经济学界千帆竞发，不禁感慨系之。那么，25年过去，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界如今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接下来它会去往何方？这些大问题当然不是我一介书生所能了然，但作为一个在25年中始终以经济学为志业的学者来说，我还是忍不住想着一吐为快。

回想世纪之初，人们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尤其是加入WTO，鼓舞着全社会的士气，中国经济犹如一轮红日正喷薄欲出。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社会也兴起了一股对经济学的学习热潮。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还只能说刚刚起步。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梁晶工作室引进了一批经济学的教材，与陈昕领导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格致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系列，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学习外国经济学的两个窗口。

如今回想，当时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界充满着不同的声音。经济学大体分为这样几派。

一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这一派学者在当时仍然占据着研究的主流。我现在还记得当年流传的一个故事，北京某著名高校有一位博士生希望转学西方经济学，他的导师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苦口婆心地写下万言劝诫书，规劝这位爱徒能够迷途知返，而这位博士生也最终幡然悔悟。这样的故事可以反映出当时学术界以及青年们在学习和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学上所存在的困惑。

另一派是政策派经济学，这一派经济学家希望能够为国家的政策改革提供良好的建议，并认为确立竞争性市场体制乃是改革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他们不是学理上有什么体系和坚持的学者，只是着眼于改革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和改革意见。这一派学者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严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却很难针对当时的经济状况给出良好的建设性意见。

而在当时的高校里，第三个经济学派开始逐渐兴起，这一派就是西方经济学派。当然，此时的西方经济学派内部也有着不同的派别，基本上每十年左右就会兴起一个特定的风潮。比如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中期，此时最盛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研究产权、交易费用经济学，推崇科斯、诺斯、张五常先生等人的学问。这一派当然思想湛深，但之所以在这个时期于中国流行，还是在于那一代中国经济学人数学基础普遍不好，当他们发现西方竟然有一个学派用不到许多数学，就觉得很对脾胃。这一派思想对中国影响很深，同时也成为市场改革派的助力。而到了2005年左右，国内经济学界开始引进英美高校的经济学教育模式，经济学家的数理基础也开始普遍变得更好，这段时期是西方经济学派的一个黄金时期。一般均衡理论、委托-代理研究、契约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引入国内，既占据了高校的讲台，也主导了对当时所遇到的国企改革等问题的研究。差不多到了2015年，应用计量经济学异军突起，因果关系研究逐渐被经济学家所接纳，此时的经济学教育开始大规模转向经验实证研究。这种情况也与经验研究进入门槛相对理论模型低，同时高校和其他科研单位又有较大的需求，理论模型的人才培养满足不了这种需求缺口有关；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数据的可得性大大提高，各类微观数据不断涌现，数据处理的手段也不断改良，使得基于计量的经验实证研究逐步占据了国内经济研究的主导地位。

总体而言，21世纪的前25年，国内经济学界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但研究的多样性和严谨性也得到了大大增强。在20世纪90年代与吴敬琏先生合著《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年轻经济学家刘吉瑞曾经慨叹：在中国，搞经济学没有什么门槛，当经济学家比当个厨子都容易（大意）。之后，刘先生也退出了经济学圈子。而如今再翻开主流经济学期刊，理论模型、计量模型早已满天飞，不经过几年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已经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经济学者，与刘先生所处的时代相比，是不可同而语了。

但是，似乎对经济学界的不满反而较当年刘先生之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刘先生的时代，大家对当时的经济研究现状不满，尚且还有一个寄托，那就是学习西方经济学，既学习他们严格推理的方法，也学习他们的思想精髓。这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方面花费了很大的气力，但其结果却仍然让许多人感到不满意。

首先是政策部门不够满意。他们希望经济学不仅要给出一套解决总体方向的思想，还要给出具体而微地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对于经济学家的那些严谨、繁琐的研究感到厌倦甚至厌恶，经济学家在追求严谨的同时，也失去了它在思想上的引导力。不得不说，这是对经济学寄予的希望太大了。任何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一套思想体系和思维方法，它不是要解决具体的问题，它是“授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那种认为经济学家就是要能出谋划策的想法，是把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当成了一门社会工程学，而这本身就是与经济学的性质背道而驰的。

在这个时候，经济学家内部也开始反思。一类反思认为西方经济学难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更多地开始对中国经济和政府的实践加以研究，在树立学术自信之前先树立民族和国家经济的自信；还有一类反思则痛斥经济学界陷入了知识生产的误区，于社会现实和经济问题无能为力，甚至有经济学家不无偏激地认为，一个县委书记胜过一群经济学家，这种认识并不新颖，其实是“以吏为师”的另一种版本。

就在不久之前，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经济学年会讨论中国经济学界到底应该走政策研究之路还是执着于知识的严谨生产，还引发了全网的热烈讨论。

其实，这原本不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从根本的精神上，它不可能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与政策全然不顾。事实上，在分析国民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倘若没有对社会与政府政策的关注，这种分析必然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若没有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同步、适配性发展，这种财富的增长也根本无从谈起。但是，在国家这个层面，政策与制度体系的成熟却不是必然趋势，也不是注定的结果。国家有兴有衰，有生有灭，是人类整体，而不是任何特定国家，将缓慢而稳步地实现从落后状态到繁荣社会的跨越。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家的直接目标当然是要为自己的祖国的经济政策提供助力，因为倘若相关经济政策偏离人类整体的发展进程，它就会对祖国不利，这将是经济学家的失职。

但是，经济社会又是相当纷繁复杂的，它需要我们分工协作地从各个角度对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加以研究。许多经济学家现在对应用计量经济研究的批评，对现在年轻学者倘若没有了计量模型和数理模型就不会讲话了所作的讽刺，其实并没有认识到，这只是一个学术分工的问题，不必要强求每个人都面面俱到，作为学术整体，这是认知的进步！这与亚当·斯密对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对国民心智的异化现象而做的辩护是高度一致的：传统农业社会虽然每个人看似懂得很多，其实人与人高度相似，社会总的知识量反而很低；商业社会人人知道的虽然有限，但加在一起整个社会知道的是更多了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陆铭教授希望年轻学者们“brave to be different”是值得肯定的。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年轻学者不够勇敢，而在于他们为什么不愿意“to be different”。

站在2025年的岁末，我们展望未来的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界，我想，可能有这样几个潮流会是未来经济学发展的特点：

第一，就是更为注意我们在具体的经济探索过程中的利害得失，注重这种探索背后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学界在深化本土经济问题和既有经济学体系的认识上提供镜鉴、启示，乃至于最终提炼、升华，成为更具一般性的经济学命题，丰富现在的经济学知识宝库。

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有简单的作业可以供我们抄取，接下来的25年将会与过去的25年大不一样，当年我们认为一切都有现成的答案，我们的任务就是“拿来主义”。但今天不同了，今天的时代和国内外形势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经济学家和社会其他群体一道去分析、认识，并就自己的知识积累和思维体系给出可能的应对方案。

第二，经济学的研究会更加多样化，也会更加深入，我们相信，经济学乃至一切学术研究的自由会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界以及全社会的共识。我们的心态可能会变得更加包容，容许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各类经济现象给出自己的解读，本质上就是一种学术和知识的进步保障。从这个意义上，某些领域的经济学可能还是会变得更加技术化，但我们也会看到在那些不够技术化的领域也会涌现出好的经济研究成果。

不得不说，学术界本身的发展并不足以保证他们总是与社会的需求相因应，因为判断学术发展方向的科学家与了解现实需求的企业家和政府人员并不共享着一套信息和思想，他们完全可能给出截然相反的学术发展方向。这种现象要求的很可能是科研体制的改变，比如企业自己也会设立研究院进行实用技术研究，国家也可能会就某些方向对研究加以引导和干预。最终，市场上的需求会逐渐调和两者。经济学家在未来也会如此，事实上已经如此了。

最重要的是，未来25年的经济学很可能会就几个问题达成一致，比如对经济增长必须与提升民众福祉更多地联系起来，比如保卫市场制度的同时又要结合我们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治理资源，等等。

回顾过去25年，我们很难说经济学在这场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中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积极作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无论是从世纪初的对产权的探讨，还是之后对激励与增长的深入研究，还是如今大行其道的经验实证研究，经济学始终在回应这个时代的问题。不可否认，经济学学术体制以及学术风向有其自身的问题，但作为一个伴随工业革命诞生的新学科，它始终在守护着这套财富生产制度，这才是最根本的。偏离这一点，它也就不是经济学了。

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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